《旋风少校》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

目 录

第一章 “旋风行动”

第二章 仅仅是开始

第三章 一九四四年历险记

第四章 “苍蝇”

第五章 历险续篇

第六章 相会

第七章 第一个周末

第八章 烧酒的味道

第九章 科利亚和斯捷潘

第十章 何谓波兰人

第十一章 一个环节、一杯酒

第十二章 飞行

第十三章 工作方式

第十四章 一切都很糟

第十五章 以防万一

第十六章 流泪的探戈

第十六章 相会

第十八章 血

第十九章 假情报

第二十章 发报

第二十一章 父亲和儿子

第二十二章 夜航

第二十三章 绝望的天真

第二十四章 痛苦的尝试

第二十五章 哎，阿纽塔，阿纽塔……

第二十六章 自杀

第二十七章 有专业的人

第二十八章 各得其所

第二十九章 不是尾声

第一章 “旋风行动”

　　1、

　　德意志帝国人民法庭庭长法莱斯勒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他根本不听被告的供词，不时地打断被告的讲话，用拳头敲打桌子，两条腿气得直打冷颤。

　　“你猪狗不如！”他怒吼道。“你这个杂种，快说，你出于什么动机把国家机密交给了赤色分子？！”

　　“我只有一个动机──对祖国的爱！”被告答道。“只有对祖国的爱……”

　　“放肆！你不配谈论什么祖国！你没有祖国！”

　　“我热爱我的祖国。”

　　“你爱祖国？！这叫什么爱？！这是同性恋！说，你在克拉科夫把情报交给了什么人？”

　　“这个问题对你们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们的手已经够不着他们了。”

　　“你不单单是个杂种，你还是个笨蛋！在巴伐利亚的山谷中已经造出了超功能的毁灭性武器，它们将把帝国的敌人置于死地！”

　　“别做美梦了！现在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不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庭长先生！”

　　“你不单单是个笨蛋，而且是个天真的笨蛋！复仇如同我们胜利的曙光和东升的旭日，必将来临，势不可当！只有你这种腐朽之辈才对此视而不见！你必须向法庭供出全部实情，才能保全你这腐臭、懦弱、可耻的性命！”

　　“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你明白这么做的下场吗？”

　　“我无所畏惧。我睡得很香，睡不着觉的是你们。”

　　“把这个恶棍带下去！快！我讨厌这张丑脸！”

　　被告被带走了。法莱斯勒戴上四角帽，整了整法官的大礼服，说道：“暂时休庭，等待判决！”

　　他总是在午饭前十分钟休庭：帝国人民法庭庭长患有胃溃疡，医生要他严守饮食制度，少食多餐。

　　上述情景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是去年夏天开始的一段故事的结局之一

　　……

　　2、

　　总部：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希姆莱的野战司令部会议因这位党卫军首脑受希特勒召见而中断了。不过会议已经讨论了议程中的部分问题。鉴于俄军攻势而准备将东普鲁士的党的首领们转入地下的问题，将留待下次会议讨论。

　　会议研究了几座斯拉夫文化中心城市的命运问题。现将发言记录摘抄如下：

　　希姆莱：我坚信，我们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对斯拉夫人过于宽容。解决斯拉夫人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照搬──当然也有某些变更──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可惜，我的论点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而罗森堡的观点反而占了上风。

　　卡尔登勃鲁纳：我坚信，好主意迟早都要变为现实。

　　希姆莱：地狱之路是用善念铺成的。假如两年前我们就着手解决斯拉夫人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必转入地下了。我们看事情还是清醒点好。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协同一致，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去解决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卡尔登勃鲁纳：我认为，我们关于摧毁斯拉夫历史发源地──克拉科夫、布拉格、华沙等中心城市的建议，对这个民族可能的复兴（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将打上一定的烙印。从本性讲，斯拉夫人不单单愚蠢，而且多愁善感。一片灰烬的景象将以相应的方式去塑造未来的几代斯拉夫人。历史文化发源地的毁灭是民族精神毁灭的形式之一。

　　希姆莱：军方是不会按照你的方案去立即摧毁所有这些中心城市的。军队不能在荒漠中作战。为了保持协调一致，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要么在我军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么在我军从上述城市撤退前夕，消灭斯拉夫文化中心的计划才能加以实现。

　　布罗伊蒂加姆：有必要考虑一下撤出部分珍贵文物的问题。

　　卡尔登勃鲁纳：布罗伊蒂加姆，你的话委实好笑。你尽管是个外交家，可说的尽是胡话。

　　希姆莱：布罗伊蒂加姆的意见也有几分道理。不过这个问题留待下星期再讨论。

　　卡尔登勃鲁纳，你跟凯特尔或约德尔联系一下，还是跟约德尔联系吧，他更聪明些。你跟他商量一下具体细节。你们可以选择几个最大的城市。我同意你提出的这几个地方──克拉科夫、布拉格、索菲亚、布拉迪斯拉发……

　　卡尔登勃鲁纳：布拉迪斯拉发是个好地方，在它的郊野可以打山羊。

　　希姆莱：请不要打断我的话，卡尔登勃鲁纳，这是一种非常粗野的作风。

　　卡尔登勃鲁纳：布拉迪斯拉发毕竟是我们友邦斯洛伐克的首府呀。

　　希姆莱：我有时简直不知道对你的论调作何反应：是一笑了之，还是臭骂一顿。什么时间对我有利，我就会立即撕毁与斯洛伐克签署的一纸协议。你是否认为，同斯拉夫人，同他们的任何一种国家形式签订的条约可能是认真的？

　　卡尔登勃鲁纳：如此说来，我必须得到军方的原则同意，才能采取消灭这些文化中心的行动？

　　希姆莱：一点不错。不然的话，他们会在大本营兴风作浪的。无谓的勾心斗角已经把我们折腾得疲惫不堪了。回头见，朋友们……

　　布罗伊蒂加姆：再见，首脑。

　　卡尔登勃鲁纳：再见，首脑。您的笔忘在这里了。

　　希姆莱：谢谢，我用惯了这支笔。瑞士的笔非常出色。瑞士人真是好样的！蒙布兰──这是一家出类拨萃的公司……

　　据我所知，卡而登勃鲁纳已就消灭最大的斯拉夫文化中心城市问题同约德尔商定采取联合行动（由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军方参加）。

　　尤斯塔斯

　　这份密电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从柏林发到总部的。总部当天就派专差送至前线各司令员手中。同时又通过埃尔文和凯特的渠道向柏林发出一份密电：

　　“尤斯塔斯：找机会亲自去克拉科夫一趟。总部。”

　　3、

　　一个月之后，苏联红军前线司令部情报处拟定了下面几个文件：

　　组成三人军事侦察组。旋风任组长，科利亚任副组长，阿尼亚任电报员。该组由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派出执行特别任务。他们已就总督管辖区以及克拉科夫市的护照问题做好了准备；假履历，密码，电信联络的时间和地点已检验完毕。

　　该组的任务是：查明德寇准备摧毁克拉科夫城的方法、时间和执行者。

　　完成任务的方法已与总部特务处领导人博罗金谈妥。

　　工作部属：空投着陆后立即集中。以手电闪光确定彼此位置。阿尼娅为集合中心。如有人受伤，则应缩短手电闪光的间隔时间──不是按规定每隔三分钟闪一次，而是每隔一分钟闪一次。电光的区别是：电报员为白光，组长为红光，副组长为绿光。

　　着陆后随即将降落伞埋掉，然后向北转移三公里。在那里可以稍事休息，然后换装，同博罗金建立联系。随后将电台埋掉，两人留在林中电台附近，副组长前往雷布内镇，查明那里是否有德国哨兵。如林中没有德军和哨兵，旋风就去兹洛布努夫的格鲁索夫大街１０７号，找西吉兹蒙德·帕列克，向他转达他的儿子，波军上校伊格纳泽的问候。西吉蒙兹德·帕列克通过自己人帮助旋风同一个暗号叫“苍蝇”的电报员接上头。苍蝇受旋风领导。

　　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三人着陆后未能集中，或帕列克的家已经被德国人占据，则可将雷布内镇的教堂作为接头地点，时间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由苍蝇主动走到组长身旁。苍蝇是个青年，身着旧德军制服，不戴肩章。旋风应穿蓝色西服，右手持鸭舌帽，左手用手帕从右往左迅速擦脑门。口令：“请问，你在这儿是否看到一个拿着两个袋子的老太婆？”答话：“是的，她刚才搭乘一辆过路车走了。”

　　旋风小组的装备如下：

　　敌占区马克：一万。

　　德国马克：二千

　　金表：八块

　　西服：四套（两套波士顿呢的，两套素色绒的，都是在利沃夫定做的）

　　皮鞋：四双

　　马靴：两双

　　毛线袜：两双

　　现袜：三双

　　手帕：四条

　　自动手枪：三支

　　子弹：六夹

　　手榴弹：八枚

　　冲锋枪：三支

　　电台：一个

　　食品：两份

　　上述物品由维科索夫斯基大尉转交（签名）

　　旋风少校已收到上述物品（签名）

　　在“旋风行动”的材料中，还附有下述鉴定材料：

　　布尔拉科夫，安德烈·费多罗维奇，俄罗斯族，一九一七年生于坦波夫，未婚，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三五年考入师范学院哲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沙波瓦洛夫村当教员。参加过反对芬兰白匪军的战斗。负伤后复员，回到坦波夫，担任市委指导员。卫国战争爆发后，自愿奔赴前线。后被派往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特种学校学习。结业后被派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领导那里的谍报组织。在秘密状况下生活一年，后以译员身分在托塔组织４５／２２工程中公开活动三个月。因出色完成上级各项任务，被授予红旗勋章和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各一枚。未受过审讯。坚定，可靠，无限忠于党的事业。

　　伊萨耶夫，亚历山大·马克西莫维奇，俄罗斯族，一九二三年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未婚，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四Ｏ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一九四一年六月自愿奔赴前线，参加卫国战争。因在格扎茨克战役中英勇作战，被授予勇敢奖章一枚。后被派往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特种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三次派往敌后方执行特殊任务。获红星勋章和然级卫国战争勋章各一枚。坚定，可靠。无限忠于党的事业。

　　列别杰娃，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俄罗斯族，一九二三年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泰舍特市，共青团员，未婚。一九四Ｏ年中学毕业。在南西伯利亚铁路分局勘测管理处担任收集员。一九四一年向区兵役局申请入伍。被派往列宁格勒防空部队服役。在军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被派往无线电机务学校学习。曾被派往敌后方执行任务。获红星勋章一枚。未受过审讯，坚定，可靠，忠于党的事业。

　　这里还保存着几份为深入敌占区，取得合法身分而特制的假履历材料：

　　我姓波普科，基里尔·阿克先季耶维奇，乌克兰族，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第聂波罗捷尔任斯克的一个教师家庭。母亲曾任区委常委，一九二七年被内务部枪决。我曾在斯大林铁路局第七工务段克里沃依罗格车站当装卸工。

　　曾在驻守在白教堂区的基辅军区独立骑兵师第一步兵团服役。在基辅战役中被俘。在５６／Ａ接受审查后获释并被安排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面粉厂当车间副主任。我父亲在一所中学当校长，不久我便从面粉厂调入该校当总务主任。

　　在红军进攻该市时，父亲在一次空袭中丧生。我随德军撤退到利沃夫，在火车站机务段当调度员。因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我又从那里逃出。我的护照为７４１９号，是利沃夫市政府颁发的。

　　我叫格里尚奇科夫，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俄罗斯族，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生于莫斯科。在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一九四一年九月被派往莫斯科城郊挖战壕，十月被俘。后被派往明斯克，起初当建筑工，后在位于乌戈尔街７号的叶列明斯基理发馆当理发师。随德军撤退。现去克拉科夫，因为在火车上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一个救援站，专门帮助从布尔什维克恐怖统治下逃出的义士。护照为１２／２９９号，是一九四二年二十二日明斯克市政府颁发的。

　　我叫格鲁吉尼娅，伊丽莎白·罗季奥诺夫娜，俄罗斯族，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生于库尔斯克州维谢尔卡村。我的父母在一九二九年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流放到哈卡斯自治州的季夫诺耶夫定居。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念完九年级后，到库尔斯克的舅母家做客。舅母住在伏罗希洛夫大街４２号楼１７号住宅。这时战争爆发了。布尔什维克从该市撤走后，我在军官俱乐部当女招待。后在市医院当秘书兼打字员。后随舅母一家撤到基辅，在施丘梅尔副检查长家里当佣人。从基辅撤出时与舅母一家离散，来到乌日戈罗德，在那里遇到库尔斯克的老乡舍夫佐夫·格里戈里，他是俄罗斯解放军的军官。他说他从利沃夫撤出时看到过我的舅母，舅母打算途经克拉科夫前往德国。我的护照为７７７９号，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颁发的。

　　我叫布尔拉科夫，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红军少校，请将我的工资寄给我的父母，地址是：阿斯特拉罕市阿布哈兹大街５６号，布尔拉科夫，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和布尔拉科娃，塔玛拉·米哈伊拉夫娜。

　　我叫伊萨耶夫，亚力山大·马克西莫维奇，红军上尉，请将我的工资寄给我的母亲，加夫里琳娜，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可按照我档案中的地址寄。

　　我叫列别杰娃，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红军少尉，请将我的工资存入银行，因父母去世后我已没有亲人。附存折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文件：

　　今天，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在５７号地区投下

　　三名伞兵。鉴于云层低，风速大，距预定地点可能稍有偏离。

　　罗季奥诺夫大尉

　　飞行员罗季奥诺夫说“云层低，风速大”是对的。不过他说的也不全对：不是稍有偏离，而是偏离甚大。三人小组是在偏离预定地点七十五公里处着陆的。大风把他们刮向不同方向。没有一个人对阿尼娅发出的手电白光信号作出回答。地面很冷，不象是夏天。水洼冒着雨泡。林中散发出秋天树叶的气息。远方传来阵阵狗吠声。阿尼娅埋掉降落伞、工作服和电台，理了理头发，在水洼中洗了洗手，便朝北走去。

　　4、波普科

　　旋风在拂晓前来到公路上。乳白色的露水犹如秋天的初霜，洒落在柏油路面上。云向高处升去，已不象夜间那样被树冠撕成碎片。四周笼罩在黎明时刻的寂静中，黑夜试图与白昼争个高低。

　　旋风顺着公路旁的树从走去。湿漉漉的树枝柔和地触动着他的脸。他微笑着，不知怎地想起了父亲在屋旁一块空地上种树的情景。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搭棵美丽的、叶子肥大的美洲核桃树苗。等那两棵树苗长大后，父亲每次回家都要停下来，就象对人似的和它们寒暄问好。要是被人看到了，父亲就假装是抚摸树叶，要是周围没人，他就小声地、温柔地、久久地与两棵树交谈。他把那棵长得比较矮的树当成女人，而把那棵长得比较细高并且朝一旁倾斜的树当成男人。旋风不止一次听到父亲与那两棵树窃窃私语，问长问短，向它们抱怨自己的生活，并久久地倾听它们的回话──树叶的沙沙声。

　　对往事的会议并没有影响旋风的思考。他会议起的那些情景是缓慢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的，是逐渐与那座房子和往事建立起某种可见的联系的。此刻他也在考虑眼前的情景，考虑这天夜里同伴们发生的事情。他在盘算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起初是最坏的情况，然后是最有利的情况。

　　“显然，风把我们吹散了。”旋风想道，“我不应听到枪声的，因为风是朝我刮来的，他们比我先跳下去，所以是在风袭来的那个方向着陆的。旋风，”他不禁苦笑了一下，“旋风袭来……真是个愚蠢的代号，有点艾凡赫的味道，一点不假……代号叫风就好了，起码不那么张狂。”

　　他猛地停下来，呆然不动了：在他前面，柏油路被两排铁丝网拦住了。铁丝网一直通到条状界木，一个德国哨兵正在一旁巡逻。林边有一个哨所，哨所的烟囱冒出一股股青烟。显然，炉子刚刚点着。

　　旋风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全身被一种沉重的、逐渐觉醒的紧张感攫住了。接着他慢慢地蹲了下来。他熟悉树林。他从小就懂得，在林中没有比急剧的动作更引人注目了。一头野兽从密林中跑过时，会被人看到，可是一停下来，就无影无踪了，直到它重新动起来暴露自己为止。

　　旋风付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朝林中悄悄地爬去。他爬进一片密林，翻身躺在地上，点燃一支烟，久久地望着头上方那奇妙地盘在一起的树枝。

　　“看来，我是到了德波边界。否则哪儿来的界标？显然，我们是在克拉科夫西边很远的地方跳伞的。这里的哨兵一定很多。真糟！”

　　旋风拿出地图，铺在草地上，用夹着香烟的手撑住脑袋，然后用小指尖沿着地图上的公路线滑动着。有四条公路从克拉科夫通出：一条向东，一条通往扎科帕涅，一条通往西里西亚，一条通往华沙。

　　“对，这是通往西里西亚的公路。离这儿一公里就是第三帝国的版图了，真够玄乎的……应该往回走。至少要走七十公里。”

　　旋风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懒洋洋地嚼着。接着从军用水壶里喝了几口凉水，便朝密林深处继续爬去，时而停下来倾听那清晨的寂静。

　　（旋风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前面的确是边界。正如他所估计的，这里的哨兵也比其它地方多。然而他并不知道，昨天他们的飞机被定向仪测了出来。不仅如此，连飞机调头返航的地点也被准确地测了出来。因此，克拉科夫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指示三处处长对可能空投货物或红军伞兵的那片树林严密搜索。）

　　旋风沿着林间道路走去。这条路时而向上升到小山丘上，时而向下伸入幽暗阴冷的山谷。林中静悄悄的，这条路估计早已没人走了，可是特别好走，很瓷实，没有被雨水冲坏。旋风估计，如果用这种速度穿过树林，明天一早就能靠近雷布内镇和兹洛布努夫。他决定不到村子里去，尽管他的波兰话说得很不错。

　　“不值得，”他想，“弄不好还会留下痕迹。这里的环境我不大熟。即便多走十来里路也没关系。指南针总会把我带到目的地的。”

　　他走到一片林中草地时，就象在边界线上一样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慢慢地蹲到地上，过一会儿才从草地上绕过去。有一次他在一小片桦树林的空地上站了很久，倾听着蜜蜂的嗡嗡声。他的嘴里甚至感到了初酿的蜂蜜的甜味。

　　傍晚时分，他感到非常疲劳。倒不是因为他走了四十多公里的路，而是因为他穿过森林时一直小心翼翼，沉默不语，每一根树干仿佛都是敌人，每一片空地仿佛都是埋伏，每一条河仿佛都是铁丝网。

　　“真够坏的，”他疲倦地想着这片静静地树林，“自由自在地生长着，战争跟它毫不相干。连树梢也没碰过炸弹。也没有被烧坏的树。燃烧的树林是可怜的。可这片寂静的树林却平安无事，我一点也不可怜它。”

　　天黑了，旋风从林中道路上走下来，踏着潮湿柔软的青苔朝低处发出哗哗流水声的一条小河走去。他决定在那里过夜。越往低处路越难走，因为下面是沼泽地。旋风想打亮手电朝四下照照，可是转念一想，不能这么做，在树林中很远就能看到亮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又开始往回走。他摔了一跤，两条腿全湿了。他很生气，因为打算明天到雷布内镇，可是穿着脏裤子进村是危险的，人们一下子就会发现你是从林中出来的。他从德国猪皮夹子中取出手电，迅速照了一下自己摔倒的地方。青苔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碧绿色，就象驾驶舱里的磷光一样。

　　旋风来到路上，用白桦树叶把自己那双漂亮的宽头皮鞋擦了很长时间。这双皮鞋半新不旧，因为盖世太保对各种东西查看得非常仔细，他们在这方面很内行，新东西很容易引起怀疑。他又看了看地图，确定自己眼下的位置，然后顺着路的左方朝高处走去。夜晚的森林有一种特殊的、眼下很需要的寂静，这使他很高兴。陌生的，尤其是夜晚的森林是人人害怕的：无论是搜索者，还是在林中藏身的人。不过搜索者更害怕。

　　他没有点燃篝火。他在一棵给人带来暖意的大云杉树下坐下来，伸了个懒腰，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睡得很沉，做了一些又慢又长的梦。

　　他仿佛被什么东西撞醒了。他听见旁边那人出粗气。他甚至清醒地意识到，出粗气的那人患了伤风──每次出气鼻子里都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

　　科利亚，也就是格里尚奇科夫

　　他在着陆地点一带绕了很长时间，一开始绕着小圈子，随后绕的圈子越来越大，但毫无结果。他没有发现同伴们的任何痕迹。

　　黎明时分科利亚来到一条村道上。在岔口处有一座小小的教堂，在粉刷一新的白墙上钉着一副棕色的大十字架，上面钉着受难的耶酥。画家在耶酥的双手和双脚被钉子穿过的地方精心地画上了点点血迹。在教堂入口处的上端挂着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充满稚气的脸，大眼睛，纤细的手指紧贴在胸前，仿佛正在祈祷。

　　十字架下有个阁架，上面放着一个瓷杯，半截残烛正在杯中燃烧。烛光在黎明时刻的幽暗中摇曳闪烁，显得惊恐不安。

　　“这是外国！”科利亚突然想道。“我到了外国！当初瓦西卡跟父母从国外回来后，我们真是羡慕极了！他是一九三八年从波兰回来的。他瞎吹一气，我们信以为真，实在可笑。他说他在古塔胶海里游过泳，说不会游泳的人也能漂起来。‘海水能把人浮起来，’瓦西卡说，‘那是特别的美洲的海水。’我们从来没打过他，因为他到国外去过。”

　　科利亚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咳嗽了一声，不禁打了个寒颤。他转过身，只见一个老大娘站在门旁，正用手遮住一支刚刚点着的大蜡烛。

　　“早安，大娘。”科利亚说道。

　　“早安，先生。”

　　老大娘把十字架下面那只小杯里的残烛拿出来扔掉，把新烛放进去插牢。一阵风吹来，烛光摇晃了两下，熄灭了。科利亚取出打火机，把蜡重新点上。

　　“谢谢，先生。”

　　“不用谢。”

　　“先生不是波兰人吧？”

　　“我是俄国人。”

　　“从你的口音可以听出来。你是从安乐窝集中营来的吧？”

　　“不是。那是个什么样的集中营？”

　　“那儿住的是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到那里去。”

　　“听说那座集中营在雷布内镇……”

　　“先生听错了。”

　　“你能不能指给我去那儿的路？”

　　“当然行。”老大娘答应了一句，便朝耶酥受难相跪了下去。她小声祈祷着，用嘴唇发出迅速而模糊的声音。她有时沉默下来，手扶地，磕起头来。

第二章 仅仅是开始

　　1、科利亚

　　科利亚看着老大娘，不禁想起了外婆。外婆信神，科利亚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一次，她去买东西，把装钱的旧红皮包掉在了地上，从皮包里掉出一个刻着耶酥受难相的正方形铜十字架。科利亚一边笑，一边从地上捡起来，还把外婆取笑了一番。然后把十字架扔到了房角衣柜的下边。外婆哭了。这时谢苗舅舅刚洗过澡，穿着没扎皮带的制服走了进来。他照科利亚的脖子打了一下，打得不重，可是叫人感到委屈。

　　舅舅沉下脸说：“不象话！不准捉弄人，懂吗？”

　　“她信上帝！”孩子哭了。那时他十二岁，是全家的宝贝，无论是母亲、舅舅，还是外婆，谁也没动过他一指头。“她信上帝！”他哭叫着，“是个教徒！可我是少先队员！她信上帝！”

　　“我也信上帝！”谢苗舅舅说，“我信我的上帝，她信她的上帝。”

　　又过了很长时间，舅舅给科利亚讲了一个故事。在革命后的头几年，他们弄了几只死猫，从窗口扔进寒冷的教堂里。一些老头、老太婆正在那里做祷告，祈求上帝把胜利赐给他们不信神的儿子们──红军战士。一只死猫落在一个老大娘身上，结果她得了心脏病死了，可她正照料着四个孩子：孩子们的母亲饿死了，父亲是布留赫尔手下的一名红军指挥员。

　　波兰老大娘站起来，说：“走，我告诉你去安乐窝的路。”

　　科利亚从衣袋里拿出一包德国饼干：“拿去吧，老妈妈。给孙子们吃。”

　　“谢谢，先生。”老大娘回答。“我们不吃德国人的……”

　　科利亚和老大娘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走去。在遥远的南方，重重叠叠的群山笼罩在一片淡紫色的晨雾中。科利亚和老大娘登上了一座小山岗，一幅宏大美丽的画面展现在眼前：冈峦起伏的田野，一片片的翠林，一个个教堂的尖顶象玩具似的，从许多公里之外就能看见，因为空气就象早晨的溪流一样明净──仿佛河底的每一粒沙放在了显微镜下，清晰可见。只有当一阵风刮过来，搅动了溪水之后，那些沙粒才会消失，变为一片黄沙。过后又是一片寂静，风逝去了，于是颗颗沙粒又彼此分开。眼下也是如此：有时一阵风吹了过去，驱赶着灰色的飞云，那些教堂的尖顶便暂时隐藏了起来。一座座小屋的红色砖顶映现在眼前。炊烟枭枭，鸡鸣犬吠。清晨开始了。

　　“先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太可怕吧？”老大娘问。

　　“我去找我的未婚妻。她随父母一起走了。大家都走了，他们也跟着走了。”

　　老人抬眼看了看科利亚，说：“先生，你穿的这件上衣背上破了，你知道吗？”

　　“知道，”科利亚答道，其实他并不知道。“大概是在树林中划破的。”

　　“德国人喜欢穿戴整齐的先生，”老人一边说，一边仔细看了看科利亚。

　　“我也喜欢整齐，”他答道。“到了那里我再缝吧。”

　　一条小径从大路通向林边的一座小屋。

　　“我就到这儿，”老人说。“再见，先生。”

　　“再见。谢谢，大娘。你是专为教堂送蜡烛来的吧？”

　　“不是，我是从克拉科夫来的，我的儿子关在那儿的牢房里。”

　　“为什么？”

　　“为各种各样的事，”老人答道。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干家务活，”科利亚说。“这儿离集中营不远了吧？”

　　“还有五里路。别操心，我有两个孙子，能对付得了。你记住把衣服缝好，德国人不喜欢穿戴不整齐的人。”

　　科利亚来到“安乐窝”后，受到一个身穿皱军衣的年老的德国军官的盘问，折腾了四个来小时。接着那人让他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拿走了他的护照，把他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锁上门，熄了灯，便走了。

　　科利亚了解这种集中营。这里集聚着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这种集中营是三、四个月前开始建立的，还没有来得及把德国式的严密和准确灌输进来。这里人员流动量很大，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也不十分内行，到这里来的大多数是些效忠法西斯的人：伪警察，旧职员，商人。审查带有表面性质：德国人连公开的敌人都来不及认真对付，哪里还顾得上喽罗和走卒呢。

　　科利亚认为，凭借自己的各种证件是能够混过审查的。他指望得到一份劳动派遣证，这样就可以以公开身份潜入敌占区。这对于一个情报员来说是最要紧的。他从总参谋部的材料中知道，经过这种集中营审查的人大多被派去修建防御工事，平时没有卫兵押送，还可以自由地住在平民家里。

　　“当然，这么做有点冒险，”科利亚暗自想到，一边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双膝，“不过还是值得的。起码比站在雷布内镇的教堂广场上或在林中过夜更值得。这固然是孤注一掷，但我有我的王牌，我了解我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这座集中营大大门无人把守。守卫的只是两个伤兵。只有一个临时营房，住着十五、六个新兵，进行例行的审查。”

　　在黑暗中很难估准时间。时间似乎走得很慢，如同一匹衰老的驽马。在漆黑之中，一开始还想活动活动，可是到了后来，一种缓慢的呆滞会不由自主地控制住你，使你感到疲倦，昏昏欲睡，但又睡不着，于是便在枯燥的昏沉中挣扎。你的一切都裸露在外，你会听到一种簌簌声，幻听开始了，接着便会看到一些光束，你以为光线射进了门缝，其实这是黑暗在你眼中呼叫；是的，漆黑加上沉寂是会呼叫的。

　　“也许，应该去教堂附近接头？”科利亚心想。“可是那么做太没把握。我的波兰话说得不怎么样，又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一带溜达两天岂不愚蠢。而待在树林里，无异于浪费时间。我这么做就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应该属于我。一切都对我有利。没有必要紧张。这是黑暗造成的。应该想想下一步怎么办。没有必要自己吓唬自己。能使情报员毁灭的不是冒险，不是险情，也不是背叛。只有一种东西能使情报员毁灭，那就是──恐惧。”

　　他觉得自己在黑屋中被关了至少十个小时。其实不然，他在那里待了五个小时。审问过他的那个老德国军官对他说：“现在你到营房去。我们要检查你的证件。没法子，战争嘛！”

　　“我早有准备，”科利亚答道。“不过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们对我就象对付敌人一样。我在小黑屋里待得眼都疼了。”

　　“没事，没事……到营房去吧，明天就能定下来了……喂，哨兵，把这位先生带到营区去。”

　　哨兵把科利亚带到铁丝网跟前，就放他一个人进去了。

　　科利亚穿过黑暗的院子，朝门口上面亮着一盏蓝色灯泡的营房走去，这时有人从另一间营房走了出来。

　　科利亚在门廊前那盏灯的旁边停下来，想点一支烟抽。这当儿，他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十分熟悉的声音：“桑卡！”

　　科利亚一步跨进门廊，把打火机放到口袋里，连头也没回就朝营房走去。

　　“桑卡！”黑暗中那人又低声重复了一声。“你这是怎么了，桑卡！”说话间那个人走到了科利亚跟前。这是个年轻人，可是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科利亚不在意地瞅了他一眼，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在莫斯科的朋友，３７号住宅的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此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失踪了。这是他父亲说的。

　　“你认错人了，”科利亚说。“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我不是桑卡，我叫安德烈。晚安……”

　　“等等，”波格丹诺夫一边说，一边抓住科利亚的衣袖。“别发疯，懂吗？别发疯！”

　　2、阿尼亚

　　阿尼亚第二天傍晚来到了雷布内镇。她把自己的毛衣弄得满是尘土，往脸上抹了一层脏，象个疯人似地佝偻着腰，流着口水，慢慢地走过这座小镇。她知道德国人是不会来纠缠傻瓜的。她先从镇边的小路绕着走，然后穿过中心，从教堂、镇公所的两层石头房子、一座大商店和插在广场上的几个路标旁边走了过去。蓝色箭头标明了到克拉科夫和扎科帕涅去的里程。

　　阿尼亚从雷布内镇出来，穿过一片小松林，朝东南方向喀尔巴千山脉走去。她决定在离雷布内不远的树林中过夜，以便后天到教堂前的广场上去找旋风，或亲自去和苍蝇接头。因为总部正期待着她的发报。

　　她从大路走下来，穿过收割过的棕黄色田野，来到一片林边空地上。这是一片美丽的树林，在白桦树中还生长着松树。树叶被风吹得籁籁作响，布谷鸟在僻静的丛林中数着什么人的年龄，一条从灌木丛下流过的小溪不知在唠叨些什么。

　　阿尼亚离开林边空地，深入林中约半公里，准备在这里过夜，可是后来又往前走了一段，因为从路上可以看到篝火，而在密林深处可以点更大的篝火，整个夜晚都可以取暖，用德制小锅烧水，溶化浓缩食品，做匈牙利红烧牛肉块。阿尼亚过去吃过这种牛肉块，里边还放有胡萝卜干，黑胡椒，腊肉块，味道很象她父亲在原始森林中煮的那种肉汤。不过父亲把腊肉切成大块，并且往锅里放几个干胡萝卜，而不是象匈牙利浓缩食品中那样放一、二十片胡萝卜干。

　　维索科夫斯基大尉曾经两次请阿尼亚吃这种匈牙利牛肉块，还劝她喝点酒精，可是阿尼亚不肯喝，因为她在森林中和那些地址工作者一起喝过几次。至今一提起酒精，她的嘴里就有一种干涩的铁锈味。

　　“要是酒我倒想喝点，”阿尼亚对长着一双安详的蓝黑色眼睛的大尉说，“酒还有点甜味，可酒精难喝死了。”

　　“我的小爪子！”大尉一边喝酒精，一边笑着说道，“胜利后你丈夫会给你喝甜酒的。可酒精是私情的媒介。当然是友好的私情……”

　　阿尼亚是在原始森林中，在强健、善良的男子汉们中间长大的，学会了一下子就能识别人的本领。在那种地方也只有如此方能生存。在那里，必须当机立断：能不能跟这个人一起穿过冬天的原始森林，到十公里以外的阿尔捷莫夫矿场去看电影？人人都喜爱大森林，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它的考验，哪怕只有十公里的路程。

　　当长着一双安详眼睛的漂亮大尉用古怪的、意味深长的词句跟阿尼亚讲话时，她感到很开心。她明白大尉想干什么。对于大尉这种狡猾的、由远及近的围攻手法，她也觉得好笑。

　　她十七岁时，勘察队里一个来自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地质工作者曾偷偷地爬到她的身边。她是第一次在原始森林中遇到这种情况。当时她也觉得很好笑。当那人搂抱她的时候，她一开始还咯咯直笑，后来便厌烦了，把那人一把推开，绰起炉边的一块劈柴，说：“看我把你扎死！”

　　她的一些女伴爱上了小伙子后，却不让他们吻自己，她觉得很奇怪，心想：“为什么要这样呢？既然爱上了，就不能再扭捏作态了。只有对那些你不爱的人或是遇到了什么事，才会扭捏作态呢。”

　　有一次上级派她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取试剂。试剂没有了。阿尼亚来到理发店，让理发师把她的两条辫子盘了起来，然后去找设备供应处副处长。他给她批了试剂，可是整整两个小时不放她走，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她，磨磨蹭蹭，嘴里还唉声叹气的。

　　阿尼亚知道自己很漂亮，但态度很稳重，就象一个好士兵对待武器一般：心里有底，但不滥用，一旦需要，立即动用。

　　她在列宁格勒爱上了她所在营的教导员。她等着他叫自己去他的掩蔽所。她会毫不犹豫地应声而去。可教导员迟迟不叫她，只是在见面时拍拍她的脸蛋，送给她一块面包皮。阿尼亚想自己去找他，对他说她爱他，想跟他待在一起，可是没来得及：教导员饿死了——在从电车站到前线去的路上冻僵了。

　　篝火一下子就点着了。它把那咝咝响的白光射向天空，接着便怒吼起来，红色的火焰噼啪作响，过后便安静下来，扑闪着黄色的火苗，把暖气送到阿尼亚身上。她按照林区人的方式取暖：先把左侧转向篝火，接着是背，然后是右侧，最后把眼睛眯缝起来（为了保护眼睛），把脸转向篝火。

　　“也许，多神教徒对火的崇拜是对的，”阿尼亚想道。“他们真不该屈从于基督教教徒。他们总算有所信仰：点起一堆篝火，就可以祷告了。可是我怎样进行祈祷呢？我向森林祈祷，也向苍天祈祷，向河流祈祷……”

　　阿尼亚捡了一堆干树枝，抱到篝火旁，给自己做了个垫子，然后躺下去，伸了伸腰，把身子向篝火移近些，顿时觉得困顿不堪，想要入睡。她强使自己睁开眼，看看篝火能不能燃烧一个夜晚。她堆了一个西伯利亚式的篝火：找到一棵倒在地上的云杉树，用斧子砍了一捆树枝，又捡来一堆白桦树皮，最后把一棵枯树点着了。只须每三小时醒来一次，把云杉树向前移移，让它均匀地燃烧，而不是让整个树干一起冒烟起火。

　　阿尼亚把云杉树朝前移了移，四周闪起了火花，火焰一瞬间凝然不动了，接着又熊熊燃烧起来。阿尼亚用维索科夫斯基大尉在规定份额之外发给她的一件薄大衣裹住身子，立刻就睡着了。

　　3、仅仅是开始

　　“愚蠢的梦，”旋风想道，仍然没有睁开眼。一个人深夜待在陌生的、受到敌视的森林中，要活下去并取得胜利，就必须象一头野兽那样——开始靠本能生存，然后才靠理智生存。对旋风来说，眼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本能。是睁开眼，还是不相信这种呼哧声，或是象在睡眠中那样转一下身子，让右手总能够摸到放手手榴弹和手枪的皮包——都靠本能去决定。他总是把皮包放在自己的右侧，因为在睡眠中很难从揉在一起的衣袋里取出武器，等你从里面往外掏的时候，就会失去化险为夷的宝贵时机。他象在睡梦中那样吧嗒了一下嘴唇，翻了个身。他并没有强迫自己吧嗒嘴唇，这是一种自发的动作，是他近三年来的生活的产物。

　　尽管旋风在转身时把右手向前伸出很远，还是没有摸到皮包。

　　他更清楚地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呼哧声。

　　“大概是只山羊，”旋风暗自说道，眼睛还是没有睁开。“这只羊为了到路那边的小河去喝水，先站在这里听听动静，有一点风声便会全身发抖。”

　　他对自己这样说，同时心里很明白，这是自欺欺人。这时理智已经占了上风，因为理智善于编造。本能更喜欢讲真话——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诚实的真话。

　　“这小伙子做了个好梦呢，”——他听到有人在自己脑袋上方讲了一句德国话。

　　旋风睁开了眼。只见三个盖世太保分子站在他跟前。还有几个德国士兵站得稍远点，其中一个双手抱着他的黄色皮包。

　　“你是什么人？”这天中午旋风被带到克拉科夫秘密警察局后，一个穿便衣的人问他。

　　窗子上拦着沉重的、编得很漂亮的铁栅。窗户玻璃擦得　光瓦亮。窗外阳光灿烂、静悄悄的，就象昨天在树林中一样。

　　旋风懂德语，知道问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回答，只是一笑，困惑地耸了耸肩。

　　这时，旁边一个瘦高个子，也就是啊在树林中被捕时抱着他的皮包的那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旋风跟前，用俄语问道：“你需要翻译吗？”

　　“我不懂德语，”旋风说，“也可以说懂，不过很差。”

　　“处长问你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人，”旋风又　笑了一下。“叫波普科，基里克·阿克先季耶维奇。”

　　瘦高个子把他的话译成了德语。处长问：“讲讲你的情况。”

　　“处长要你讲讲自己的情况。”

　　“讲就讲吧……我可以讲。我叫基里尔·波普科，是乌克兰人……请给支烟抽，我的烟给搜走了……”

　　“请。”

　　“谢谢。好烟。你哪儿来的土耳其烟？”

　　“偷的，”瘦高个子微微一笑。“往下讲！”

　　“我是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人。父亲传播理智和永恒，母亲是区委常委。她一九三七年被枪决了。”

　　“停一下，”瘦高个子说，然后把旋风的话翻译给处长听。

　　旋风发现，瘦高个子对他的话译得准确、流畅，一口气译完。

　　“往下讲。”

　　“我当装卸工，因为没能上大学，这你们清楚。后来到军队服役。基辅战役中被俘。在你们的５６／Ａ集中营接受过审查。后来在面粉厂干活儿。随德军撤到利沃夫。现在去克拉科夫，想到铁路部门干点事。”

　　“停一下，”瘦高个子又说，然后把他的话译给处长听。

　　处长一边听，一边用嘴角微微笑着。他的嘴棱角分明，显得任性，但很漂亮。

　　“好极了，”他说。“让他把自己的履历再讲一遍，但要详细点。”

　　“我一九一七年生与第聂伯罗夫斯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被肃反委员会枪决，父亲当教员，一九四三年被飞机炸死。我当装卸工。后在基辅军区服役。在白教堂区被俘。在第聂伯罗夫斯克面粉厂当磨粉车间副主任。随部队撤到利沃夫。”

　　处长听完后，朝瘦高个子摆了一下指头，意思是说用不着翻译了，然后问道：“好，把你的悲惨历史再重复一遍。你现在手脚还没有放开，还在重复你背下来的课文。”

　　瘦高个子把处长的话翻译出来，其实不用翻译旋风也能听懂。他利用翻译花费的几秒钟时间，紧张地思索，如何回答还没有向他提出，但肯定会提出的要害问题：他皮包中的手枪和手榴弹是从哪儿来的？

　　“你不相信我吗？”瘦高个子译完后，旋风问道。

　　“你相信自己吗？你自己相信自己吗？”瘦高个子反问道。

　　“我不懂……”旋风笑了笑。“倒象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似的。我的护照完全合格，皮包中有你们的人签署的工作鉴定。”

　　他提了一句皮包，以为对方会立即提出皮包内装些什么东西的问题，但他想错了。

　　“好，好，”处长说，“我们听你讲。再重复一遍你的履历。你的履历很有趣。”

　　“我准备重复哪怕一百次，可惜它不会按照我的心意变成另一种样子。你们以为我再向你们讲一遍我无辜遇难的母亲，讲一遍你们的审查集中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吧？说实话，待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并不那么好受。也许你们以为讲讲我父亲的死，讲讲和你们的军队一起忍饥挨饿，冒着飞机的轰炸，撤退到利沃夫，是很轻松的事吧？”

　　“我非常可怜真波普科，”处长说。“护照是真的，我们检查了。波普科的履历也是真的。可是我要问：你跟波普科先生有什么关系？波普科？真波普科现在住在布雷斯劳市莫扎特大街２４号，乐器厂工人宿舍里。”

　　“这家伙的手段够粗暴的，”旋风想道，“波普科现在被关在我们那边。”

　　“要么是跟我同名，”旋风说，“要么是你们搞错了。我准备当面对质。”

　　“噢！”

　　“是的……我没什么好怕的，在你们面前我是清白的。我对于新政权向来是奉公守法的。”

　　“你听着，”处长说，“我看得出，你正紧张地等我向你提出有关手枪和手榴弹的问题。你已经准备好了理由，而且是非常可信的理由：手枪是撤退时捡到的，手榴弹也是。你大概会说，这些武器对你防身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套我都懂。我不想糊弄你。我马上叫你看看你用的降落伞和你在上面留下的指印。”

　　“处长先生，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懊丧的错误。”

　　“算了吧，你是夜里跳伞的，你在离我们营房两公里的地方埋掉了降落伞。我们的士兵正在那片树林里伐木材。这是一种巧合，对此我没有异议，但对你来说，这种巧合就在劫难逃了。”

　　“走，”瘦高个子说，“我们带你去辨认一下降落伞。”

　　“我没什么要辨认的……”

　　“算了吧……你把它埋在两棵松树下面，难道不是吗？你还把一个蚂蚁窝踩毁了——一个很大的蚂蚁窝。你大概是在黑暗中摔倒了：正好倒在蚂蚁窝里。”

　　旋风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开始发木了：他确实是倒在了蚂蚁窝里。

　　“走吧……”

　　他们经过几个穿廊时房间，来到一间大厅。在大厅的打腊地板上放着他的降落伞。旋风耸了耸肩，强迫自己微微一笑。

　　“难道不是你的吗？”盖世太保分子问。

　　“当然不是。”

　　“清楚了。”

　　他们回到处长办公室。处长一边绕着桌子走动，一边用肩膀把电话筒贴在耳朵上打电话。长长的电话线拖在他的身后。他朝带有指印的几页纸的方向对旋风点了点头。他显然是给一个女人打电话，因为他时而微笑，时而耸动眉毛。旋风看了看那几页带有指印的纸，对瘦高个子说：

　　“我压根儿不懂这玩意儿。”

　　“也用不着你懂。只是让你看看：这是我们坚定师的结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了。”

　　“这种玩笑话真叫人不寒而栗……”

　　“我们顾不上开什么玩笑。”

　　处长挂上电话，点了一支烟，坐到旋风对面的转椅上，说：“你仔细听着：现在不是战争的第一年，而是第四年。时间加快了速度，我们不可能把你关在牢房里进行仔细审查。我们确切无疑地知道，你是被派到这里来的。要不是我们意外地发现了降落伞，你关于波普科的故事倒提供了一个谈话的题目。请你认真往下听：我用不着任何证据就可以赏给你一颗子弹，单凭你是个斯拉夫人就够了。现在我更有理由了：你不单是个斯拉夫人，还是个俄国伞兵。我打算做做你的工作：用两天时间对你进行拷问，我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了，然后要么你屈服，要么被我们干掉。我对你讲的全是真话。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的时间很少，事情却很多。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你可以选择：要么死，要么跟我们合作。你如果对我们讲出实情，你的生命将会得到充分保障。一般说来，你要是顽抗下去是很愚蠢的：赌博已经输掉了，不管多难受，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旋风把手指捏得嘎巴一响，说：“请给支烟抽……”

　　“请，请，”瘦高个子说，“的确是好烟。”

　　“谢谢。”

　　瘦高个子帮旋风取出打火机，帮旋风点上烟，然后走到窗前，坐到窗台上，把窗户打开。一阵风吹入室内，把桌上的纸吹起来，转了个圈，又落在原地。白色窗帘飘动起来，挂在墙上的地图发出吱吱的响声。

　　瘦高个子说：“情况的确少见：一切都清清楚楚，用不着什么证据了。”

　　“好吧，”旋风说，“好吧。既然输了，只好自认倒霉。对，我的确不是波普科，我是红军少校，来自军事侦察局……”

　　4、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关于准备保卫帝国的命令

　　绝密

　　武装部队统帅部参谋长

　　武装部队统帅部

　　武装部队作战部

　　问题：准备保卫帝国

　　……在与准备措施有关的活动中，各级武装部队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它们的职权范围仅限于纯军事问题，而在成为战区的德国本土上动员一切力量的任务，以及人员培训，特别是与撤退德国平民有关的各项措施，则完全是各级党组织的任务……

　　一、从属关系

　　１、保卫成为战区的德国本土的准备工作属于陆军装备司令和后备军团司令部的职权范围……

　　２、有关准备保卫国土的原则命令由武装部队作战部颁发……

　　３、下列命令依然有效：

　　１）在德国领土上同敌人伞兵和空降部队作斗争；

　　２）同分散的伞兵作斗争；

　　３）在德国水运干线同飞机布雷和水雷作斗争；

　　４）保卫军事的，以及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设施……

　　５）保卫成为战区的国土要依靠个阶层居民的战备，在各州由地方长官和国防专员统辖……

　　二、任务

　　为了落实与保卫德国领土有关的各项准备措施，党军区司令应将驻守在该区领土上的各级指挥部门、国防军和党卫军的部队、机关和组织，以及由党卫军和警察局领导人提供给他们指挥的补充力量，统统调动起来……

　　准备保卫国土的任务主要是：

　　１、监督作战力量的部署、数量、运输手段和武装。

　　２、统筹这些力量的集结问题……

　　３、规划从居民中吸收和组建预备役队伍的工作，这些预备役队伍是为了完成保卫国土的任务，根据各州党部领导人的指示提供给国防军指挥的。

　　４、与有关州的地方长官和国防专员协商，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免于服兵役。

　　５、为各项军事设施配备劳力。

　　６、

　　１）与国防专员互相配合，准备疏散战俘。

　　２）通报由党卫军军事首脑执行的疏散外籍工人的措施。

　　３）通报属于地方长官职权范围的有关德国居民疏散的准备措施。

　　７、

　　１）对设施进行分散、撤离和弃毁，以及在战区进行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

　　２）根据国防专员的要求并与其协调一致，参与制定关于分散、撤离、弃毁或消除未被战争波及地区的设施的计划，并对国防专员在实施上述措施中给予支持……

　　5、特龙普琴斯基律师和他的儿子

　　特龙普琴律师在雷布内镇外有一座小小的林中庄园，每逢星期三，照例有几位客人来到这里相聚。一位是原《克拉科夫生活报》出版商罗加尔斯基先生，另一位是德国作家特劳布，他是驻守在瓦维尔城堡的‘Ａ’集团军群司令部的随军记者，还是凯特尔的老朋友，从凯特尔受到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青睐那个时候起，他们就相识了。第三位叫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是个混血儿（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俄国人），一个很有名气的演员和歌手，这次是来部队巡回演出的。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在自己的庄园里接待这些来客。在这里，客人碰上什么吃什么，喝的是主人用纸和鹅毛笔换来的家酿白酒，饭后大家就坐下玩牌。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儿子尤素福专管煮咖啡，要是父亲去厨房准备酒菜，他就坐到铺着绿呢面的牌桌前替换父亲。

　　律师家里养了十三只母鸡。这被公认为一大笔财富。他为客人煎美味可口的鸡蛋饼。他做的鸡蛋饼不仅在克拉科夫很有名气，而且战前在华沙和巴黎也为人所称道，那时他曾代表一些公司的利益，常到那里去参加各种商务会议和贸易谈判。

　　“先生们，”特龙普琴斯基律师一面发牌一面说道，“我昨天读了西塞罗的杰作。真是一种享受。我读了一个小小的片断。”他扫了一眼自己的牌，耸了耸肩，简短地说道：“帕司。就这样，请出牌……”他半合上眼，凭记忆开始背诵：“‘假如帝王和统治者的英勇精神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个样子的话，那么人的关系就会具有平稳和牢固的性质，也就不会看到一些政府推翻另一些政府的现象，也不会看到改变和摧毁一切的革命风暴。因为一个政权在维护它当初赖以创立的那些原则的情况下，就会很容易站稳脚跟。但是，一旦在社会中以懒散代替勤劳，以放任和傲慢代替坚忍和公正，那么生活的外部环境就会随着习俗一起发生根本变化……’”

　　尤素福皱了皱眉头，他不喜欢父亲卖弄他那律师的职业记忆力。

　　作家特劳布嘟哝道：“一派胡言。西塞罗不象个历史人物，倒象个当代人。我读他的这种宏论，就象读《黑色合唱》的社论一般。尤利乌斯·施特劳赫在定期呼吁反对讨厌的美国佬和血腥的布尔什维克之前，就喜欢这种古典式的插叙。”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脸上露出一丝微妙的笑容。他喜欢争论，自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高雅的论据去击溃对手。

　　“我的朋友，”他正了正夹鼻眼镜，说，“西塞罗断言：成功甚至对智者也会产生腐化作用。”

　　“有什么成功？”特劳布吃惊地问。“到处挨打，你倒说什么成功。”

　　大家立即缄口不语了。只有德国人才能谈论德国人的失败。别人对此只能听而不闻。

　　“我起了一副次牌，”罗卡尔斯基说，搓了搓他那双长满雀斑的手，“一副地道的次牌，先生们，你们可以不必互相使颜色了。”

　　“可我要打九张黑桃，”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说。

　　“这样我就不补牌了。”

　　特劳布冷笑一声说：“斯拉夫人自相残杀，阿利安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你怎么看，尤素福？”

　　“我看阿利安人会完全落空的，”尤素福答道。

　　“你总是发脾气，总是发脾气，”特劳布叹了口气说。“你说得对。我这个愚蠢的德国作家到了老年才明白，对艺术来讲，唯一有害的药剂就是民族主义。”

　　“先生们，”罗加尔斯基说，“你们的政治已经叫我头疼欲裂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畏避政治，因为我害怕用以确立政治的那种手段。”

　　“盖世太保的录音带已经不那么灵验了，”特劳布说，“再说这里也没有电源。即使你们中间有人去告密，上面也会相信我，而不会相信你们。我说得对吗，尤素福？”

　　“你更了解盖世太保，作家先生。”

　　“你这是怎么啦——正在出牙吗？”特劳布问。“想咬人吗？”他把自己的牌扔到桌上。“演员先生和出版商先生对阵吧？”他问道。“我真喜欢看书生打架。打架——总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当社会民主党人扭着屁股同共产党人打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当书生们打架的时候，秘密警察机器也就巩固了。”

　　“尤素福，”特龙普琴斯基说，“劳驾，你来替我打几圈儿，我得去看看鸡蛋和牛奶。先生们，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吃煎鸡蛋了。”

　　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与罗加尔斯基对阵。特劳布仰身靠在高背椅上，若有所思地朝尤素福一旁的墙上望去。那里挂着两幅特龙普琴斯基祖先们的古老图画。

　　“你怎么看，尤素福，未来属于谁？”特劳布问道。

　　“属于真理。”

　　“又瞎说了。我是向你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也是严肃地回答你，作家先生。”

　　“请不要再称呼我作家，我已经对你说过不下百次了。我可没有把你称为没有听众的钢琴家，或无兵之将……”

　　“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这样称呼。”

　　“无兵之将——可真够光荣的！你们波兰人全是如此，是一些心甘情愿的疯子。”

　　“我们并不是这种疯子，”罗加尔斯基插嘴说，“这是一种误解。”

　　“是疯子，是疯子，”特劳布重复说，“但不是一般的疯子，而是心甘情愿的疯子。我这是恭维你们。而我们则是一些思想慎密的蠢货。我的是德国人。是说我自己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德国母亲。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伟大的。假如它借助于集中营强迫人们相信这一点的话。对伟大的承认应该是自愿的行为。这就象选举，就象在我们这个由伟大元首统帅的最幸福的国家中进行世界上最自由的选举一样。”

　　“特劳布先生，这对于被战胜者来说是不公正的，”罗加尔斯基说。“的确是不公正的。你们仅仅挨一顿骂，可我们却被绞死。”

　　“我说什么了？”特劳布吃惊地问。“我说我们是最伟大的民族，是最善良、最英明的元首领导下的最伟大的国家。”

　　“重要的是语气，”罗加尔斯基说。

　　“得了吧……眼下还没有因为语气而被关进监狱的。假如我们说我们是愚蠢的民族，落入一个白痴手中的不幸国家，那么我会第一个举手赞成逮捕我自己！可是我说得是恰恰相反的话。”

　　“跟你越来越难相处了，”尤素福说，“你是怎么啦，亲爱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是个心甘情愿的走卒，有一颗阿　奉承的灵魂！”

　　特劳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张摆着几杯家酿白酒的小桌跟前。尤素福也跟着他站了起来。他站在特劳布身旁，对他说：

　　“随军记者先生，我需要为朋友搞一份护照。”

　　“傻瓜，”特劳布喝了点酒说，“即使我咒骂我的国家及其首领们，这并不表明我准备出卖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

　　“每个民族都只配有它自己这样的政府。”

　　“蠢话。这么说，你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处境。我对你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无力使你免遭绞刑：戈培尔现在不喜欢我。别找麻烦了。要想法活下来，这是你对自己祖国应尽的天职。为了报效祖国，就得善于活下来。只有活下来的人才会取得胜利。当人们停止互相射击之后，牺牲的英雄将被人忘却，活下来的懦夫倒可能成为活的英雄。”

　　“你说得很动听，特劳布，”尤素福沉思地说，“只不过我们为反对你们的政府而斗争，而你们的人民却支持你们那个邪恶的政府。”

　　“我在自己的散文中总是删去修饰语。‘邪恶的’是个修饰语。二十世纪把而人压垮了。现在决定一切的是一个伟大的未知数，它的名字就叫——时间。”

　　“尤素福！”特龙堡琴斯基从厨房喊道。“尤素福，劈柴用完了。”

　　“对不起，我就来，”尤素福说着就走出了客厅。

　　在厨房里，扎伊奥斯基正站在门口。对于老特龙普琴斯系来说，扎伊奥斯基不过是个钟表匠和酿酒商。对于小特龙普琴斯基来说，他则是谢多伊同志。他的真名叫兹比格涅夫·谢奇科夫斯基，是波兰共产党克拉科夫地下委员会情报组组长。

　　尤素福和谢多伊来到院子里。这是寒冷的夜晚。刮来阵阵寒风，与其说是六月的风，不如说是十一月的风。天上的星星又亮又低，就象秋天一样。

　　“尤素福，”谢多伊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安德列的？”

　　“安德列？是前天。怎么啦？”

　　“别急。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

　　“在城里。”

　　“这我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阿洛兹先生的商店旁边。”

　　“几点？”

　　“三点。”

　　“他当时喝醉了吗？”

　　“看你说的……没醉……”

　　“你交给他多少钱？”

　　“我答应过的一千金币。”

　　“后来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当时只注意我身后是不是有人盯梢，没注意他。出什么事了？”

　　“别急。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穿一身没戴领章的德国军服？”

　　“不是。他穿的是灰色西服。”

　　“灰衬衣，红领带？”

　　“好象是……对，是这样？”

　　“原来如此……”

　　“出什么事了？”

　　“五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他走进军事情报处。九点钟的时候他又从那儿出来了。”

　　“不可能……他是红军派来的……他是俄国情报员。”

　　“半夜一点前他在德国军官俱乐部与军事情报处的贝格上校一起喝过酒。”

　　“我怎么办——是不是该进入树林了？”

　　“你曾两次把钱转交给他吗？”

　　“是的。”

　　“你没告诉他，你是什么人吧？”

　　“没有。我说是从你这儿来的。”

　　“对你们家来说，我与其说是个钟表匠，不如说是个酿酒商。你没跟他谈过任何事情吧？”

　　“从来没有。”

　　“我恐怕得改换住的地方了……你是局外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你把酒钱交给我的人——这很有说服力。唉，事情有点不妙……”

　　“你与红军联系过吗？”

　　“林中电台的能源用完了。你进去吧，输点钱给德国人。明天上午我来找你，也许事情会弄清楚。一定要记住：你是把酒钱交给了我的人。为了转移视线，我再留给你一封信，上面写着请你把余下的债款交给安德列先生。”

　　“好吧。”

　　谢多伊同尤素福握了握手，就朝路旁走去。他每次告别时，总是紧紧地握住尤素福的手，并把他的手往自己身边拉，就象一个斗士在开始搏斗前那样。

　　尤素福站在台阶上，一直等到摩托车在下面的路上传来嗒嗒的声音：这表明谢多伊走了。尤素福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在发抖。

　　可是无论尤素福，还是谢多伊都不知道三个月前派到这儿来的‘红军侦察员’安德列的代号叫‘苍蝇’，旋风侦察组准备与之接头的也正是他。

第三章 一九四四年历险记

　　“我从亚琛附近的集中营逃跑过上百次，”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把后脑勺贴在营房的木板墙上，慢吞吞地说。科利亚闭着眼听他讲话，心里总摆脱不掉憎恶的感情。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他不相信斯捷潘。他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们在这里，在波兰的相遇太突然，太蹊跷了，他必须提防任何偶然的巧合。“我一次次地跑到料车跟前，”斯捷潘继续慢吞吞地说道，“直挺挺地俯在煤上，爬到铁轨跟前，等待探照灯发出该死的白光，然后攀到料车上，开始用煤把自己的身子埋起来。我逃跑了上百次──在自己的想象中。而这一次我却要真的逃跑了。我在怀里藏了一块胶合板，准备用它往自己身上铲煤。是成功？还是被击毙？”

　　“站队！”卫兵喊道。“快！”

　　在矿井下一直干了十个小时的活儿之后，要迅速站好队是很困难的，所以卫兵们凶狠而单调地吼叫着。一般来说，德国人总是单调地吼叫着──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德国人的规矩。

　　“到前面去！跑步！快！”

　　木制足枷的轧轧声响成一片。人们喘着粗气。卫兵们有说有笑。我跑上来看了看他们。有两个卫兵。队伍跑动着，而他们在我们的右边，在一条专为他们修的小道上不慌不忙地走着。他们用不着跑──队伍很长，他们从侧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的左面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因此卫兵只须看管右面──煤和料车。再往右去，在三堆煤的后面，也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我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爬上装满煤的料车，然后在上面沿着铁轨行驶一百米，其间要通过铁丝网和卫兵，来到运煤车跟前，然后在距运煤车三米高的料车里，随煤一起被倒进运煤车。

　　此刻我已经顾不上去考虑那随着煤块一起飞行的三米高度了。此刻我一边跑一边盯着那两个德国人。他们照例会停下来，把脸凑在一起，点上一支香烟。我需要的正是这一瞬间。他们点着了火柴或是打火机──正是在这一瞬间他们看不见周围的情况。要是你先朝亮灯看一眼，再去看傍晚的树林，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树林就象一堵黑黝黝的墙。人也是这样。我曾专门点上火柴，然后再朝四下看，结果上面也看不见，眼前只是漆黑一团。我曾计算过，这种漆黑一团的景象到底能延续多长时间，结果足够跑到最近的那座煤堆，然后一动不动地紧贴着煤堆，等待队伍和卫兵过去。之后还要等探照灯的白光从这一带地方扫过去，因为队伍过去后，探照灯对这一带的搜索特别仔细。

　　两个卫兵站住了。我看到他们的脸凑到了一块。火柴点着了。它的光芒在风中闪动。我猛地跳到右边，向前跑了十步。在跑出第四步时，我的足枷掉落了。

　　“快！快！”德国卫兵吼道。

　　这说明他们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才喊得这么凶。他们眼前的黑圈马上就会消失，他们马上就会看见周围的一切，当然也能看到我。可我还需要再跑八步。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我在这里跑过上百次，已经计算好了。我又跑了八步后，发现我还需要再跑同样的距离。

　　完了，全完了。我把距离算错了，但我对火柴光的计算却不会错。他们眼前的黑圈消逝了，他们肯定要回过头朝四下张望。他们一回头就会看到我。

　　“喂！”队伍中有人喊道。“喂，伙计们，枷锁掉了！停下来！”

　　“快！”德国卫兵喊道。“蠢猪！快！”

　　他们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战俘才学会了这几个俄语单词的。“枷锁掉了！”有人喊道。

　　我听到人们在我身后打起了群架。这时同伴们在掩护我。但愿卫兵们别朝他们开枪！没开枪。只是吼叫。没什么，他们总是吼叫的。

　　我倒下来，紧紧贴在地上。喊声蓦然中断了，卫兵也安静下来。只有枷锁在砰砰作响。接着是一片沉寂，象在树林中一样。

　　又过了五分钟，探照灯朝我待的地段扫过来。它先扫过那条小路，然后便慢慢地朝我移动，迅速滑过煤堆，又回到小路上，象个瞎子似的，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每块地方。

　　我的足枷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就象在电影中似的，显得非常清晰。我不由得浑身打起颤来。“这下完了。让狗东西发现了，马上就会进行搜捕。”我暗暗想道。

　　探照灯的灯光在我的足枷上停的时间比应该停的时间要长。我眯起了眼睛──我似乎觉得足枷是一块煤炭。

　　“也许他们也是这么感觉的？因为他们离得更远。”

　　探照灯远去了，然后又回来了。我的足枷又一次落入探照灯的光线之中。灯光变得非常明亮，不象白色，更象蓝色，接着便渐渐消逝了。周围又黑又静。我站起来，一个箭步来到刚才探照灯的蓝光扫过的地方，抓起我的足枷，跑回到煤堆旁边。然后一个箭步来到料车跟前，翻身躺在一辆车上，开始用胶合板往身上铲煤。不到一分钟我的身子就埋在煤下了。现在要等第二班上煤，把料车驶向运煤车。

　　……人们常说：“唉，多讨厌的炎热！”难道我也这么说过？这不可能！我从来也没这么说过。就算说过吧，以后再也不会说了。我将永远这么说：“多么舒适，多么美好的炎热呀！”

　　我这么想是因为正在下雨，更象下湿雪。那是十一月。也该下雪了。可我赤脚躺在煤里。身上的衣服由于出汗已经变得象铁皮一样硬了。

　　不应该想到冷。但也不应该去想热。在集中营是禁止谈论和想到吃饭的。我也应该禁止自己去想热。但也应该尽量不去想冷。“尽量不去想”──似乎作用不大；“应该不去想”──这样更确切些。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个捷克人，是个电工。他是因为女儿才被判处七年监禁的。他的女儿才八岁。女儿的年龄和捷克人的刑期是个有趣的吻合。他们的城市遭到盟军的轰炸。炸死很多人，因为只在德国人居住区才有设备良好的防空洞。没有一个德国人受伤。于是这位捷克人的小女儿提出了一个建议：

　　“应该攻占德国人的防空洞，用土把它们填上，这么一来就会停战了，因为德国人离了防空洞也怕得要命……”

　　捷克人是在排队买甜菜的时候对别人谈到自己女儿的建议的。有人告密了。他后来知道，告密的是住在相邻楼房里的一个矮个子，那家伙不声不响地到处走动，对所有的人都笑嘻嘻的，主动帮助每一个人。事实上他并不拿盖世太保的钱。他告密是处于恐惧。

　　捷克人大概看出了我准备逃跑。他把自己的一副手套送给了我。因此我的手还是挺暖和的。在逃跑中手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手指冻僵了，事情就难办了。哪有时间把它们暖过来呀！手是随时都可能要用的，我的手随时都做好了准备。手是我的武器。我把手保护地很好。真得感谢那个捷克人！

　　当一个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时，他会比实际上早一点看到和听到他所等待的东西。我还什么也没觉察到──既没有觉察到推撞，也没有觉察到拉紧绳索，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无论是马达的加速声，还是调度员的笛声，但我已经确切地知道，再过一秒钟，最多两秒钟，料车就会启动，慢慢驶向运煤车。

　　料车真的启动了，缓慢地，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向运煤车爬去。一个与我要好的比利时马达工告诉我，料车开到运煤车要十来分钟的时间。我开始数数。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数六十个数，以便知道什么时候到十分钟。因为到了十分钟，就得在空中飞出三米远，落入运煤车。那时需要缩成一团，侧身摔下去，让手和脚的肌肉落地承受打击，但一定要保护住肋骨、肩和股骨。当然还有头部。我从小就对太阳穴特别担心。我记得我们同院的一个小女孩，由于顽皮，妈妈用小勺照她的太阳穴打了一下，她就死了。那一下打得并不重，可小女孩还是死了──睡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隆隆声越来越近了。这是料车在翻身把煤倒入运煤车。我听见在备用线路上开动的一辆火车头的汽笛声。又听到另一辆火车头在一边呼哧喘气──显然是在抽水。我有时还能听到德国人的说话声。这意味着我自由了，因为德国人没有吼叫，没有骂人。在自由的时候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一旦走进铁丝网的那边，走进我们集中营，他们就变成了野兽。

　　我听到车厢缓冲器的碰撞声，在我的身下，在整个车站，响起了一阵连续的欢快的丁当声。

　　在集中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响声，没有听到过火车头的汽笛声，也没有听到过不是吼叫和咒骂的谈话声，以及缓冲器的丁当声──所有这些声音现在对我来讲都是自由的象征。

　　我朝运煤车飞去。我尽量缩成一团，侧身朝下，使身子富有弹性并变得小一些，但是没来得及完全做到。在最后的一瞬间我看到了由于星光的照射而变成蓝色的钢轨，接着便感到后脑勺受到沉重的一击，往下就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了，只有妈妈在唱歌，在摇晃我……

　　我睁开眼，想动动身子，可是我的手脚一点也动不得。我被煤块挤压得紧紧的。我被活活地埋掉了。我绷紧全身的肌肉。我感到压在我身上的煤块活动了，我蜷曲着身子，喊叫着，眼珠差点要憋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迫使自己平静下来进行思考。我没能立刻做到这一点。等我终于平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时，我开始明白：不是母亲在摇晃我，也不是母亲在说话，只不过是运煤车正在轨道上行驶，我被煤压在了下面，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不失去理智，不把力气消耗在无益的动作上。应该把身子翻过来，把煤从身上弄开。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是被埋在土下，而是躺在把我带往自由的运煤车中。

　　当我从煤堆里爬出路后，全身都汗湿了。我看到星辰密布的天空。我久久地坐在煤堆上，尽量使自己恢复常态，平静下来。我喘了口气，接着开始唱起了歌。

　　天亮了，车停了。我重新把身子埋在煤堆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仿佛是被什么东西撞醒的。我浑身发冷。我摸了摸额头。我的手指冰冷，额头却象烤炉一般发烫，随后我看到周围的煤全是白色的。

　　“发高烧了，”我心想。“糟糕。”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煤上落了一层雪，一层松软的、颗粒很大的雪。

　　深夜，在一个小站，我从运煤车上爬下来，走进一片树林。

　　我感到我是朝正东方向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自信。我走得很快，身上也越来越冷。但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停下来，不能放慢我深入树林后就保持的行速。

　　“夜里我要点上篝火，”我想道，“一定要用杉树枝点上一个大篝火，好好暖和一下。先烤背，再烤胸和腰。那时就不会感到冷了，一切就会正常了。”

　　起初我没想到没带火柴，没想到没有火柴什么篝火也别想点。但是越往前走，我心里也就越明白，篝火是点不成了。于是我开始说服自己，可以用摩擦的办法取火。

　　“我要找一块干桦树皮，用力摩擦它，一直磨到企烟。一开始是青烟，然后慢慢变成灰色的、浅蓝色的、白色的烟，最后烟消失了，变成了火。”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急速地朝东走去。“一定要不停地走，一分钟也不能停。”

　　傍晚十分我来到一条公路旁。一辆辆汽车在宽阔的混凝土公路上飞驰而过。我听到汽车转弯时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我躺到一片灌木从中，等待天黑下来。一躺下就昏然入睡了。

　　我在树从中约莫躺了两个小时，因为我睁开眼后，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浑身发抖。两排牙齿咬得很紧，我怎么也张不开嘴。我觉得，要是现在不赶快站起来，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开始在地上滚动，想止住讨厌而虚弱的颤抖，并使身子稍稍暖和些。我站了起来，但浑身依旧发抖，嘴也张不开，两排牙齿就象长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整体。

　　我已经不大清楚我正往什么地方走。只是等我看到周围一幢幢漂亮的单层房子时，我才明白走进了一座村落。我没有害怕。由于饥饿，由于浑身发抖，也由于肚皮瘪得快要贴上后背，我已经不会感到害怕了。突然间我的前胸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看到，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身穿夹克衫，脚登皮鞋，头戴插着羽毛的猎人帽。在他的脚旁象金字塔似的摆放着一盒盒的罐头，在他脑袋上方的一条绳子上挂着火腿、香肠和一串串的小灌肠。

　　“是座商店。”我平静而清醒地想道。我明白，打破橱窗就意味着毁掉自己。不过我真想打破橱窗，把这个不知寒冷的瓷人的衣服扒光。

　　我开始摸门，找锁。我记得，在商店门上应该用的是大挂锁。可是门上没有。很清楚，这是德国人的店铺。这个善于发明的民族，让它见鬼去吧！门是用暗锁锁上的。似乎是两把暗锁。我在戏剧学院学过分析戏剧家的创作，学过舞台行星的体现和音乐理论，可偏偏没有学过橇锁的本领。只好自学了。

　　把门橇了一阵子之后，我明白自己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收获。于是我在这座房子的四周绕了一圈。商店还有一个门，与门并排有一个窗户，上面挡着一块象飞机机身一样的皱褶锌板。只是后来我才想起这种挡板叫百叶窗。百叶窗上锁着一把小锁，就象邮筒上常用的那种。

　　我的两腿发软了。我蹲到地上。我坐在柏油路上，望着这把小锁。

　　云在上空飘过。它们仿佛是黑色的，因为天空晴朗，布满了星斗。星星好象在彼此眨眼睛，月亮射出惨白的冷光。

　　小锁一下子就橇开了。我把百叶窗往上一推，橇开窗户，便钻进了商店。久已忘记的香味差点使我窒息。一眨眼的工夫我就吃掉了一串甜熏肠。我的肚子胀得疼了起来。我觉得可恶的熏肠在肚子里翻滚抓挠！

　　我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我先在箱子里找到一件毛衣。我找了很长时间，因为白色的月光投到对面墙上，那里放的是食品。我只好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找，最后才找到这件毛衣。接着，又找到一双很厚的毛袜子。我把这些童话般的东西穿到身上，顿时感到暖和起来了。然后我穿上西服和大衣，戴上帽子，又找到一双大皮鞋，接着往口袋里塞满了香肠、奶酪和沙糖，拿起原来穿的衣服，又从窗口爬了进去。

　　我一走进树林，便埋掉了原来穿的衣服。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钻进一片树丛，往地上一躺就昏然入睡了。

　　……父亲曾对我讲：“你进了剧院，到国外演出时，给我带一件猎服回来。德国人做的猎服最好。还能去病消灾呢。我准备用它宽大的裤腿做副手套……”

　　我醒来后，立刻想起父亲的这些话。我躺在地上，想弄明白为什么我偏想起了这些话？我想的不是他本人，一位没有腿的白发老人，也不是他那有点沙哑和带点嘲笑味道的声音，而是他的这几句话。

　　接着我听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一个小男孩用德语在唱歌。我转过身，推开灌木从，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林间小道上骑自行车。就是他在唱歌。

　　我现在要是有辆自行车就太好了。我的穿戴很正常，跟德国人一样，如果有辆自行车，可以很快离开这地方。可是我为自己这种念头感到羞愧：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孩子手里抢自行车呢？孩子们并没有参加我们的“游戏”，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让这些穿短裤的孩子们去骑车唱歌吧，我自己可以徒步离开这里。

　　路象橡胶一样松软。树叶落在小路上，路面富有弹性。走在这种路上是很舒服的。腿不觉得累，身上很暖和，甚至有点热。

　　“怪不得我早晨想起父亲说的猎服了，”我恍然大悟。“它又轻便又暖和，所以才会这么热……”

　　四周很静，秋天的太阳照耀在晴朗的天空上。可以听到树叶掉落的声音。这时很忧伤的，大概是因为幼年时落叶是同我们上学联系在一起的吧。

　　我甚至对这种想法笑了起来。但马上吓得闭上了嘴。我从小路上钻到一片密林中，在那里站了大约十分钟，看看有没有动静。

　　我在河边停下来休息。从口袋里拿出香肠吃了。口渴极了，我多次爬到河边喝水。河水清澈冰冷。

　　人吃饱了就会变得无忧无虑。我吃饱了香肠，喝足了凉水，往灌木从里一钻，便躺下睡觉了。

　　……黄昏时分。寒冷的空气中依然静悄悄的。树叶已经不再飞落，因为没有一丝风。

　　我从地上站起来，又吃起了香肠。我突然感到一阵长时间的剧痛，仿佛肚子要被割破似的。我蜷缩着，侧身躺到地上。

　　我在河边的树丛中躺了三天，因为我走不了路。我感到颧骨上的肉皮拉得越来越紧。痢疾是一种非常可恶的东西。我不停地发抖，肚子也疼如刀绞，还直恶心。我终于明白，我不能再吃，也不能再喝河水了。可是那些可恶的肥香肠总是引诱着我。于是我闭上眼把香肠扔到了河里。接着骂了半天。我骂自己，骂香肠，骂天空和落叶。不久便不省人事了……

　　到第三天尽头我可以走了。我走起路来感到很轻松，甚至过分轻松，因为我完全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我走路摇摇晃晃，有时还昏昏沉沉的，但是肚子不疼了，所以我不停地往前走。我应该走到一条公路上，根据路标确定一下我在什么地方，应该往什么地方走。

　　在一条混凝土路的交叉口，我借助月光看到了路标：“柏林──１９７公里。德累斯顿──２１９公里。”我在路边坐下来，用手指画了一幅德国地图。我明白自己正处于这个国家的中心。

　　我感到一阵恐惧。我第一次想到：“我走不到了……”但是我立即制止了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绝望是懦弱的姐妹……

　　波格丹诺夫沉默了。在远方的一座教堂上，大钟响了三下。

　　“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

　　“你想睡吗？”

　　“不想。”

　　“把你的火柴给我用用，我的潮了。咱们还是睡一会儿吧？那些恶棍一审讯起来就是六、七个钟头。”

第四章 “苍蝇”

　　1、

　　绝密！ 国家重要文件！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１日 共印四份

　　瓦维尔

　　电报 Ａ·７·佛罗拉０６０７

　　加急！ 第二份

　　发往克拉科夫市瓦维尔城堡

　　党卫军首脑希姆莱

　　首脑：

　　现将在霍伊布特上将那里召开的有关解决欧洲斯拉夫文化发源地问题的会议记录呈报给您。

　　霍伊布特：先生们，问题的实质显然是与会者们所熟悉的。因此我要使自己摆脱一个沉重的义务，那就是去论证──这是我们的官方宣传部门喜欢做的事情──计划采取的行动的必要性。请报告一下设想。

　　米勒：我把实际工作交给了多论费尔德和克劳赫去完成。

　　霍伊布特：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米勒：我已经将多伦费尔德和克劳赫召来了。他们可以提出报告。让他们进来吗？

　　霍伊布特：没有必要。你作为工程领导人，显然能向我们讲述全部细节。至于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可以留待会后解决。

　　米勒：我等待吩咐。

　　霍伊布特：请吧。

　　米勒：离市区九公里处的帕斯捷尔尼克要塞──请看地图，在这里──被我们作为完成这次行动的指挥部。这里将铺设电缆网络。旧城，要塞，教堂，旧市场，大学，以及一切具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物都将铺设地雷。

　　霍伊布特：不行，不行，米勒。这样的表述准会被党卫军司令部否决的。问题关系到全部建筑物，是全部──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士兵，不是研究家，用不着我们去确定历史文物的价值。只有摧毁全部，而不仅仅是挑选的建筑物，行动才是有效的。而且，如果只摧毁经过挑选的珍贵文物，那么后人将会指责我们毁灭文明。彻底摧毁则可用战争的逻辑加以辩护。

　　比尔戈夫：将军阁下，为我们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是士兵所应考虑的问题。我们的本分就是执行命令。

　　霍伊布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你是十岁吧？

　　比尔戈夫：我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真诚观点。

　　霍伊布特：是两个吧？也许更多，继续讲，米勒。

　　米勒：我们一定作出修正。全部建筑物都要布设地雷。设在帕斯捷尔尼克的总部，由党卫军负责守卫，总部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刻把克拉科夫市掀入空中。为了对主要电缆加以伪装，我们将挖几条壕沟，假装是在修理上下水管道。这可以帮助我们迷惑可能派遣来的红军间谍，以及当地的民族注意地下组织。

　　霍伊布特：顺便插一句，比尔戈夫，我曾在卢浮宫兴奋地哭了起来。若不是我知道这个行动是一个必要的军事措施，我本会加以反对的。

　　比尔戈夫：你们打算使用什么样的地雷？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正当我们的士兵熟睡的时候，克拉科夫飞上了天？波兰人是有可能去干这种残暴勾当的。

　　米勒：你认为波兰人会去干自我毁灭的事情？

　　比尔戈夫：你不大了解波兰人。

　　霍伊布特：战争毕竟是战争嘛。

　　米勒：如果波兰人真的发疯了，我们是无法保证各种意外情况的。

　　比尔戈夫：你忘记了我们国家有盖世太保这样的组织。

　　霍伊布特：还有军事情报局。

　　比尔戈夫：军事情报局是个没有定型的机构。

　　霍伊布特：你有点忘乎所以了，比尔戈夫。

　　比尔戈夫：对不起，将军，不过党教导我们讲真话。我对您，伟大的军事家，也不打算撒谎。

　　米勒：你反对这一行动由军事情报局领导吗？

　　比尔戈夫：我深信，这一行动应由盖世太保和党卫军领导。

　　霍伊不特：盖世太保与工程局有工作联系吗？

　　米勒：有的，我们的秘密警察朋友每天都得到报告，并给我们以重要帮助。

　　霍伊布特：从市区到城堡将设置七条线路，其中五条是伪装，一条是通讯，一条用铁甲装备，是引爆线路。

　　霍伊布特：很聪明，不过也叫人难过：竟然要如此细致地加以保护，好象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倒象是在敌人后方。还有吗？

　　米勒：这是对这一计划的图解：表格，地图，数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计算：为了恢复克拉科夫城──假如真有人试图恢复这一片灰烬的话──将需要十亿以上美元。

　　比尔戈夫：奇怪，为什么要用美元计算呢。好象德国马克不是货币似的。

　　霍伊布特：比尔戈夫，你在与会者中间尽力把自己装扮成德国最忠实的儿子，这未免可笑，也不够聪明。谦虚、幽默和稳重才能给一个人增添光彩。请听取一个老兵的忠告吧。把多伦费尔和克劳赫叫来吧，我想祝愿他们成功。

　　（此件与原本无误）

　　党卫军大队长 比尔戈夫

　　希姆莱收到这封密信（施伦堡收到的是副本）的那一天，施蒂利茨正好奉命飞往马德里。因此，霍伊布特召开的会议记录以及在克拉科夫布雷的计划和图案，没有经过他的手便立刻转送到希姆莱个人档案室的保险柜里去了。

　　２、苍蝇现形

　　“同你一起来的人在什么地方？”

　　“我是被派来执行专门任务的。”

　　“请你详细谈谈你担负的任务。”

　　“我对你们的审讯方式感到吃惊，”旋风说道，伸手去取装在一个扁平盒子里的香烟。“要么是你们不相信我说的任何一句话，要么是你们不想认真听我说话。我已经告诉你们，从元月十五日起，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六我都应该到集市去，在专卖鸽子饲料的商贩们周围转悠。我应该在喷摔池和集市拐角处那座教堂用品之间走动。星期天从一点到三点，在火车站售票处……”

　　“去把集市的照片拿来，”沉默很长时间之后，盖世太保头子对自己的助手说。

　　瘦高个子回来后，象一个牌场老手似的，把几张大幅照片摆在旋风面前：教堂，广场，卖鸽子饲料的商贩，喷水池。

　　“请看吧，”处长说，“这是集市广场，把你的路线指给我们看看。”

　　旋风工工整整地把照片摆放在自己面前，久久地审视每一张照片，然后吃惊地扬起眉，说道：“要么是你们的相机有毛病，要么是你们想哄孩子。这不是克拉科夫。”

　　“怎么，你先前已经来过了。”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克拉科夫？”

　　“因为我对这次行动作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你们拿给我看的是假玩意儿。”

　　“汞泰，”处长问道，“你是不是搞错了？”

　　瘦高个子开始看照片。他仔细查看每张照片背面的编号。

　　“荒唐……”他说，“这大概是布拉迪斯拉发市的圣保罗广场。我马上去拿克拉科夫的照片。”

　　“用不着，”旋风说。“我倒可以给你们画一张图，你们再去验证一下。”

　　“很好，很好，”处长说，随手拿出一根小牙签。“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进行不过我想请你讲慢点，不然的话，我的同行很难翻译，你的话已经叫他听累了。”

　　“我应该从元月十五日起，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六在卖鸽子饲料的商贩中间溜达，问每一个穿绒布夹克和灰裤子的年轻男人：‘有没有上等火鸡饲料。’我们的人应该回答：‘现在火鸡饲料非常贵，你大概是喂火鸡蛋雏吧……’如果是在车站售票处附近接头，就会有人问我：‘你在这儿见过一个带狗的伤兵吗？’我回答：‘这儿有过一个不带狗的瞎子。’那人答道：‘不对，那人不是瞎子，那人背着一个背包，是个没有腿的小伙子。’那人就会告诉我接头的暗号、联络方法和无线电报务员。”

　　“联络人的代号呢？”

　　“联络人没有代号，应凭接头暗语和回答来确定。”

　　“等一等，你难道不知道他的代号讲话苍蝇吗？”

　　“什么？什么？”

　　“你本来可以脸色发白的，”瘦高个子说道。“尽管有的人会面红耳赤。重要的不是脸色，而是反应。”

　　“我不知道什么苍蝇。”

　　“真不知道？”

　　“不知道。”

　　“那好吧……这不难查清。半个小时后苍蝇就会到这里来了。”

　　“我做的是对的，”当旋风被关到地下室一间没有窗户的阴凉囚房后，他细细地想道：“我没有别的出路。瓦夏就是在敌人卫兵跟随下去基辅集市同联络人接头时逃脱的。警察一星期一次，有时数次在那里进行搜捕。在车站也一样。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在集市上进行搜捕的，这是他们的条令。德国人是靠条令过日子的，条令就象他们的亲娘。显然，盖世太保决不会同警察局联系取消集市和车站的搜捕。它们是不同的机关，各有自己的法规，自己的命令──这也是我的一个有利条件。可是苍蝇……要是他垮掉了，整个事情就会出问题。三天前我跟他进行过无线电联系，他向总部，向博罗金报告过情报。如果说他在那次发报后立即被捕了，难道三天时间他就垮掉了？他的代号只有博罗金和我知道。也许是密电码出了问题？盖世太保未必能破译我们的电码，这种可能应该排除，或几乎可以排除，这样说更准确。苍蝇没有见过我。等等！他只知道应该有一个人身穿蓝色西服，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拿着手帕的人和他接头。我穿的是蓝色西服。手帕他们大概会在我的手提包里找到。帽子……帽子呢？他们把我带来时我没有戴帽子。手提包里也没有。我躺下睡觉时，是不是把帽子放在脑袋下面了？没有。我脑袋下面枕的是雨衣。好好想想吧，”旋风命令自己，“要一分钟一分钟地回忆夜里的情景。我从路上走下来，打算在一个低处过夜。我陷到一个水洼里，接着是沼泽地。我爬起来，又往回走，决定往大路的另一边去，那里地势高，干燥，可以比较舒服的过夜。照我看，我来到那个地方，也就是后来被德国人抓住我的那个地方时，帽子已经没有了。显然，在我陷进一个水洼，又从那里爬出路时，我把帽子掉了。帽子我戴着有点大，所以没发现它掉了。是这样吧？看来是这样。我习惯戴军帽，它紧贴在脑门上随时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时候是冬天，戴了一顶皮帽子，到了春天就把那顶帽子扔到了一边，戴上了德国船形帽。显然，我没有发现帽子从头上掉了下去。这是幸运……如果他们领来的那个人真的是苍蝇，我该怎么对付他呢？当然，如果他们没见过真正的苍蝇，他们不可能挑选一个相似的角色。我记得照片上的样子，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黑脸膛，高颧骨，两道浓眉一直伸到鼻梁上……”

　　旋风没来得及把全部情况想好，因为不是象德国人说的过半小时，而是过了十五分钟就又把他叫去复审了。

　　“你认识这个人吗？”处长用眼睛指了指苍蝇，问道。

　　旋风一下子就清楚了，坐在他面前的正是苍蝇。高颧骨，高个子，两道浓眉，穿一身时兴的西服──镶边衣袋，人字花纹呢，高高的垫肩，扣带，在翻岭旁边的小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

　　“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呢。”处长问苍蝇。

　　“没见过面，”苍蝇迟疑片刻说。“照我看，我在那边没见过他。”

　　“什么样的人应该和你接头？在什么地方？”处长问苍蝇。

　　“在雷布内镇的教堂附近。”

　　“全明白了，”旋风平静地想道。“这个恶棍叛变了……”

　　“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谁？”

　　“博罗金派来的那个人。”

　　“全清楚了，”旋风又想道。“他既然把博罗金也供了出来，说明他彻底叛变了。这个恶棍，叛徒，卖身投靠的畜生……也许他过去就投敌了？”

　　“穿一身蓝色西服，戴一顶鸭舌帽，左手拿着白手帕。”

　　处长朝旋风丢了个眼色，说：“全部吻合，对吧？蓝色西服，手提包里有一块干净手帕……”

　　旋风冷笑道：“我跳伞时还有一顶帽子呢。褐色的，镶着红色条纹。顺便问一句，找你接头的人穿什么颜色的鞋？”

　　“鞋的颜色没通知我。”

　　“什么？”

　　“没通知我。”

　　“你是什么军衔？”旋风问。

　　他问得很快，苍蝇回答得也很快。

　　瘦高个子翻译时勉强能跟上。

　　“我没有军衔。”

　　“没有军衔？”

　　“我被派来，是因为我与利沃夫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完成过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你在耍滑头吧，”旋风说，“我干间谍不是一天了，但据我所知，指挥部是不会把一个没有军衔的平民派往敌后的。这是一。第二，我不相信你说的什么蓝色西服、手帕和帽子。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我们在描述一个间谍的外表时是相当详细的。就拿我说吧，我知道跟我接头的人应该穿黑绒夹克，灰裤，裤腿扎在德国士兵穿的喇叭口形的充革布高筒靴里……”

　　处长打断他说：“你上次可没说高筒靴这个细节。”

　　“我认为，我决不会跟一个反间谍机关的预备生打交道……”

　　瘦高个子和处长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过……”处长说，“你的接头人认识你吗？”

　　“大概认识。”

　　“你为什么这么看？既然苍蝇不认识自己的上司，难道‘绒布夹克’就该认识你？”

　　“因为‘绒布夹克’是红军军官，领导完全信任他。”

　　旋风尽量对这两个盖世太保分子散布对苍蝇的不信任感。他表演得很准确，尽管他并不了解在这场急速的、眼下唯一可行的角逐中给他以帮助的全部潜因：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和卡尔登勃鲁纳的秘密警察局由来已久的怨仇正在起作用。

　　苍蝇恰恰落进了这盘磨石：军事情报局的贝格上校通过自己的渠道对苍蝇进行工作，而苍蝇却不了解军事情报局和盖世太保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由来已久的怨仇，认为德国人是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国家机构，因而在与贝格接头之余也向盖世太保尽忠效劳。他与贝格见面时，后者从来不穿军服，而且俄国话说得向俄国人一样地道，这是因为他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

　　盖世太保当然知道贝格对苍蝇所做的工作，因而千方百计败坏这位军事情报局上校的名声是盖世太保的一项远景计划：再过一段时间，选择适当机会，给贝格使个绊儿──就说他跟一个显然是伪造情报的人打交道，此人要么是出于被迫而伪造情报，要么是毫无油水可捞（从军事行动观点看）。

　　“领导也很信任我！”苍蝇委屈地说。“是博罗金亲自为我送行的。”

　　“博罗金叫什么？”旋风问。

　　“还能叫什么？当然叫博罗金。”

　　处长和瘦高个子又对视了一下。旋风放声大笑。

　　“亲爱的，”他说，“一个间谍不可能只有一个名字。”

　　“博罗金上校的真名叫什么？”处长问。

　　六天前，在一次空袭中，博罗金的副手瓦列耶夫牺牲了。他掌握的全部线索也因他的死而中断了，不过他没有领导过任何间谍组织，而只是负责培训和派遣任务。随便说一个名字是不行的。谁敢担保盖世太保没有掌握几个我方总部工作人员的确切姓名呢？把敌人看成笨蛋，势必导致自身的失败。

　　“博罗金叫瓦列耶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上校，总参军事学院毕业。”

　　“你先去接待室等一会儿，”处长他苍蝇说。

　　苍蝇出去了。处长把香烟和打字机推到旋风跟前。

　　“这几天应该让苍蝇和我在一起，”旋风想道，“要是他在教堂附近溜达可就糟了。科利亚和阿尼娅会找他接头的……”

　　“最好让你们的苍蝇和我一道去集市和车站。”

　　“谁告诉你要去那两个地方？”处长问。

　　“你们对穿绒布夹克的接头人很感兴趣呀……”

　　“有理。不过你为什么以为我们离了你就不能抓住他呢？”

　　“你去过集市吗？”旋风问。

　　“去过。”

　　“那就请你再去一次，数数那里有多少人穿黑绒夹克、灰色裤子和喇叭口形的德国士兵高筒靴？我希望，你把你的人派到我们那里去的时候，不至于把他们打扮得象鹦鹉，而是让他们的传戴跟周围的人差不多。不对吗？”

　　“你为什么跟我们如此开诚布公？”

　　“因为我输了。”

　　“你们的人输了以后总是喊叫，咒骂，啐唾沫。”

　　“你是想用这个问题贬低我，还是想把我推走了事？”

　　“我不懂你的意思，”处长说，然后要求瘦高个子：“他想说什么？让他讲详细点。”

　　“事情很简单，”旋风说，“如果我闭口不语，我就会被拷打至死。如果我说话，就可能不经拷打而死去。如果我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接头方法和地点的人，我对你们和你们的反间谍活动就是有用的。这就是原因所在。我需要苍蝇仅仅是为了让他保护我：说不定他已经跟那个穿绒布夹克的人接过头了。谁知道呢？”

　　“苍蝇有他自己的任务，”处长说，“他正在等他自己的客人。”

　　“这么说，他正在教堂附近溜达，等我们的人，”旋风明白了。“一切全看运气了。有人说不存在什么运气。这未免太蠢了。我眼下的唯一指望就是运气。当然，我指望运气也包含着我对他们心理的了解，但是要使我这种了解为我所用，只有靠运气了。显然，他们会放我到集市去。我们的人被他们策反是很少见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件。他无意中对我讲出了苍蝇有自己的任务，这是他内心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明证。他会马上跟我玩一场游戏的。而我已经赢了一着，现在只须做得明智些就行了。”

　　“现在咱们谈点别的吧，”处长说，“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从一九四一年起与你有关的一切情况，我都想知道。”

　　旋风掩埋过自己许多朋友和战友的尸体。他了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克里沃伊罗格的地下活动，记得死于盖世太保之手的一些人的名字。因而，只要这个盖世太保的头目查阅一下档案，就可以验证他的话。旋风有许多从事前线侦察工作的战友牺牲了，但他们的代号和假履历却保存下来了。旋风决定求助于这些死去的朋友。朋友，即使已经死了，也应该挽救活着的人。

　　“悉听尊遍，”旋风答道。“我可以讲，不过写下来不是更好吗？”

　　“那就写吧，”处长说，“这将是一份对红军进行反宣传广播的好材料。”

　　“你这么做可就毁了我，而我可能充当你们的间谍。你这么做也会毁了我的亲人。”

　　“关于你的亲人──他们的地址、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我们稍后再谈。这是纸和笔。我的同行会把你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你不会受任何人的干扰。可惜我们的速记员不懂俄语，无法减轻你的劳动。晚上见。”

第五章 历险续篇

　　1、

　　保安局局长 国家绝密文件

　　收件人印章 共十三份

　　克拉科夫区保安局局长 第四份

　　外事局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东方战区党卫军和保安局最高领导人发布了下述命令。

　　总督管辖区的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必须使用最坚决的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对非德意志民族的谋杀者和怠工者加以惩处，征得总督同意，我命令：凡对德国人进行或企图进行谋杀者，凡破坏重要建筑物的凶犯，不仅被抓获者本人要被枪决，而且其全部男性亲属也要被绞死，而女性亲属──妇女和十六周岁以上女子──则被送往集中营。男性亲属包括：父亲，儿子，（满十六周岁者），兄弟，夫兄弟，内兄弟，表兄弟，叔伯父和舅父。女性亲属照此统计。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全体男人和妇女，即肇事者所有亲属的集体责任感。这样，政治犯在其中活动的那部分人将受到特别明显的触动。一九三九年期间，这项措施在新设置的东部各省，尤其在瓦尔塔省，产生了巨大效果。经验表明，一旦此项新的惩罚措施为异族居民所了解（可以通过口头宣传），抵抗运动参加者或匪徒在其中从事活动的那部分亲属中的妇女，就会起到防范作用。

　　我将上述内容通知你们，并建议在规定的情况下（不涉及原有规定），尽快确定住址，立即逮捕相应的家庭成员。

　　克吕格尔

　　2、历险续篇

　　“十天后我来到距柏林三十公里的地方，”斯捷潘手过例行的审讯回来后，对科利亚讲道。“我现在只有晚上到天亮这段时间走路，其余时间就躲在湖边的灌木从睡觉。我睡在湖边是为了防狗。尽管集中营的难友们说水并不能防狗，因为法西斯分子通常从两边岸上同时放出警犬，能够迅速测定你从水中走出的方位，但我还是在湖边树从中睡觉──这样似乎更踏实些。”

　　他沉默片刻，仿佛要审视一下自己。

　　“后来呢？”科利亚催他往下讲。

　　在十天内我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这是个好成绩，因为我不象运动员那样可以吃巧克力，而是靠啃土豆和大头菜充饥。我知道离波兰已经不太远了。那里有游击队，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人。

　　就在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我钻进一间孤零零的板棚里过夜。雨下个不停。我决定爬到顶棚干草堆里藏身，等到晚上再安安稳稳地继续赶路。

　　干草里很暖和。散发出阳光和夏天的气味。我睡得很香，有好几个月没这么睡过。我醒过几次，听到雨水枯燥而平静地敲打着瓦顶的声音，又重新入睡了。

　　在家的时候我很奇怪，父亲怎么能在电车上睡觉。他带我去农展馆附近姑妈家作客时，总是坐在电车的一个角落里，把大衣领翻起来，把拐杖杵在地上，然后用隔壁肘往拐杖上一支，便离开睡着了。起初我对他这么做很生气，后来又觉得好笑。我那时是个孩子，觉得他在电车上睡觉会遭人耻笑，心里很生气。我的态度一准使他很难受吧。后来我参军了，才懂得了这一点，更确切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进入集中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只是到了集中营我才懂得，父亲为什么星期天也会在电车上睡觉。由于多年的劳累，一个人要么总想睡觉，要么忍受失眠之苦。

　　“舞台上的雨倒比这种真正的雨显得更真实。”我一变望着天花板一边想。“今天这场绵绵秋雨显得太柔和了。连风也那么平静和温顺，真会叫人忘掉世上的一切。再加上肚不疼，衣袋里装着土豆。”

　　生土豆只是刚下口时才难以下咽。习惯以后，那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我掏出一块土豆，用大衣袖擦了擦，不慌不忙地啃起来。我一边啃土豆一边拼命回忆，是哪一位科学家断言，说土豆皮是卡路里的代用品。这个论断完全对，只是乍一听有点可笑。

　　我发现，吃剥了皮的土豆容易饿，要是连皮吃下去，那么一个土豆就能顶一顿早点。起码从热量上是这样。

　　脑子里即便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不瞌睡了。我暗暗骂自己对土豆和土豆皮的热量这么关心。应该在啃掉一个土豆之后继续睡觉。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大概是巴甫落夫吧，他说午夜前睡一个小时等于午夜后睡两个小时。苏沃洛夫每天八点睡觉，半夜三点起床，然后坐下来工作。我要是能同他作伴就好了。

　　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头母牛的沉重的走动声，水桶的碰撞声，女人的脚步声，轻柔的说话声。只听那女人拍了拍奶牛的臀部，然后一边柔声细语地说话，一边挤奶。可以听到一股股热奶射在桶里的丁丁声。

　　看来，我说的什么土豆皮的热量，什么白天、早晨和晚上睡眠的效益，全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一听到热呼呼的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全身一下子就瘫了──由于饿，由于胃痛，也由于虚弱引起的躁怒，我大概呻吟了两声，因为这时牛奶的丁丁声中断了，女人惊恐地问道：“弗里茨？！”

　　“肥头大耳的弗里茨马上就会冲进来，”我想，“我得跟波兰永别了！”

　　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在逃跑这段时间里，我曾多少次屏住气，一动不动！曾多少次想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很小很小，叫谁也看不见！这对一个人是多大的屈辱啊！

　　“唉，妈妈！”

　　我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那声音很远，大概有五十米左右。

　　如果这孩子就是弗里茨，那么事情还不象我刚才想象的那么糟。我听到有人朝板棚跑来。然后是孩子的喘气声、笑声和我听不懂的问话声。女人回答了些什么，孩子便跑了。我又听到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女人温存的低语声。在集中营时有个兽医和我一起干活儿。他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仪器，用电动挤奶器挤奶，电唱机会自动播放音乐或女人温柔的低语。这么一来，奶牛就不紧张了，让电动仪为自己挤奶。德国人真是个聪明民族，连奶牛的感情都考虑到了。

　　女人走了。奶牛在下边嚓嚓地吃干草，并象人似的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我又开始困了──巴甫洛夫万岁！苏沃洛夫也不例外……

　　我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她长得很美，尽管已经不年轻了。我在集中营很少梦见女人。别的囚犯也是如此：饿肚子的人是很少梦见女人的。做梦做得最多的是吃饭，不过我们在梦中也得尽量克制自己。我们强迫自己只做爱国主义的梦。否则就会支持不住，非垮掉不可。

　　我把头扭到一边，闭上眼，想用手挥去眼前的幻想。我的手碰到了什么人的肩膀：一个女人正跪在我的面前──这不是梦，这是现实。

　　“怎么回事？！”我问。

　　女人哭了。

　　“亲爱的，你是咱们的人吧？”她低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女人说话了。男人们在集中营是用另一种声音说话的。在我们的任何一句话里也不会有我刚才听到的这种善良、惊恐和欣喜。

　　“小声点！”我请求道。

　　“他们都睡了。”

　　“他们是谁？”

　　“我的女主人和她的孩子们。”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她叫我来的。”

　　“来干什么？”

　　“来顶棚拿干草。”

　　“没说谎吧？”

　　她没有回答。她俯在我的身旁，闭上眼，向我贴近。她身上披的军上衣掉了下来，我看见了她的肉体。我开始浑身打颤，仿佛冻僵了。她很快地说着什么，紧紧抱住我，越来越用力地把我往她身上拉。我看不见她那眯得很紧的眼睛，我只感到她的整个肉体贴在我的身上。

　　女人！也许，在集中营里男人想女人就象渴求自由一样强烈。只有那些家里有孩子的男人才更多地想孩子。我们集中营有个大尉，夜里总是泣不成声哭诉道：“我的小儿子萨申卡……你离了我怎么过呀？我的小儿子萨申卡……”

　　一年前娜佳从布良斯克被赶到了德国。她的母亲、两个兄弟和丈夫科利亚留在了俄国。丈夫在部队当兵。

　　她的呼吸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微笑着听她说话。后来我怕她生气，便把头稍微移开了点。可是她跟我贴得更近了，她的呼吸又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禁不住又笑了起来。

　　“我们家很干净，房子用主墙隔成了两间，”娜佳低语道。“窗外种着天竺葵，还有两棵榕树。我们还种了一棵柠檬树，可是叫弟弟碰断了。他夜里去穿堂喝水，不小心把它碰断了。我们又换了一只桶栽下去，可还是枯死了。”

　　“大概伤着树根了。”我说。

　　“当然是伤着树根了，”娜佳高兴地说，“那还用说？我们想再买棵新树苗，可是战争爆发了。”

　　“打完仗再买吧。”

　　娜佳立刻哭了起来。

　　“别哭，”我央求道，“不应该哭。你在这儿受气吗？”

　　她摇摇头。

　　“不受气，”她说，“这个德国女人心还挺好。也不打人。只是她那个男孩有时往我身上扔石块。不过也没什么。别人家更糟。咱们别说他们了，”她不哭了，求我道：“你讲讲咱们人的情况吧。”

　　“好吧。”

　　“讲讲家里的事。”

　　“好吧。”

　　“你家也有花吧？”

　　“有。龙舌兰。”

　　娜佳笑了：“那是什么样的花？”

　　“带刺的。能医百病呢。”

　　“真的？”

　　“真的。”

　　“我信。你成家了吗？”

　　“没有。”

　　“把未婚妻丢下了？”

　　“没有。”

　　“我的科利亚很漂亮。一头淡褐色的鬈发，柔软极了。他心地好，所以头发才这么柔软。”

　　……天亮前我又上路了。为了让我能够判定方向，她指给我一条通向岔道口的近路。她吻了吻我，含着泪笑了笑。

　　“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我问。

　　“怎么会不知道！叫娜佳，我对你说过。”

　　“不对，”我抚摸着她的头、肩和粗糙、劳累的手。“不对，你不叫娜佳，你叫娜杰日达。懂吗，娜杰日达。”

　　从这里到波兰边境还有五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至多一百公里。我顺着河边走。这是一条大河。我已经在河边走了一整天。我想找个渡口。

　　认真的德国人不象我们俄国人，没有在岸边留下渡船。他们绰起撑杆，把船一撑就走了。船是跑不了的──第二天就会有人把船又划回来了。船的主人嘟哝着，奇怪自己的船不见了，可是过后又喜出望外：真是一件奇遇。我们也喜欢奇遇，但是一定得有个好的结局。

　　天快亮的时候，我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中发现一座桥。在河的对岸有一座小城。

　　“我得等到天亮，先在树林里睡一觉，夜里再到对岸去，”我一边想一边机械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土豆。衣袋空空的。我自己的干粮吃完了。娜佳给了我几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些香肠皮。我尽情享用了两天，没有象过去那样噎得动弹不得，因为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响。

　　“也许现在就过去？”我继续想。“也许他们这时候，也就是天亮前睡得最死？”

　　我朝桥头又走近了几步，看到一座小屋。这是卫兵的房子。我爬到小屋跟前。紧贴墙是一片灌木从。我决定躺在树从下把情况了解清楚。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接着是脚步声。我看到一个背着卡宾枪的老人的身影。他慢吞吞地朝桥头走去，然后消失在越来越浓的灰雾之中。一刻钟后老头儿回来了，走进了小屋。接着就是锁门的声音。

　　我往一边爬了爬，然后站起来，弯着腰朝桥头走去。我走得很快，差不多是小跑。前方可以看清十五米以内的东西。雾这么浓，真是求之不得。眼看就要到对岸了，那时我就胜利了。喂，睡吧，德国佬！睡得再死点！这对你们又算得了什么？！

　　我现在不是跑，而是悄悄地走。假如河对岸也是这么个老兵在把守，那就万事大吉了。我屏住呼吸，继续往前走。

　　停！在这里，在离桥头两米远的栏杆旁边，站着一个德国兵。他正往河里看。在他身边，靠栏杆放着一支步枪。我屏住气，开始朝后退。

　　“喂！”卫兵对我喊了一声，声音不太大。

　　我一声不吭地走着，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该跑了？不行，这反而会惊动他，他会发出警报的。可是往后退显然也不是个好主意。我扭身就跑。

　　“站住！”

　　我飞奔着。身后响起了枪声，第二声……我朝对岸走了那么长时间，可一转眼又回到了原来的可诅咒的岸上，这里离波兰，离游击队，离我的祖国更远了！

　　我朝小屋跑去。只见那个老兵挥动着卡宾枪迎着我跑上来。我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只有一步之隔。我使足劲照他的鼻梁打去。老头儿摔倒了，卡宾枪砰的一声掉在柏油路上。

　　身后枪声四起。我该朝哪儿跑？是朝我来的方向，还是相反？我决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因为根据判断，那里有一片沼泽地，不怕警犬追捕，可以在那里等待警报的解除。

　　几分钟后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前面不是什么沼泽地，而是一座座房子。只见各家窗户内的灯亮了，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德国人惊醒了，他们马上就会对我进行搜捕。

　　我扭头往回跑。我站住了：一个穿短裤和夹克衫的小男孩拦住了我的去路。他手里晃动着一支手枪，嘴里嘟哝着什么，用枪瞄准了我的脸。

　　“走开，小坏蛋！”我绝望地喊道。“放我走！”

　　“举起手！”他终于说道。

　　他已经学会了。这种事他们学得倒很快。我朝一旁跳了一步，小男孩连续射了两枪。射偏了。这是从两边又跑来几个人，把我围上了。小男孩发出一阵狂笑，兴奋地向围住我的人讲着什么，接着又举枪朝我头部射击了两次。

　　……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周围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嘲笑我，因为小男孩拿的是一支玩具手枪，可我却由于他对准我脸部开枪而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个老头没有笑。他满头白发，眼窝塌陷，喉结尖凸。他递给我一支香烟。

　　“这个老恶棍也会想出点花招取笑我的。捉弄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我暗暗思忖，朝老头摇摇头。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持枪的干瘦老兵走进房间。他用枪托照我肩上杵了一下，说：“喂，随我走……”

　　他把我带进一座楼，锁在一间黑屋中，过了约莫十个小时，门开了。他手持一张盖着印的公文走进来。

　　“上火车去，”他极力说得能叫我听懂。“呜－呜－呜，”他 起嘴唇学火车头的鸣笛声。

　　押送我的卫兵走在我后边，不停地出长气。我能听到他那嘶哑的呼吸。他走累了，便碰碰我的手臂，说：“喂，站住……”

　　我停下来，卫兵也停下来。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院街上，喘着粗气，互相对视着。有几个小孩在不远处的一个院子里嘻笑，从他们欢快的叫喊声中听得出来，他们正在互相追逐，也许在捉迷藏。当“领头人”找到了其他人躲藏的秘密地点后，大家齐声尖叫起来。捉迷藏是一项有益的游戏。我在逃跑过程中很有体会。它能培养对意外情境的适应能力。

　　德国卫兵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尽管他手里拿着枪，周围院子里也住着跟他一样的德国人，可他照样惊恐地看着我。我们两人在变成蓝灰色的街道上站了很久。他望着我，我望着他。他神色惊恐，我却无所谓，因为此时我没有考虑逃跑，在市内也不可能逃脱。人们要逃跑的时候，总是用仇恨的目光望着押送他们的卫兵。在别的时间，尤其是在卫兵不打人，不朝落在后面的人开枪的时候，是没有人仇视他们的。

　　我们越往前走，他越是惊恐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喂……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他用刺刀碰了碰我的肩，动作很小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听见这个德国人在后面移动着脚步，想尽量跟上我的步点。他一跳一跳地走着，但还是跟不上，因为他的左脚只能勉强地拖动着。我走得很快，他在我后面跳动着，怎么也无法跟我保持一个步点。我又听见他呼哧呼哧喘气，不停地大声咳嗽。他咳得越来越厉害，简直叫人害怕。我停了下来。他抱住肚子站在那里，两眼通红，泪汪汪的。他咳了好半天，后来喘了口气，说：“谢谢……”

　　他又用刺刀碰碰我，叫我继续走。

　　在一个火车站，他把我带到战地宪兵队，他自己出去办理到柏林的通行证。他半个小时后回来了，带来一杯啤酒，两片夹肉面包，往我身边一坐就吃了起来。每一片面包他都嚼很长时间才咽下去。他喝啤酒时，每一口都象流进了一个空洞。我把头扭到一边，不想看他吃东西的样子，可还是能听到他嚼东西的声音，我的脑袋也随之一阵阵发晕。

　　我扭着头坐了很久，最后终于忍不住，转身对他说：“社会民主党人！轻点吃！”

　　这位德国人呛了一下，迅速地朝四周望了望。一个年老的宪兵正坐在一张桌子前高声打电话。我看出，押送我的卫兵被“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吓坏了。我想起来，在我呆的那个集中营里，有几个人就是因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关进去的。

　　“喂！”我大声说。“你这个社会……”

　　卫兵从凳子上跳起来。一块夹肉面包掉在地上。我从地上捡起来，放到嘴里慢慢嚼。德国人等我吃完后，带我去上火车。

　　分给我们一间小包厢。德国人插上门，命令我坐到窗前，他自己在门边占了个位子。他把枪放到膝盖上。火车启动了，我看见他扳起了扳机。

　　我知道，我的唯一出路就是逃跑。我也知道怎么去做。等天一黑下来，我就扑到这个德国人身上，把他掐死，然后换上他的制服，在一个小站跳出车厢。

　　我计划好了时间。等天上的星星一出来就动手。

　　“要是今天没有星星呢？”我想道。“这也无关大局。当然最好在星夜逃跑，尽管别人容易发现我，可我也同样容易发现别人。假如今天看不到星星，那就等过了路旁的树木后动手。”

第六章 相会

　　1、

　　我想起了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那是黑海的一个车站。那里几乎没有去度假的人，只有农夫和渔民。我是和父亲一块去的。整个车站只有两个外地来的疗养者。我一想起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就会立即听到惊恐而欢快的蝉鸣。老天爷，那儿的蝉可真多！至今我也想象不出蝉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有蟋蟀。我一直想在狄更斯的<<炉边蟋蟀>>中扮演一个角色。可我至今也想象不出蟋蟀究竟是什么样子。假如知道它们象潮虫和螳螂，那就太扫兴了。不过即便如此，也可以不相信。因为你完全可以不去相信你讨厌的东西。

　　天上出现了星星。包厢里的绿灯顿时亮了。灯光昏暗，亮度不足。

　　“喂！”卫兵把一张照片递给我，说，“瞧，这是我的孩子。”

　　我接过照片，上面有五个女孩，一个男孩。大女儿不足十六岁，小男孩约莫一岁。

　　“喂！”卫兵又说，同时递过来另一张照片。“我妻子。”

　　我看到一个女人躺在棺木中。一旁站着几个孩子和这个身穿破西服的卫兵。

　　我把照片还给了他，他放回皮夹里，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然后用指头摸摸胸脯，说：“痨病……”

　　现在他已经不是用惊恐的眼神，而是用忧伤和平静的眼神看着我了。他显然以为我对他是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因为火车的驶速很快，包厢的门插上了，步枪的扳机也扳了起来。

　　你这个德国佬，真是个傻瓜！火车开得快没什么了不起。任何门都能打开。我可以扑到你身上，用头照你脸部猛撞过去。这就是全部学问。

　　“大女儿很像他，”我暗自想道，“也是这么瘦。小男孩是个胖子。所有的婴儿都很胖，只是断奶后才变瘦。”

　　“喂，”德国人把一支烟递给我，把手指贴到唇上说：“社会民主党人──嘘！”

　　“你算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我心平气和地想。“你是一堆臭狗屎，算不上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你是个胆小鬼和痞子，不过你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他们没有母亲。”

　　我可想逃，就得干掉他。要想逃跑成功，就得干掉他。我只想打昏他，以免他的孩子──五个女孩，一个男孩──成为父母双亡的孤儿。我知道没有母亲是什么滋味。但我无法想象他们再失去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失去这个有一双瘦削的大手和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痨病父亲……

　　“该动手了，”我对自己说，“马上动手。”

　　我鼓足勇气，收拢双腿准备起跳，我已经可以动手了……

　　“有人说胖孩子是被很多线系着的，”我回忆着，“所以他们的小脚和小手上才有那么多皱褶。瘦孩子身上的线很快就会消失，幼儿也就变得象老头。小孩子不会说话。即便他是德国女人生的，也能教他学会说俄语，或者法语。这都无所谓。可千万别学说德语。要是一个人讲德语，那就太糟了。”

　　我感到自己对这个患有肺痨的德国人还没有恨到非杀死不可的程度，因为我在照片上看到了他的六个孩子。我对自己毫无办法。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干掉他。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我困了，”我边说边闭上眼睛。

　　“唉，”德国人说，“那就睡吧。”

　　火车在奔驰。我正向死亡奔驰。他却躲开了死亡。

　　“德国人，”我暗自想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法西斯。我恨，恨你们所有的人。”

　　“接下去呢？”科利亚问。“后来呢？”

　　“后来更坏。盖世太保把我关了三天。负责审查我的家伙叫舒尔茨，一个肥头大耳、红脸膛的家伙。他们在我偷来的那件西服上卡住了。那件衣服是德国工厂做的，但衣料是‘女布尔什维克纺织厂’生产的。战前我们根据贸易协定向他们出口这种衣料。他们开始审讯我，硬说我是契卡分子，是被派来接头的。舒尔茨没完没了地折磨我，非要我在一件诉讼案中作为苏联军官和情报员出庭作证……后来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后他们把我押到东普鲁士，交到弗拉索夫匪徒手里……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普通战俘，是从集中营跑出来的。我也不能把我的真实姓名说出来，因为我在马利亚煤矿干活的时候，背上被刻上了惩戒标记……就这样，我被押到了弗拉索夫的反间谍组织－”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科利亚沉默半晌后问道。

　　“我会讲的……别急……可你来到这里干什么？你有证件……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一个人要是能编出这样的谎话，那也真该吃枪子儿了。”科利亚暗暗想道。“一个人不可能卑鄙到这种地步。根据莫斯科的那段交往，我是了解他的。我认识他起码十年了……”

　　“我是糊里糊涂来到这里的，”科利亚谎称道。

　　他不能对斯捷潘讲真话。他有一种不受他本人支配的责任感。不过他又想：“这也许不是什么责任感，我也许是作贱和出卖自己，因为假如你谁也不相信，连朋友也不相信，那就没有必要干自己这一行了。”

　　“要是你不帮我的忙，我担心他们会逼我……”

　　“这话怎么讲？”

　　“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你认识罗季翁·马特维耶维奇·托罗波夫……”

　　“在证件上你叫罗季翁·托罗波夫？”

　　“对。”

　　“如果证件是假的呢？”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那样一来我会连累你。我不生你的气，”斯捷潘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我喊你时你没回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说得对，”科利亚说，接着深深地吐了口气，这口气一直憋在他的心头。“你说得完全对，罗季卡……在他的证件上还写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写。是基辅发的护照──就这些。”

　　“这样吧……你就说你是从基辅到明斯克的……他们还一次也没审问过你吗？”

　　“一次也没有……那个德国人拘禁你的时候，我正在洗澡堂的脱衣间。后来德国人去睡觉了，你被送到兵营来，我也是被送到这儿来的。”

　　“好吧，试试看。”

　　科利亚明白自己正在犯罪。但他不能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么做，因为他无权用自己的手去判决一个朋友死刑，他们曾在同一个院子长大，在同一个广场居住，在同一个班级学习。

　　“你住在明斯克希特勒大街４号，后来搬到乌戈尔大街４号楼。那座楼有一家叶列明斯基理发店。不过你不要把这些情况一下子全说出来。他们自己会问你的，因为他们的材料中有我的地址，懂吗？他们大概会让你跟我对质的。我不认识你──让我理发的主顾多得很！你就说我是理发师，紧靠一扇大窗户干活儿，窗户上面挂着‘叶列明斯基理发店’的招牌，招牌上画着一个嘴叼香烟的男人和头发梳得象绵羊的女人。我将对你的这些供词加以证实。明白了吗？”

　　“我大概是个恶棍，”斯捷潘说，“我也许没有权利请你帮忙。”

　　“应该说我没有权利答应帮助你，”科利亚说。

　　“等一等，你现在的名字叫什么？”

　　“这不重要……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起码对他们来说是这样。过分详细倒容易引起怀疑，就象在黑暗中乱撞一样。”

　　“要是我演不好这场戏呢？”斯捷潘问。“要是演不好呢？……”

　　2、相会

　　天气晴朗。长长的白云更衬托出天空的蔚蓝。黑燕划破白云，在空中飞舞。缓慢的、断断续续的钟声飘向无际的太空。

　　“完全是另一种声音，”阿尼娅倾听着钟声，暗自想道。“象玩具发出的声音，不象真正的钟声，跟我们那里的不一样。很象八音盒的声音。人和我们那里一样，长得差不多，只是戴着帽子，女人们穿着编织的袜子和宽大的褶裙，可是这里的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这时，钉着锈金属簧舌的教堂大门微微打开了，把人们放了进去，同时传来响亮而庄严的管风琴的乐曲声。

　　“多好听的音乐，”当管风琴的乐曲声传到阿尼娅耳中时，她想道。“等打完了仗，我一定去音乐厅听管风琴演奏。据说莫斯科有一架最大的管风琴。可我过去竟嘲笑说：‘这种长的声音有什么好听的？！’真蠢！只有在你经历过某种巨大的、属于你自己的事情，尤其是痛苦或幸福之后，你才能听懂音乐。只有那时你才能理解严肃的音乐，而不是什么‘疲倦的太阳和大海温柔地告别……’在你心情愉快的时候，需要听爵士乐，比如乌乔索夫乐队的演奏，如果你感到恐惧，缺乏力量，那就要听管风琴。你会变得很小很小，你的恐惧也会变得很小很小，就象你本人一样。”

　　阿尼娅站在一家店铺的遮阳下边。在这种状如帽舌的长长的遮阳下，她既可以躲避阳光，也可以观察广场上的动静。从这里她可以看到广场上的一切，而别人却几乎看不到她。

　　她是在九点钟，也就是在约定时间前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的。阿尼娅知道应该提前来到接头地点：在这一小时内，可以熟悉环境，发现可疑的动静，从容地做好准备。等约定时刻一到，她将走到一个身穿不戴肩膀章的旧德军制服的年轻人跟前，问他：“请问，你在这儿见过一个拎着两只口袋的老大娘吗？”

　　阿尼娅决定，如果她发现有两三个人在广场外围溜达或是坐在教堂前面的大车上，她就不去见那个穿军服的人。她知道得很清楚，盖世太保分子可能躲在教堂或广场四周的房子里，也可能躲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里，只要她和苍蝇一接头，便会根据暗号把他俩一起抓住，阿尼娅对这一切都很清楚，但是她觉得，自己应尽一切可能，凭借现有的一点经验来保护自己。她压根儿没想到，苍蝇会叛变投敌，会一个人来跟她接头，会把她带到一套很好的住宅，并帮她取回电台──而这一切并不是苍蝇的主意，而是军事情报处贝格上校的安排。

　　差一刻十点时，阿尼娅看到一个身穿敞口皮夹克的小伙子在广场上溜达。小伙子歪戴一顶鸭舌帽，手持一束野花，脚登漂亮的高筒靴，露出一幅吊儿郎当的样子。阿尼娅想起，当初国防航空化学促进会流动俱乐部的教练连卡·杜比宁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曾穿过这种高筒靴，那是他去列宁格勒参加促进会代表会议时在一家委托行买到的。

　　小伙子走得很慢，懒洋洋地朝四下张望着。他没走到广场中间便折进了一条小街道，也就是阿尼娅来雷布内镇时经过的那条街道。

　　“那里有一家理发店，一家咖啡馆和两家小商店，”阿尼娅回想道，“那么没有地方停汽车，因为路当中有一个大水洼，而到公路去要经过一条村道，进入村道的出口非常陡。不过，我何必这么神经紧张呢？等我看到两个或三个人在广场上溜达时，再考虑也不晚……”

　　那个小伙子又出现了。他几次离开广场，又回到广场，接着在教堂门口一转身，钻到一条胡同里去了。阿尼娅等到十点钟，便从遮阳下走了出来，不慌不忙地跟在小小伙子后面拐进了小胡同。小伙子在理发店旁边站了一会，然后转身迎着阿尼娅朝广场方向走去。理发店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身穿不戴肩章的旧德军制服的男人。小伙子仿佛用后脑勺看到这个男人似的，停了下来，开始系紧高筒靴，一直等到穿德军制服的男人从他身旁走过去，到了广场上。

　　“有人盯他的梢，”阿尼娅断定。“如果他就是苍蝇，那么有人盯他的梢。怎么办？要是我走近他，我们两人就会被捕。”

　　又过了五分钟，只见一个穿短裤背心的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来到小伙子跟前。互相问好后，小男孩从车上下来，穿高筒靴的小伙子让他坐在后架上，然后登起车把他从广场带走了。

　　“我准是发疯了，”阿尼娅暗自想道，“准是发疯了！”她没有注意到一个年轻姑娘从刚才小伙子骑车拐进去的那条街道走了出来。

　　这当儿，苍蝇来到了教堂前面。她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

　　“请问，”阿尼娅问道。她感到嗓子发干，便咳嗽了一下，“你在这里见过一个拎着两只口袋的老大娘吗？”

　　“什么？”苍蝇惊问道。“我没见过什么老大娘……”

　　阿尼娅朝他的眼睛望了一两秒钟，紧接着便转身穿过广场朝教堂走去。

　　“他决定不跟我接头。他等的是穿蓝西服的情报员，为什么要跟我接头呢？怎么办？对他解释一下？万一不是他呢？是他。肯定是他。他是用俄语回答我的。真蠢！既然不想暴露身份，那又为什么用俄语回答我？是不自觉吗？难道能这么做吗？”

　　“小姐！”那人突然在她身后喊道。“站住，小姐！”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她跟前。他脸色苍白，嘴唇干裂，有如鳞状，就象小男孩在第一次结冰后吸吮冰柱时的样子。

　　“照我看，她刚才搭顺路车走了，”苍蝇说。“老大娘走了。搭顺路车走了……”

　　他们迅速朝前走去──苍蝇在前面半步远，不住地侧身看阿尼娅的脸；他死死盯住他的脸，而她急匆匆地跟在他的后面。她觉得，苍蝇之所以如此贪婪地看她，是因为她是从大后方来的。她对他微微一笑。其实，苍蝇之所以如此贪婪地看她，是因为她非常漂亮。苍蝇极力想象着，等她被带到那个地方后，她的这张脸蛋会变成什么模样。

　　阿尼娅勉强避开他那通红灼热的眼睛，回头看了一眼。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年轻姑娘在走路。阿尼娅对她没有在意。（她不可能想到，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内，她的性命就系在这个年轻姑娘的身上。）

　　苍蝇把她带到雷布内镇头的一所房子里。这里有两个房间，一间的窗户临街，住着一个耳聋的老太婆，另一间有三个窗户，窗上爬着常春藤和野葡萄，房间收拾过，显得空荡荡的，仿佛刚死过人似的。

　　“你就住在这里，”苍蝇说。“这张床怎么样？带弹簧的。你睡在上面就象睡在家里一样。你是先休息呢，还是先谈谈？别的人呢？”

　　阿尼娅坐在床沿上，说：“我先躺半个小时吧。我等你等累了。”

　　她脱去鞋，把枕头拉到头下边。她的身体变得非常沉重，仿佛属于别人似的。阿尼娅朝自己身上看了看，突然无缘无故地怜悯起自己来了。

　　“没什么，”她想到。“这是女人的软弱，是可以摆脱的。第一次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最主要的是，我和他接上了头，现在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了，一切都很顺利。”

　　她想到这里就睡着了。苍蝇坐在窗前，望着沉睡的姑娘，她那强健有力的双腿，美丽平静的面容，从短大衣开襟中露出的酥胸；他一边望着这个被他一手断送的姑娘，一边掰动着手指──一根手指一跟手指地掰，先掰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再掰第二个关节，然后两个关节一起掰。那声音好象有人吃花生似的。

　　苍蝇象座石礅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他要一直坐到姑娘醒来，告诉他电台和密码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一块去把电台和密码带到这里来，他将向她提供假情报，由她发给总部的博罗击金。还要找到与她一起被派来的侦察组组长，并且在当场抓获他时立即安排他和贝格上校见面。至于以后的事，苍蝇就无须操心了。他们会把他送到后方，送到德国，远离战争，远离恐怖和流血。他已经受够罪了。他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失眠、恐怖、无法实现的希望──全都见鬼去吧！在那边他一无所有──除了公共宿舍的那点东西外。在这里，他将拥有一个小小的汽车修配站，一所独家住宅，再也不用闻煤油炉和青草汤的味道，还会有一辆私人小汽车。别的东西他再也不需要了。什么也不需要了。自从他被派到这里来那一刻起，他就感到有人盯着他的后脑勺。他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了。这一切都是贝格向他提出的。东西虽不算多，但毕竟是他自己的。于是他同意了。他只能同意，没有别的路可走：神经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已经受够了，够了！

　　3、

　　克鲁格致德意志国家元首（亲启）

　　元首：

　　昨天莫德尔元帅将您作出的关于解除我西部战场和“Ｂ”集团军群司令职务的决定转告了我。其理由显然是，坦克不对未能突破阿夫郎什，以致未能弥补一直延续到海湾的缺口。因此，我作为指挥官的“过失”是显而易见的。

　　元首：请允许我怀着对您的深厚敬意陈述一下我的观点。当您收到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通过狄特里希司令将此信转交给您……我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指责的重负，即：是我采取了错误战略，铸成了西部战场的失败。

　　然而，我没有可能对自己作出辩解。因此，我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心甘情愿地前往我的数千名战友已经前往的那个地方。我从未怕过死。生命对我已失去任何意义，况且我已经包括在应受审判的战犯名单之中。

　　……我坚持认为，成功地进行战役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相反，命令所规定的进攻行动会导致集团军群整体态势的决定性恶化。事情的结局正是这样。这是东方战场绝望形势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坦克而反坦克装备的迅速减少，正规师迫击炮的供应不足，导致了目前的形势，而由于在所谓大包围中的损失，使这种态势更为复杂化了。

　　元首：我认为自己有权申明：为了控制战局，我已竭尽全力。在我呈给您的附有隆美尔大将备忘录的一封信中，我已陈述了关于局势将如何发展的意见。无论是隆美尔，无论是我，抑或是在与物资方面占优势的英美联军作战中具有战斗经验的西部战区全体指挥官们，都预见到了目前出现的这种局势。然而，我们的意见却无人听取。我们的观点不是建立在悲观情绪之上，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我不知道，经受过全面考验的莫德尔元帅还能否控制住局势。假如已经不可能了，假如期待已久的您的新式武器也不能带来成功（首先是就空军而言），那么您，元首，就应该作出停战的决断。德国人民已经饱尝了难以描述的痛苦，到了结束这种痛苦的时候了。

　　结束战争，并阻止帝国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的途径和手段是存在的……

　　请您显示出您的伟大，在必要的时候停止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吧。

　　永别了，元首，在我执行自己的职守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的心和您是贴近的，显然比您所理解的更贴近。

第七章 第一个周末

　　1、

　　具有惊人的中世纪美的旧集市位于克拉科夫市中心。这里有两个教堂，一座砌着石板的广场，几排支着篷帐的货摊，还有一个铺着灰色石板的广场，四周是一幢幢两三层的尖顶小楼。战前这些小楼漆成了各种颜色──黄的、红的、灰的，但现在油漆已经退色，有的地方剥蚀了，因此这里已经不是往昔那种小巧玲珑的中世纪广场，倒象是从远古迁移到这里来的。

　　旧集市广场从一大早就人声鼎沸。这里有最大的旧货市场：人们在这里用衣服换食油，用马泰科的画换鸡蛋，用钻石换烧酒，用占领区马克换战前的金币，用高筒靴换烟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商贩的叫卖，投机商的窃窃私语，被丢失的孩子的哭喊，当有人从衣袋里掏出购油食品证时人群中爆发出的狂叫──所有这些声音汇成了一片喧嚣声，如果闭上眼睛，你就仿佛来到了市立公园的狂欢晚会上。在这单调的嘈杂声中，只有卖圣像和鸽饲料的小贩们默默无言，安静平和。他们不前后走动，不向任何人兜售商品。他们悄没声地从早晨站到傍晚，直到买卖做完了，或传来了警笛声为止。这时，市场就象横扫一切的大海浪，把人群吞没掉，在灰色的石板上留下报纸的碎片、一直烧到指头的烟蒂、蛋壳、渍苹果的残渣，以及人们逃避搜捕时丢下的胶皮套鞋和皮靴。

　　这个周末与别的日子毫无二致。也是人山人海，纷扰和闷热。也是每个半个小时，教堂的号手从五十米高的小窗口探出脑袋，用嘴对着一把长长的中世纪银号，吹奏出一声声的警歌。他吹到一半便骤然中断了银号那纯正的旋律。这已经延续许多世纪了。据传说，号手从他的小窗口发现鞑靼人正悄悄地象潮水一般向城市进发。他立即吹响了警号，但还未来得及把歌吹完，就被箭射穿了胸膛。自那时起，无论白昼还是黑夜，号手都要在高昂的、如泣如诉的音节上中断自己的警歌。

　　天气炎热不堪，旋风从人群中挤过时发现，一个用女鞋换面包的光脚小伙子在滚烫的广场石板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他收缩着脚趾，尽量用不那么怕烫的后跟多坚持一会儿。

　　旋风走得很慢，端详着汇集在这里的人群。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一个装扮成瞎子的盖世太保分子──穿一身黑衣服，长满雀斑的翘鼻子上架一副蓝色眼镜。

　　旋风在来旧集市之前，在囚室内曾朝这位秘密警察看了一眼，不禁暗暗好笑起来。“蠢货！”他想，“瞎子不可能有这么端正的鼻子。双目失明总要在一个人的脸上留下悲惨的印记。可这家伙却脑满肠肥。蠢货！”

　　另一个盖世太保分子走在右面，稍隔一段距离。他打扮成一个农夫。第三个走在前面，不时地回头张望，好象在人群中找人似的。另外五名暗探占据了集市周围的关键阵地──各交叉路口。他们彼此能够看见，一旦这个俄国人企图从直接跟随者的监视下逃跑，就可以立即逮捕。在离开盖世太保之前，自然不会有人对旋风提起这五个人来，但他已经估计到集市将被封锁的情况。

　　卖鸽饲料的大多是些老太婆。她们用弯曲发黄的手指捏着一些用旧报纸叠成的小纸张包。

　　鸽子在集市上空飞翔。过去，在战前，也只有这些卖鸽饲料的老太婆站在广场上，人们从她们那里买几包鸽饲料，顺手拿来喂鸽子。经过训练的鸽子落在人们的肩上、头上和手上，一边舒服地、神秘地咕咕叫着，一边从人们手里啄食蒸软的米粒。如今鸽子已经无处可落了，因为广场变成了集市，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只是到了傍晚时分，鸽子才落到广场上，此时的广场便呈现出一片蔚蓝色的、虚幻的、童话般的景象。

　　几乎没有人买饲料，也没有人买圣像。这些老头儿老太婆们之所以依然站在广场上，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卖了一辈子饲料和圣像。一旦夺走了他们的这种营生，他们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无事可做了。只有德国军官们才偶尔买几包饲料。他们是来教堂拍照的。他们微笑着瞄准镜头，在他们四周集着饿得发抖的鸽群。

　　偶尔也有天主教的教士们（不过次数极少）来买点饲料，然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散发给孩子们，让他们做完祈祷之后去喂这些圣鸟。

　　可是圣像就没人买了：每家都有自己的圣像。偶尔有那么一个寡妇，在忧伤的圣母或善良的耶酥前停下来，擦掉眼上的泪花，在胸前划个十字，微微一鞠躬，便又急匆匆地走了，为的是用手帕去给自己的孩子换点奶渣。

　　旋风贪婪地听着人们的谈话。听人们谈话而又不必回答，使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在秘密警察局里，每一个回答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回答必须迅速、自然，还要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以便在审查时可以作出双重辩解。审讯之后，夜里是无法入眠的，因为必须在脑子里重新演一遍自己导演的“电影”。这是每一个谍报人员的命定之事。他需要回忆盖世太保头目的每句子话的语气，回忆他们以什么样的顺序向他提问，自己是怎样回答的，在何处保持停顿，哪些回答在他们狡诈的分析后有可能成为新问题的口实。旋风没有为第二天的审讯做好准备。

　　他懂得，假如他提前做好准备，而他们却按另一个路数进行审讯，那么他将很难临时修改自己的构想。他是用另一种方式准备第二天的审讯的。他先回忆前几次审讯的情景，看看还有哪一类问题没有涉及，设想一下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哪些问题，从而对盖世太保可能感兴趣的每一类问题想好大致的回答。

　　曾经有一个来自奥尔良的老头为德国人充当密探，在知识分子中从事活动。有一次他对旋风和另外两个审讯他的契卡人员说：“哦，饥饿的、歇斯底里的、充斥着谎言和希望的战争市场！人们在和平时期对这种悲惨的市场景象是太容易遗忘了！制止战争的唯一保障就是人的记忆。可是它，人的记忆，并不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而且照例是很差的记忆。假如用另一种感情，比如妒忌，来取代记忆，那么战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记忆就象天气，随着人的情绪而变化。一个人高兴时，就回忆好事，或是含笑谈论坏事，说这种坏事已经过去，对他已没有威胁了。要是这个人处境不好，那就要看性格了：他要么把罪过推给别人，要么把坏事变成好事，要么借酒浇愁，要么鄙视一切，要么寻短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一般是很少回忆往事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所以才要打仗……”

　　“一个老恶魔！”旋风想起这个老头儿的话，不禁有点吃惊。“他关于市场的惨象讲得很对。我就从来不去想一九二九年的饥馑，其实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妒忌和其它问题，倒是可以争论的。争论有如探索真理的磨刀石。”

　　“瞎子”朝旋风身上推了一下。

　　旋风从容转过身来。“瞎子”朝一个身穿黑绒夹克、裤腿扎在高筒靴里的年轻人摇摇脑袋。那个年轻人的手里拿着几包鸽饲料。

　　2、对质

　　穿军服的老头儿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个穿灰色便服的家伙。

　　科利亚清楚此人是盖世太保派来的。他没有想错。

　　老头儿说：“这位是外国劳力调配处的显示，他想跟你谈谈。”

　　“我知道所谓外国劳动力是什么意思，”科利亚在心里冷冷一笑。

　　“非常荣幸，”科利亚说，“我在这里待得已有点心神不安了。”

　　“心神不安是有害的，”便衣说，“对你这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是有害。”

　　“我心神不安是不由自主的，”科利亚微微一笑说。

　　“那么说倒是由我们作主了？”便衣原微微一笑。

　　“反正是不由自主。”

　　“那好吧……不谈那些。你想在哪儿工作？想在我们这个人民国家的哪个经济部门工作？”

　　“我最近三年干过很多行业。我已经都讲过了。”

　　“对，我知道。你是物理系快要毕业呢，还是中途辍学？”

　　“中途辍学。正好学了一半。”

　　“你语言学得怎么样？”

　　“与其说好，不如说坏。我在中学时的德语成绩也不好。”

　　“是吗？”

　　“如今后悔了。不过我们那里教得也不好。”

　　“一点不错。听人说，你们的中学根本不教发音。要知道我们有柏林音、巴伐利亚音、北方音、瑞士音、奥地利音。”

　　“问题就在这儿。可自学是很困难的：没时间，首先想的是填饱肚皮，要是不挣点外快，就得喝西北风。”

　　“喝西北风？什么意思？”

　　“就是挨饿。”

　　“你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你叫……”

　　“安德烈……”

　　“安德烈，”德国人重复了一遍。“父称呢？”

　　“雅科夫列维奇·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

　　“雅科夫列维奇，”德国人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很象犹太人的名字。”

　　“雅科夫？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你们自己也有不少人叫雅科夫的。我就有一个德国朋友叫雅科夫·罗恩，是个上士。”

　　“这个罗恩是哪儿的人？”

　　“大概是柏林人。”

　　“你父亲的父称又叫什么？”

　　“伊万诺维奇。雅科夫·伊万诺维奇。”

　　“你的籍贯？”

　　“祖祖辈辈都是莫斯科人。”

　　“居住地呢？”

　　“我的？”

　　“你父亲的。”

　　“他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你已经写过了。我想知道，在你们搬到你们的住宅之前，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记得了……住在帕利哈一带，具体不记得了，没问过。”

　　“你说，”盖世太保分子拖长声音说，“你在明斯克干过什么工作？”

　　“在理发店工作。”

　　“那里有很多家理发店。是在哪家？”

　　“叶列明斯基理发店。”

　　“详谈一下这家理发店的室内装饰。”

　　“好吧……一间很长的屋子，里面有椅子，就这些……”

　　“你们那儿有几把理发椅？”

　　“他们审问过斯捷潘，现在想从我这儿验证一下。可是审问斯捷潘的只有一个老头儿，为什么又来了这个便衣？斯捷潘大概是坐在一间黑屋里，他们对他进行神经战。但是为什么来了个盖世太保分子？难道斯捷潘出问题了？也许是我出问题了？不可能！他不会出卖我，不会！”

　　“我们有三把理发椅。”

　　“三把，”盖世太保分子若有所思地重复道。“三把，这很好……正好是三把理发椅，这太好了……”

　　他打开一本封面用德文写着“明斯克”的文件夹，开始心不在焉地翻阅着。

　　“我们那边是不搞这种表演的，”科利亚暗暗想道。“这只能吓唬小孩子……”

　　“你们那儿有三把理发椅，好极了，”盖世太保分子又重复了一遍。“你是用哪一把理发椅干活儿的？”

　　“那要看情况……”

　　“你没有自己固定的理发椅吗？”

　　“我主要是在一扇大玻璃窗前干活儿。那里可以看到大街上的情景……你知道，那是很有趣的……”

　　“可以看到姑娘，小腿，裙子……”

　　“一点不错。”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我们是周工资，老板每个周末付钱。这是市长的命令，你难道没听说过？”

　　盖世太保分子微微一笑，科利亚知道自己做对了：他们从各个方面套他的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从远处入手，通过各种细节。

　　“你再讲讲，”盖世太保分子依然拖长声音说道，“你们理发店的墙上有什么画没有？”

　　“有两张画，”科利亚干巴巴地答道。“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证件？”

　　“是什么样的画？”

　　“跟所有理发店一样。男人和女人，梳着各种发型。”

　　“好……你用的是什么工具？俄国的，还是德国的？”

　　“先是俄国的，后来弄到一副德国的，是索林根的钢。”

　　“哪一副好用？”

　　“当然是德国的。”

　　“为什么‘当然’？”

　　“因为名气大。”

　　盖时太保分子打开自己的黑提包，取出剪刀、梳子和推子。

　　“你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的技术吧，”盖世太保分子说：“同意吗？”

　　没等科利亚回答，他就生硬地下令道：“把托罗波夫叫来。”

　　“这就去，”舒尔茨先生，“年老的军官答道，走出了房间。

　　舒尔茨！科利亚仿佛当头挨了一拳。起初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就想起了斯捷潘讲的关于盖世太保分子舒尔茨的故事──一个红脸膛和膀大腰圆的家伙，曾劝斯捷潘作为契卡的接头人出庭作证。

　　3、电台在哪儿？

　　一个小时后阿尼娅醒了。她觉得只闭了一会儿眼。她一看到头上那陌生的天花板，“顿时感到一阵晕眩，全身也紧张起来。不过她一看见苍蝇坐在窗前，也就定下心来。苍蝇的姿势和一小时前一模一样：一只胳臂支在白漆窗台上。

　　他跷着二郎腿坐在那里──舒舒服服，就象战前一样，一点不紧张，好象不是在德国人的后方，倒象是完成任务后坐在司令部的小屋里，那么悠然自得，无忧无虑。

　　“啊，”他微笑了一下，“睡醒了？”

　　“睡得不错。”

　　“我一直在看你：你真美，为什么要派这么美的来？可以派丑点的……”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丑点的被捕了也不可惜。”

　　“每个人都是人……再说，问题不在于长相如何。”

　　“你就不用谈灵魂问题了，没有必要，”苍蝇说，“我们在学校都学过了。电台在哪儿？应该去找我们的人，林中游击队的电源已经用完了，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哑巴。”

　　“应该去取电台。”

　　“你藏的地方可靠吗？”

　　“我埋起来了。”

　　苍蝇吹了一声唿哨说：“那就别想再找到了。”

　　阿尼娅笑笑说：“能找到。明天去找。咱们两人去找吗？”

　　“不，三个人。我再带上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小伙子……是我小组的。”

　　“他不是咱们的人？”

　　“既然帮我工作，也就是咱们的人了。”

　　“这个不错。我是问：他是派来的，还是当地人？”

　　“当地人。是我发展的。”

　　“我该怎么叫你？‘苍蝇’似乎不大好出口。”

　　“我叫安德烈。你呢？”

　　“阿尼娅。”

　　“真名呢？”

　　“我可没问你的真名……”

　　“我的真名叫安德里，区别不大。”

　　阿尼娅朝苍蝇瞥了一眼，暗暗想道：“他这是怎么，发疯了？竟然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她没说话，坐到小桌前，拿出镜子梳头。

　　“你怎么不烫发？如今时兴电烫。”

　　“对我不合适。”

　　“你穿得还可以，”苍蝇接着说，“还象回事……别的人呢？穿的是战利品还是订做的？”

　　“各人不一样。”

　　“头头是穿蓝色西服跳伞的吧？”

　　“不，是工作服。”

　　“他穿的鞋是什么样子？不记得了？是什么颜色？”

　　“不记得了……”

　　“你在地图上标明了藏电台的地点吗？”

　　“我把地图也埋了。”

　　“埋在哪儿？”

　　“离这里不远。”

　　“去把地图取来。”

　　“最好晚上去。别担心。即使夜里我也能找到，我在林中留有标记。”

　　“什么样的标记？”

　　“也就是记号……我把树皮切了一道缝，从小径画出一条线，扔了许多干树枝……这是西伯利亚人的办法，我也会。”

　　“你是西伯利亚人？”

　　“差不多是。”

　　“看你小心翼翼的样子，”苍蝇微笑了一下，“总是拐弯抹角的。阿尼娅，第二个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万一头头失踪了，我总得知道吧……”

　　“也穿的工作服，”阿尼娅答道。“你可以根据暗语接头。”

　　“怎么，你不相信我？”

　　“为什么？”阿尼娅惊问道。“我怎么能不相信你？”

　　“我一个人在这里，待了三个月。我建立了小组。我拍发情报，给你们打好了基础，不睡觉，不吃饭。唉！有什么好说的！”

　　“别生气，安德留沙，你这是怎么啦？要是你心神不安，就不要去接头了。现在我可以去。我认识他们……”

　　“好吧，到时候再说……请原谅，我是脱口而出：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限。不过你还是应该现在就去取地图。”

　　“为什么现在？晚上更安全。还是晚上吧，嗯？”

　　晚上苍蝇约好要和贝格见面。他说：“不，阿尼娅，晚上不行：到处是巡逻兵，说不定会碰上，太危险。”

　　他必须把地图交给贝格上校，这是命令。他还想把地图拿给盖世太保分子们看看。他觉得和那个情报员当面对质后自己失宠了，他们明显地不相信他。让他们看看地图就会相信了。

　　“好吧，”阿尼娅说，“如果你认为应该现在去，那就走吧。我什么时候都行。”

　　“等等，”苍蝇说，“我给准备了一些吃的。”

　　“谢谢，”阿尼娅微笑了一下，“我饿得象只狼呢？”

　　苍蝇从前室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煮土豆、黄盐粒、刚从地里摘来的嫩葱。

　　“哦，太谢谢啦，”阿尼娅说，“真漂亮！……”

　　“等等，”苍蝇说，“我还给你弄来一罐酸奶呢。”

　　“谢谢，安德留沙，我不吃酸奶。”

　　“这是为什么？酸奶最好吃不过了。”

　　“我不吃。小时候妈妈把我吓怕了。她说人们把青蛙放到酸奶里去──为了凉。打那时起我就情愿挨饿也不吃酸奶了。”

　　“真是女人！”苍蝇说道。“还要去打仗呢……那你就吃饭吧。明天我给你弄鲜奶来。他们这里的牛奶很浓，挺不错……”

　　十分钟后他走出了家门。

　　“阿尼娅，”苍蝇问，“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任务？”

　　“知道，”阿尼娅答道。“一项极为重要的特殊任务。具体细节由旋风告诉你。你别生气，好吗？我并没问你的联系暗号和接头地点。等旋风来了，你们一起研究吧。”

　　“我并没生气，看你说的……旋风个子很高吧？浅蓝色眼睛，对吧？”

　　阿尼娅回头看了看。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跟在他们后面。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人了。阿尼娅又回头看了看，她觉得那辆自行车很面熟──和去广场找穿高筒靴的小伙子的那个小男孩骑得一模一样。

　　“这里自行车很多吧？”阿尼娅问。

　　“每家都有。那又怎样？”

　　“没什么。随便问问。”

　　他们朝树林方向拐去。

　　4、旧集市

　　“冒充的，”旋风想道，“这是冒充的，他们想骗我。这是他们的人。他们想再检验我一次，看我是朝这人喊‘快跑！’还是走到他跟前。蠢货！他们这么做倒帮了我的忙，是自己使自己相信我对他们的忠诚。慢！假如只是偶然的巧合呢？那就毁了这个小伙子，平白无故地毁了他。未必……这不是什么巧合。这不可能是什么巧合──一切都表演得十分精确。”

　　他不慌不忙地跟在小伙子身后。小伙子在别的商贩旁边来回走动──往前走五步，又往回走五步。

　　“你有喂火鸡的上等饲料吗？”旋风靠近穿绒布夹克的人，问道。

　　那人立即回过身，迅速打量了一下旋风和站在他身后的“瞎子”，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答道：“现在的火鸡饲料太贵了……你大概指的是雏鸡吧？”

　　那人首先向旋风伸过手来。旋风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

　　“真是愚不可及。看来，他会把我带到他们的接头地点去。从路上跑掉吗？不行。如果在集市上进行搜捕，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逃脱。如果现在跑，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如果再也没有别的机会了呢？如果不进行搜捕呢？如果……上千个如果……上千个可诅咒的如果……”

　　这一切在他的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他立即回头对“瞎子”说：“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朋友。”

　　随后他们来到圣安珍大学街，朝一所大学拐去，然后来到普梁塔公园（这是一片自古以来环绕旧城的杨树林），顺着有轨电线车向河边走去。

　　那里人很少。几个女人带着孩子坐在长条椅上。孩子们面呈菜色，眼角的皮肤象老人一样皱巴巴的。战争年代的孩子。他们没有互相追逐，没有喊叫，没有拿着小铲在草坪上挖土玩。他们静悄悄地坐在女人们身旁，小手放在膝盖上，而膝盖是那样肥肿，两条小腿却细如干柴。

　　“这里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在这里逮捕我，”旋风想道。“太不值得了。白白送死总是非常简单的事。”

　　“请你走路稍微颠一点，”当“绒布夹克”侧过身去时，旋风对“瞎子”说。

　　“瞎子”点点头，可是依旧跟明眼人一样，迈着士兵的步伐，雄纠纠地向前走去。

　　“绒布夹克”走到与华沙旅馆相邻的一座大楼前停了下来，看了看标有住宅号码的牌子，微微一点头，打开了门。旋风和“瞎子”紧跟着也走了进去。

　　“现在可以往回跑！”旋风想道。“不行。那边有他们的人。那边肯定有尾巴。我会全盘输掉的。现在不能跑。”

　　他们在三层五号门前停了下来。“绒布夹克”把耳朵贴在锁洞上听了半天，然后麻利地一转钥匙，打开了门。

　　他们来到一个显得很空空荡荡的大房间。这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有一张宽大的、皱巴巴的无靠背沙发。在一面巨大的，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的意大利式窗户旁边，盖世太保三处处长正站在那里微笑。

　　“请原谅，干我们这一行有时不得不演几场戏。”

　　旋风早有准备。他装出一副惊愕万分的样子，使得盖世太保分子们──起初是处长，接着是把眼镜放进了眼镜盒的“瞎子”，随后是“绒布夹克”──放声狂笑起来。

第八章 烧酒的味道

　　原来舒尔茨只是同名而已。等波格丹诺夫被带进来之后，科利亚便明白了这一点。斯捷潘的表演完全合格，与他们在营房中排练的一样。

　　科利亚熟练地为他理了发。他在波格丹诺夫的头上嚓嚓地舞弄着剪刀，嘴里不住地问道：“合适吗？满意吗？怎么样？”

　　晚上德国人发给他们每人五百马克：凡随德军逃离红军的人，在正式安排工作之前都发放一份津贴。

　　科利亚领到了去军官理发店工作的派遣证，斯捷潘被派往距克拉科夫七公里的坦克兵汽车修配厂做工。

　　领到钱后，两人来到士兵分配站。他们在那里凭借老军官的条子买了一盒猪肉罐头、一个白面包、一百克人造黄油和一瓶烧酒。他们把这些东西用报纸裹好，便到一座小树林去了。他们在林中点了一堆篝火，开始吃喝起来。斯捷潘喝了一杯烧酒就有点醉了，竟然哭了起来。他泣不成声，泪水顺着他蜡黄的两颊往下流，他也不去擦，直到泪水流到嘴里，他才用手抹抹嘴唇，不好意思地微笑着。

　　“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可怕吗？”他说道。“最可怕的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不能战胜我们自身的仇恨？能不能排除与绝望和勇敢共存于我们身上的恐惧？能不能抛弃对讲德语的人的仇恨？”

　　他贪婪地喝了一口烧酒，闻了闻面包皮，然后把身体移近篝火，说：“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员叫帕尔·帕雷奇。他是个弗拉索夫分子，一个无耻之徒和恶棍。秃头、衰老，多病。我看出他有病，因为他嘴角不停地冒泡，脸又黄又瘦。”

　　“喂，把嘴张开，”帕尔·帕雷奇说。

　　“什么？”

　　“张开你的嘴！懂吗？！”

　　我张开嘴。他看了看我的牙，气呼呼地说：“怎么，黄玩意儿已经叫德国人弄走了？”

　　我莫名其妙。

　　“我是说牙套叫德国人取走了？唉，就是金牙，还不懂？”

　　“现在懂了。我没有镶过金牙。”

　　“日子过得很节省吧？”

　　“没什么东西可节省的。”

　　“布尔什维克一点油水也不给吧？尽呵叱你们吧？”

　　“呵叱？”

　　“就是虐待！”帕尔·帕雷奇吼叫道。“你是有毛病还是怎么啦？！”

　　“我身体很好……”

　　帕尔·帕雷奇绕过桌子，照我脸上打了一下。

　　“你蛮机灵的，”他笑着说道。“爱开玩笑。你是有话直说呢，还是……打算兜圈子？”

　　“我没那玩意儿。我只剩一把骨头了。”

　　“要可怜你吗？”

　　“狼也可怜过母马……”

　　“你算什么母马？我情愿可怜小母马。马有一颗很大的心脏，一双善良的眼睛。可你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野兽。要么我吃掉你，要么你吃掉我。喂，囚徒，你穿几号鞋？”

　　“四十二号。”

　　“衣服呢？”

　　“你指偷来的那件吗？”

　　“你别耍贫嘴！偷来的……你在家穿多大号的衣服？”

　　“不知道。”

　　“为什么？”

　　“我只有一件衣服，还是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

　　“好呀，好呀，你这个契卡分子！‘父亲送的！’你别糊弄我，我们知道他们大把大把地给你们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挤出的血汗……喂，靠墙站好！”

　　“想开枪吗？”

　　“少罗唆！……这种事用不着我们去干。”

　　我走到墙根前。他用尺子量我的身材，量得很内行，象个商人。

　　“跟我想的一样：五十公分，三号。”

　　“你做过买卖吧？”

　　“对。做过买卖。”他小声答道。“你还挺有眼力呢。”

　　“卖什么东西？”

　　“瓶装的泪水。俄国人喜欢眼泪。也喜欢忏悔。不干坏事是不会忏悔的──所以我们才有罪。”

　　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说道：“哈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好！五十公分，三号。四十二号。嗯，嗯。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听到了，听到了……是个大嗓门。”帕尔·帕雷奇招呼我到他跟前去。他把电话递给我，小声说：“你听，你的朋友正开音乐会呢。”

　　我从电话中听到绝望的、非人的嚎叫，还有醉鬼的狂笑和叫喊。

　　帕尔·帕雷奇紧盯住我的脸，问：“可怕吧，囚徒？”

　　“可怕。”

　　“我也害怕。”

　　“你害怕的原因很清楚。你是个胆小鬼。”

　　“你说什么？”帕尔·帕雷奇吃惊地说。“我胆子很大。我知道我会受到惩罚。可我还是要走我的独木桥。你以为我夜里就睡得那么安稳？我喝白兰地，不喝就睡不着，就胆战心惊。可是天一亮就怎么样呢？天一亮我就走上战斗岗位，就是一名战士了。”

　　“你算什么战士？你是刽子手。”

　　“我？胡说！我算什么刽子手？难道我砍断了你的手指？砍断了你的腿？我对你是战士对战士──正大光明，我就是这种人。我没有折磨你，你何必冤枉我？”

　　“你会砍断我的腿，也会砍断我的手指的。”

　　“害怕了？啊？我不会的。不过对别人我就不敢担保了，我们不是马群，各人有各人的自由。”

　　这时有人送来一件弗拉索夫匪徒的军服。帕尔·帕雷奇接过弗伦奇式军上衣，用商人的熟练方式往胳臂肘上一搭，递给我说：“五十公分，三号的。拿去吧。”

　　“不行。”

　　“想尝尝疼的味道吗？囚徒！等嗓子喊破了，你就会同意了。在盖世太保那里你不过挨了顿打，那算不了什么。德国人是一板一眼的人，叫人恶心。打一顿──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比德国人吃的苦头多，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气。德国人打人是完成职守，我们打人则是出俄国人的怨气，是寻求真理。区别就在这里，小心点！”

　　“好吧，我小心点。”

　　帕尔·帕雷奇说：“你朝窗外看看。别害怕，别害怕，看看吧，那里是栏杆，没办法。看到那幢一层的小房了吗？那是囚室，而在栏杆外边就是我们的特别集中营，关的都是象你这种认死理、好抬杠的人。你知道特别集中营是什么地方吗？它是这样一种地方：德国人是些化学家，他们发明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先在犹太人身上试验。可是犹太人都是滑头，你没法知道德国人的药剂在普通人身上会产生什么作用。于是我们就把我们集中营里的犯人跟犹太人进行比较。什么时候德国人提出要求，我们就从做工的人中挑一两个送到试验室里去。”

　　“是实验室，不是试验室……”

　　“好样的。你是想用粗鲁掩饰你的恐惧吧？好样的，没得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想尝尝疼的滋味呢，还是答应下来？”

　　“不答应。”

　　“傻瓜。你还是听听我的忠告：老老实实穿上军服和靴子上前线去，到了前线再找机会跑到自己人那里。你就说是帕尔·帕雷奇让你这么干的。”

　　“帕尔·帕雷奇姓什么？”

　　“阿布拉姆松！阿布拉姆松，叶夫列伊·伊万诺维奇！喂，把军服穿上，死鬼！”

　　“不行，帕尔·帕雷奇。不行。”

　　帕尔·帕雷奇拨了电话号码，边笑容边对着话筒说：“瓦夏，你好，亲爱的！又是巴卡诺夫打扰你。我这儿有个性格活泼的囚徒。你来一趟，咱们聊聊天。你也许能说服他，那样就能当场拍板了，免得在这儿磨时间。亲爱的，我等你。你的那位怎么样？懂了。没事，没事，上帝会原谅你的……”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停地吃薄荷水果糖，嘴里散发出一股甜食店的气味。他把两只手深深地插进裤兜里，活象个在集市上逛荡的小偷。两道浓眉毛绒绒的，一直长到鼻梁上。前额高平，没有一条皱纹。

　　“就是这个人？”他问帕尔·帕雷奇。

　　“是。”

　　“你在照片上显得更漂亮，”维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我说，接着对帕尔·帕雷奇说：“你可以坐下。”

　　帕尔·帕雷奇靠椅子边坐了下来，用崇拜的目光望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用火柴棒仔细地剔了半天指甲盖，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导起我来：“你这个怪人要记住：能一直活到老死的人才是胜利者。对于老人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的，而且时间是一位良医。记住我的话吧。十年后谁是德国人最好的朋友呢？俄国人是德国人最好的朋友。等元首平静下来了，他就会明白，离了我们他将一事无成。这是辩证法，谁也躲不掉。这是一笔赚钱的买卖，老弟……我们将把帕尔·帕雷奇派到知识界，他能滔滔不绝地背诵陀耶夫斯基的作品，这是他在科雷马集中营跟阿维尔·巴赫学的。我本人倒认为，文化素养是个年龄问题，而不是遗传哈教育问题。老实说，你对我们有什么用？屁用也没有。可是盖世太保看上了你。照我看，他们制定了一项审判他们自己的共党分子的计划，想把他们打成间谍，你正好把牌送到了他们手中。是学问把你弄到了这一步。你说话刻板认真，这对于出庭作证最合适不过了。懂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可是这个乱摊子却让我们收拾，而盖世太保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不管怎么说吧，德国人把彻底整治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要是完不成，我们就得大口大口咯血了。所以说你还是认真想想吧。我们可以不把你送到蜂房去受那份罪。我们的蜂房可不是闹着玩的。到了那地方，你准会发疯，什么都会承认下来，揽到自己身上──不过那时你的身体也就全垮了。想想吧。“

　　我摇摇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再剔指甲，把手往裤兜里掖得更深了，接着对我说：“把手伸过来，我会看相。别怕，别怕，不会吃掉你的，怪人。”

　　他从远处看了看我的手掌，眉头一皱说：“把手放到桌子上，你的手纹很长，很有趣，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我把手掌放到桌子上。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弓着身，在我的手掌上飞快地做了个什么动作，我顿时眼前一黑，接着便看见我的手指上露出了嶙嶙白骨，一股鲜血从手掌上流到桌上──这是他用铁指套找我十指猛击了一下的结果。

　　“把立柜打开，”他一边脱铁指套，一边对帕尔·帕雷奇说。

　　帕尔·帕雷奇打开立柜的两扇门。他俩把我推到里面，从外面锁上。血从破裂的手指上往外涌。我想把手举到嘴上止止血，可是抬不起来──两手紧贴在身体上。

　　“喂，囚徒，”我听到帕尔·帕雷奇的声音，“你别生我的气……他走了，我事先好心提醒过你。你如果同意了，就喊一声，卫兵马上会打开柜门，把你带到医生那里。如果不同意，千万别喊，那会更糟……”

　　在生活中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但法西斯主义除外。无论它在哪里出现，人们都应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有个老头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据说得了肺痨。一个在比利时被弗拉索夫匪徒抓住的俄国海员告诉我，大家费了很大周折才给这个老头换了一个最美满的工作──清洁工。

　　“鄙人是副教授，”我们被赶到营房的第二天，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就自我介绍道。“现在淘大粪。”

　　这里只让我们干一种活儿：把军官们要穿的皮靴穿合脚。因此我们的脚全都血肉模糊，肿得吓人。可是每天一早就得穿上这种靴子，否则就要被打死。把一双皮靴穿合脚需要一个小时。指标──每天十五双。每天要连走带跳十五个小时。靴子穿合脚以后便送往前线给军官们穿。有人在脱下靴子、放到一边之前，设法在靴垫下面撒上沙子。如果被发现了，就会拉出去绞死。绞架就设在操场的一角，不大显眼。一天绞死的人不超过两个。除绞架外，还有实验室，每天总要失踪两三个人。有几个人挺不住发疯了，结果被拖走了。在我待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向弗拉索夫匪徒屈膝讨饶。

　　晚上，我们一躺到硬板床上，那个年轻海员便开始念叨起比利时来。他在那里和游击队一起活动，住在阿登高原。他说一个老本堂神甫经常帮助逃亡者，有很多人都逃到了法国。那里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由苏联人组成的游击兵团。他讲话快极了，就象已经病入膏肓，快要咽气似的。他是糊里糊涂被捕的：去找本堂神甫取粮食，在路边被抓住了。现在这里逼他交出接头暗号，特别是俄国游击队的驻地。年轻水手就是不张嘴，所以他头发全白了。他和我一样才二十来岁。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白天淘粪和打扫厕所，晚上给四、五个人讲苏联文学。他“讲课”时总是半闭着眼，也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们这些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的嗓音低哑柔和，与他那四方脸和塌陷的面颊很不相称；他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两道淡黄色的翘眉毛。

　　“曼德尔施塔姆比任何人都希望理解和调整周围世界，”副教授讲道。“他的诗中活跃着一种向心力。他将寂静与纺车相比。他以此去猜度一个非理性的概念：在这之后，寂静可以用手触摸到，它变成了人人熟悉的东西──纺车。要真正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必须爱荷马。你们记得荷马的作品吗？”

　　没有人吱声。水手喘着粗气，用纤细的手指挠了挠脖子。

　　“我们学校刚开始学古希腊文学，”我小声说，“这里又打仗。没来得及学。”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戏剧学校，导演专业。”

　　“学校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地址。

　　“啊，上帝，我就住在附近呀。唉，这一切都多么遥远而又一去不返啊！谁教你们文学？是巴别内舍夫吧？”

　　“不是。是瓦西里恰夫卡，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等等，等等，他好象还在文史哲研究所上课吧？”

　　“没有。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学校教书。”

　　有人发话了：“你接着讲吧，教授，地址以后再打听。”

　　“好，好……请原谅……我们讲到曼德尔施塔姆和他对哲学术语‘寂静’的发现。我现在给你们背诵一段他的诗。让我想想……想想……”

　　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

　　寂静就象纺车，

　　散发出醋、油漆

　　和地窖里酸酒的气味。

　　记得吗，在那幢希腊房子里

　　人人钟爱的妻子……

　　不是海伦，是另一个……

　　曾久久地刺绣……

　　看到了吧，这里的一切都是身边每天碰到的东西：醋、油漆，地窖，酸酒。然而，在思考俄罗斯这样一类宏大的概念时，诗人也能找到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庞大有如船坞中的铁甲舰

　　俄罗斯正在沉重地喘息。

　　于是你一下子就能看清并理解了满身疮痍的，在沉默、高大的船坞包围中的俄罗斯……再听下面一首──不过有些地方我记不大清了：

　　世纪这只捕狼的猎犬向我扑来，

　　但依照血缘我并不是狼。

　　还是把我当成一顶帽子，

　　塞进西伯利亚原野的

　　暖融融的皮袄袖筒里。

　　在那里，叶尼赛河川流不息，

　　松树伸向苍天的星斗──在那里

　　我是人！依照血缘我不是狼！

　　只有同类才能杀死我！”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有点吹嘘，其实他父亲只有一本这位诗人的诗集。

　　不知是谁小声地、痛苦地说道：

　　“是的……这里又是谁在残杀我们呢？是同类吗？是人吗？”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曼德尔施塔姆。请听：

　　我不会象只白色粉蛾

　　把借用的遗骸复归大地，

　　我希望，会思考的躯体，

　　有脊椎骨的、烧焦的躯体，

　　意识到自身长度的躯体，

　　变为街道，变为国家！

　　年轻水手悄声说：“绞死和烧死──并不意味着消灭，一点不错。我真想活到这样一天：大地上将有一条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

　　“应该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副教授纠正道。

　　“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水手坚持。

　　“不准闲聊！”看守吼道。

第九章 科利亚和斯捷潘

　　一片寂静，就象一架纺车。令人惊异。寂静不可能离开把它挤走的声音。在我们这里就是人们的呼吸。而在那里，在白色房子里，就是一架纺车。

　　“你叫什么名字？”副教授问。

　　“斯捷潘。”

　　“我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姓什么？”

　　“波格丹诺夫。”

　　“你是音乐评论家瓦西里·波格丹诺夫的亲戚吧？”

　　“不是，我父亲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残废军人。也叫斯捷潘。他失去了一条腿……”

　　“现在那边似乎好过些了。我的家也在那边。妻子和两个女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乌萨切夫卡，７号楼。”

　　“我刚从莫尔恰诺夫卡搬过来。晚上走在街上，高腰套靴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月光皎洁，窗内散发着暖气，情侣们躲在大门附近。人们不会珍惜和平，总是折腾，争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记得，我有时感到吃惊──我觉察到时间的存在，它就象一道山间溪流，在我身旁。我是个兼职者：上午在大学，晚上在国家安全学校任教……”

　　“你？！”

　　“是的，那又怎样呢？”

　　“没什么，他们指控我，说我是空投到这里的间谍，说我是从安全学校毕业的……”

　　“那你？你……”

　　“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从马利亚矿区逃出来的，那儿有一座苦役集中营，专门关于受惩戒的军人。我逃过三次，两次当场被抓，第三次成功了，可是又被抓住了。要是我说出马利亚矿区的事，就会把我送回去。那就意味着绞架，我背上刺有标记。”

　　“可怜，可怜……到了夏天，我们常到克利亚茨马的别墅去。晚上，一阵小雨过后，我们走出车站，地段上播放着留声机，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笑着，一切都如此平静，如此合理──天哪，多好！我一九三七年买了一座小别墅……早晨

　　“来，阳光洒满房间，红色的松树散发出蜂蜜的芳香，鸟儿悦耳地啼啭。你来到阳台上，夜里下过一场雨，形成一个个小水洼，阳光照在上面闪烁反光，刺得眼睛睁不开……”

　　听他讲话叫人心里甜丝丝的，因为副教授讲述的时候就象他看见了这一切，仿佛亲临其境似的；同时听他讲话也叫人痛苦，因为他的话使人变得软弱、柔和、忧伤，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想：你正在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你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绿色的清晨，散发着蜂蜜芳香的松树，雨后阳台上的小水洼。

　　副教授开始沉默，并把身子转到墙边。年轻水手在我耳边悄声说：

　　“听我说，应该逃跑，咱们会死在这里的，白白地死在这里的。从这里一天就能走到比利时，我是徒步被他们押送到这儿来的。按照星星的方向往西走。比利时有个老头儿，人好极了，是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会把咱们藏起来的。”

　　“怎么能逃走呢？这里有卫兵，周围一片漆黑，围墙比营房还高，别说傻话了。从这儿是逃不脱的。应该想想怎样在这里活下去。”

　　“一天到晚嘟嘟哝哝，非憋死不可。”年轻水手说。“只有副教授一个人能在这儿活下去，而别的那些干苦力的人再活上个把月就该进火葬场了。你闻到又甜又腥的味道了吧？这时夜里正在点炉子烧人。可以撑竿越过围墙，一过围墙撒腿就跑。我是白天被押送来的，我把沿路情况都记下来了。”

　　副教授的背突然晃动起来，就象在不停地打嗝儿.

　　“你怎么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唉，别管我，看在上帝份上！”他哭泣着说。“别管我！”

　　“别这样……我们的人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安慰他说。“我在狱中听说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他们正在拼命地逃跑……”

　　“别说了！我讨厌听这类东西。这时谁告诉你的？！”

　　“一个难友……”

　　“难友，难友！你听着，一切全完了！我们的祖国被蹂躏，家庭被践踏，文化被催残！可我们这里俄国人跟俄国人干架，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不能为了我们的生活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祖国而彼此谅解！”

　　“我和帕尔·帕雷奇有着不同的祖国。”

　　“和哪个帕尔·帕雷奇？”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官。”

　　“残忍之徒到处都有。”

　　“这话对。”

　　“唉，斯捷潘，斯捷潘，我多想到家里待上哪怕一分钟，在自己的书房走一圈，摸摸我的书，抚爱一下亲人的面颊……然后再回来，哪怕一直待到死……”

　　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操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操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上挂着“工作使人自由”的牌子。在院子里我们排成四行一队，然后命令我们朝大门跑去。在那里，党卫军分子手提木棍，弗拉索夫匪徒手持皮鞭站成两排。

　　“快！快！”卫兵吼叫道。

　　走在前面的几排人在弗拉索夫匪徒前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匪徒一边狂笑一边挥舞着皮鞭。走在后面的人却往前挤，因为他们也在挨打。结果，我们的队伍就象一个活的机体，自己推着自己向大门移动。

　　在大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血战”。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几百只脚均匀地踏动声。

　　弗拉索夫匪徒驱赶后面几排人群的吼叫声在这气氛紧张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可怖，以致有的囚犯抑制不住，竟然歇斯底理地用同样高的调门尖叫起来。

　　“血战”开始了。站在大门两旁的弗拉索夫匪徒朝前面几排人群扑去，逼他们通过自己这道“关口”。大门外是火葬场的狭小地带。党卫军分子和弗拉索夫匪徒组成一条人廊，用铅条、皮鞭，木棍毒打我们。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脑袋。人们用手臂挡住脑袋，弗拉索夫匪徒吼叫着，狂笑着，抽打着。

　　跑在我面前的而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他那两只尖削的胳臂肘紧贴在肋骨上，脑袋向后仰着，嘴里不停地喊：“先生们，停停，先生们！先生们，停停呀，要分辨清楚呀！”

　　探照灯亮了。在惨白的灯光中，我们这些身穿条状号衣、剃了光头、赤脚走在融雪上的囚徒，就象来自被遗忘的童话中那些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祥人物，连我们满脸的鲜血也不象是红色的。此时此刻它们是黑色的，如同油漆木板的清漆。

　　这天早晨我坐在帕尔·帕雷奇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来。

　　现在是瓦西里·伊万维奇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偶尔懒洋洋地向我提一些问题，诸如：“你的智齿疼过没有？”、“你用过桦树菌浸液治过烧伤没有？”

　　我总是停顿半天才回答，仔细考虑其中有没有圈套？

　　有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唉声叹气，摸着自己的脉搏，紧闭嘴唇，懊恼地摇着头，流露出内心的恐惧。

　　“昨天喝多了，”他说。“我的血压很高。尤其是低亚。忽高忽低。可是我们这里的庸医除了淋病什么病也不会治。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他端详了一阵剔过的指甲，把指甲往上衣翻领上擦了擦，说：“就是这么回事，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同志。”

　　我的脸显然一下子变了颜色，因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发出一阵狂笑，笑得那么得意，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开心，似乎这辈子他还没见过更可笑更快活的事情。

　　“怎么样？想起马利亚矿区了吧，斯捷普什卡？”神情愉快、面带笑容的帕尔·帕雷奇从门坎那边朝我喊道。

　　“完了，”我平静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们从矿区收到了我的材料。这意味着，两天后就会把我绞死。也许不是两天，而是三天，因为马利亚矿区在亚琛，把我押送到那里需要三天。”

　　“你受了多少罪呀，”走进来的帕尔·帕雷奇继续说道。“值得吗？”

　　“值得，值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替我答道。“他这么做良心上平静点，在自己面前可以显得很英俊，就象马戏演员站在排练场的圆屋顶下一样。喂，怎么样，到了现在还想继续捉迷藏吗？又不张嘴了？交通费我们还是有的，我们可以马上把你送走。你张嘴也好，不张嘴也好，到了那里会马上把你认出来的。”

　　“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不是做什么，是干什么。还是个演员，是个文化人呢，连话都说不地道。”

　　我仿佛被人用脸盆照头上砸了一下──脑袋嗡嗡响了起来。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演员呢？连集中营和马利亚矿区的档案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别把眼睛瞪那么圆，”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我们现在对你的情况全都清楚，囚徒。”

　　“好啦，别再充好汉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总结道，“现在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要是想活，就可以活下去，要是活够了，就别开口。你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你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你要是想活，就得用盖世太保给你起的名字，到麦克风前去讲契卡的内幕，并向英勇的红军战士讲述你为什么一脱掉契卡的法衣，换上弗拉索夫中将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军服。听懂了吗？”

　　“不全懂。”

　　“我可以讲具体点。你将扮演一个向我方投诚的契卡分子的角色，将为你编一套假履历──非常动人的假履历。你要为他们的诉讼案提供证词，他们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就是这些。”

　　“不行。”

　　“会行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以你的背叛行为去糟蹋你的父亲。乌萨切夫卡，７号楼，波格丹诺夫·斯捷潘，国内战争的无腿残废军人和红军英雄。”

　　我一下子醒悟了──副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是他！不会是别人！一双小小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翘眉毛，一副高尚而忧伤的样子──除了他，还有谁？！因为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些情况！我太傻了！听到几句家乡话就控制不住了！我恨德国人吗？那又该怎样对待俄国人呢？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不是德国人，他，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

　　“你好好舒口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认真地劝导我，“不要冒火。赌输了冒火最危险。好，你来翻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五十八条款通俗地解释了应如何对付背叛祖国者，即投诚者的家属。我们有你的照片，再往上画顶军帽，描几道伤痕，附上一篇文章：‘亲爱的父亲！我现在仿佛看到了你正在莫斯科乌萨切夫卡７号楼咱家的住宅里──一个被红军抛弃的、失去一条腿的国内战争残废军人。在这里，在俄罗斯解放军的队伍中，我正与奴役我们祖国的共党分子和犹太人进行斗争！士兵朋友们！到我们队伍中来吧！’等等，等等。我不负责写文章，我们有专人干这种事，写的就象爱伦堡的散文一样漂亮：你可以不相信，可是要掉泪。”

　　“让我考虑考虑，”我沉默很长时间后才说。我知道该怎么办。回到营房去，扼死副教授。他是个叛徒，他不该活下去。

　　“你就在这里考虑吧，囚徒，”帕尔·帕雷奇说道。

　　“不行，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在这里没法考虑。”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小声地、谨慎地笑了起来。

　　“不行，”他边笑边说道，“不行，斯捷潘，你的花招骗不了人……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受委屈的，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早就在你们这儿了吗？”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吗？早就在这儿了。一年了。”

　　“你们的人昨天对他也没放过……”

　　“没关系，今天我们再好好款待他。”

　　“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你们不是也象对我一样放他走的吗？”

　　“你与他相比有一个优势，囚徒，”帕尔·帕雷奇说，“你年轻，他老了，在现今时代他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只有能跑动、能从泥泞中拖出大炮的士兵才受到器重。”

　　“还是放我到营房去吧。给我一天时间。我难道跑得了吗？”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翻了一页日历，用红铅笔写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演员。”

　　“好吧，”他答应道，“不过，为了防备你惹事，我们把你关到单人囚房待一天，你可以在那里仔细想想。”

　　“单身囚房就在禁区那，”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就在禁区内。”

　　“你得放老实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最好说，“你对我们并不重要。盖世太保看中了你。连我们也不理解，真的。他们这些欧洲人都是一板一眼的，是不许可乱来的，只要他们决定了，你就得执行。他们说不定早已把你忘了，象你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可是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那个谢尔盖干得还不错吧？他替我们整治了很多人！囚徒们都喜欢知识分子：他用诗歌缓解你们心灵的重负，你们要是没有诗歌，就会象个聋子一样忘乎所以。”

　　“把刑法典给我看看，”我要求道。

　　“拿去吧。驱逐出境和剥夺权利。他们会找到照片的。囚车会开到你父亲那里去，这是千真万确的。”

　　斯捷潘点了支烟，啐了口唾沫，叹了口气，又长时间地沉默起来。

　　“我被关在单人囚室内，”他小声地，嗓音有点嘶哑地对科利亚说道。

　　“那里静极了，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在高处，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拦着铁栅的小窗。我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一片天空。天空呈黑灰色。后来天空变成了黑色，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之后，它又变成了白色，仿佛处于弧光灯照射之下。”

　　“我已经什么也不能想了。我身上的一切都凝滞了，变得沉重了，非我所有了。我感到了十根手指头的重量，一条腿冰凉冰凉的，似乎有一百公斤重。我恨我的前额──那样纤细和突出，它上面的皮肤也不老实，总是动来动去，而在这层松驰的皮肤和薄薄的额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们用头盖骨做成漂亮的烟碟），是一团灰红色的脑浆。人们教诲我们，要为我们作为人而感到骄傲，也就是说我们不同于动物，善于思考，善于理解，理解之后善于做出决定。头脑可以感受一切并理解一切，它是我的躯体的万能的主人，但是它却帮不了我的忙，知识每秒钟不停地记录下在我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而我却一筹莫展。

　　时间停止不动了。天空颜色的变幻全是胡说和蠢话。时间不复存在。天快亮了。他们将把我带走，他们将重新开始小声谈笑，剔指甲，摸肚子，强迫我出卖父亲，使他蒙受一个叛徒的家庭成员的耻辱，而我丝毫不怀疑他们是一定要这么干的。他们是一群野兽。只有子弹和绞索才能救自己，从而拜托这群野兽。”

　　“当一种不相干的声音传入囚室后，时间才又回到了我的身旁。那是一种尖细的声音，象蚊子哼哼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哦，已经不是蚊子叫了，已经是飞机的声音了。飞机多极了──我是根据他们那单调的、不断增强的吼声来判断的。”

　　“小时候我喜欢用蜡泥做各种颜色的飞机。我为它们装备了长长的蜡泥炸弹，同时我又用圆形的蜡泥炮弹轰击飞机场，防止它们去轰炸萨什卡用火柴盒和染成各种颜色的纸板为我拼成的城市。”

　　“现在，透过小小的窗洞，我在白色的夜空上看到了十架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它们显得很小，比我的蜡泥飞机还小。它们就象识字课本上的句点。可是句点开始变成墨污，墨污变成甲虫，甲虫变成飞鸟，飞鸟变成吼叫的轰炸机，接着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而在它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掀起了一堆白色的烟雾。飞机到哪儿去了？也许它们没来得及退出俯冲，就用它们白色的头部扎进了土里……”

　　“我被这无色的、黄色的、红色的、黑色的尘土的爆炸弄得耳聋目眩。这一切只占了一秒钟的时间，但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际。起初是无色的爆炸。当囚室的一面墙倒塌时，便成了黄色、红色、黑色和尘土。待尘土落下之后，我看到了远方绿色的林带、田野。其它什么也看不到。在我的头上又有轰炸机向下俯冲，当它们已经很低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个黑点从机翼斜坠下来。黑点变成了一支支平落下来的铅笔，随后便消失了，接着我被掀到半空中，摔在墙上，一股刺鼻的焦味朝我袭来。然后我就被周围响起的隆隆声震得耳聋目眩了。”

　　“应该离开这地方，”我突然平静而清晰地想了起来。“它们现在对我毫无办法，它们正躲在防空洞里。”

　　“我从一堆堆滚烫的碎砖上面跳过去，在不远的地方看到正在燃烧的兵营以及距炸毁的监狱二十步远正在喊叫的黑黝黝的集中营。耸立在夜色中的几座炮楼上看不到一个人。我脱掉条状囚衣，弯腰朝一片树林跑去。我们被他们变成了野兽：立刻朝树林跑去，这已经成了本能，就象狼一样。”

　　“我踩到躺在林边的一具尸体上。我跪下来，在隆隆的爆炸声中，我一边幸福地哭着，一边扒掉死者身上的衣服，穿到了自己身上（靴子太小，帽子也戴不上），然后低低地弯下身，向林中飞跑过去。在我的身后是大火、轰鸣，在一阵阵爆炸声的间歇中，从集中营传来兴奋的喊叫声，仿佛邻居正在举行婚礼一般……我走了整整十天才来到这里……这就是我的故事，萨尼亚……”

　　他们回到安置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科利亚背着睡着了的斯捷潘。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唱着弗拉索夫匪帮的军歌，声音不大，但可以让由弗拉索夫匪帮组成的卫队听到。一个卫兵回过头问：“喝醉了？”

　　“有点。”

　　“别在营房里吵闹，叫德国人知道了可不是好玩的。”

　　“我们不出声了，老兄，”科利亚许诺道。“我们睡到明天就开路。”

第十章 何谓波兰人

　　1、

　　傍晚时分，当奇美的红色晚霞燃尽之后，特劳布来到了特龙普钦斯基律师家里。主人不在家。儿子尤素夫正坐在黑的房间里弹奏肖邦的乐曲。他的面容被摇曳的烛光从黑暗中勾勒出来，犹如黑白相间的漆布雕花中的人物。

　　“你只喜欢肖邦吗？你好象从来不弹别人的作品，”特劳布说。

　　“比起别的作家我更喜欢肖邦。”

　　“你想一此表现你的爱国之情吗？”

　　“这表现不出爱国之情……”

　　“艺术，要么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体现，要么是它最凶恶的敌人……”

　　“什么意思？”

　　“艺术家要么歌颂他为之效劳的那个国家政体，要么与之抗衡──用沉默，选题，逃亡。”

　　“你认为第二类的艺术家不是爱国者？照我看，他比赞美自己国家政体的艺术家更是爱国者。我当然是指你们的国家……”

　　“尤素夫，你为什么敢跟一个德国人这样讲话？”

　　“因为你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可我是德国人。”

　　“对，一个有知识的德国人。”

　　“可是，有知识的德国人向盖世太保告密的还少吗？”

　　“有知识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会成为告密者。”

　　“你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陈旧了。”

　　“概念是不会陈旧的。”

　　“你是个有趣的人物。我记录过你的一些言行。你决不可能成为创造家，因为你受逻辑的支配。创造的最凶恶敌人就是逻辑和暴政。不过一般说来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逻辑与暴政是水火不相容的。”

　　“逻辑本身就是蛮横的，因为它选中某一点之后，就要排斥其它各点。”

　　“但并不加以消灭。这是有重大区别的。”

　　“如果从逻辑出发，那么就要摈弃──这就意味着消灭。”

　　“这不是逻辑，而是诡辩。你怎么这样衣帽不整呀，我亲爱的敌军记者！”

　　“很显眼吗？”

　　“是的。”

　　“我有时由于对世态的仇视快要变聋了，可是后来由于自己的胆怯又变得麻木不仁。他们把我们这些人全变成了胆小鬼，可鄙的胆小鬼！”

　　“算了吧，特劳布。如果一个人不是胆小鬼，就不可能把他变成胆小鬼。”

　　“住嘴吧，我不喜欢预言家。我们哪里已经够多了，一切都是可能的。一个人可以让别人对自己为所欲为。他比猴子更容易驯服。”

　　“出什么事了，特劳布？”

　　“你有一次曾求我搞一个证件……”

　　“结果呢？”

　　“我不作任何许诺。我仇视许诺──它意味着受人支配。一句话，如果我有了什么结果，我会尽力帮助你……喏，你看，”他边说边把一份在柏林印刷的传单放到尤素夫面前。

　　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局局长命令：凡是波兰族的男女工人，必须在每件衣服右胸显著位置佩带绸标。绸标必须牢固地缝在衣服上。

　　我们生活在为我们的人民国家的未来而斗争的年代，我们意识到，将有大量异族分子生活在我们的生存空间。此外，由于波兰的农业和工厂工人大量进入帝国，在整个帝国国土上民族问题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只有每一个德国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意识到民族利益，并独立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人民国家才能永世长存。法律只能保持对生存的调节。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持重而有信心的行为。全民必须认识到与其他民族的人共同生活所带来的危险。

　　因此，必须在每一个适当场合开展解释工作，必须经常指出波兰人对生活在波兰的德国人所施加的暴行，并号召对波兰工人提高警觉。

　　德意志人民！千万不能忘记，波兰人的暴行曾迫使元首采用武力保卫我们在波兰的同胞！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我们有五十八万同胞死于波兰！男人、女人和儿童，没有自卫能力的老人的病人，在羁押解送期间惨遭折磨。在波兰监狱中，德国人被迫忍受的苦难，只有兽性发作的野蛮人才能发明出来。长时间不让吃饭，用棍棒毒打，用枪托撞击，无故枪杀，挖眼，强奸──种种暴力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少年被浇上汽油，放在烤炉中烧死；一辆机车向运送移民的货车全速撞击。不久前在一个湖中，正在游泳的儿童发现了十七具尸体。此类例子成千上万，举不胜举。

　　现在这个民族的一些人作为农业和工厂工人以及战俘来到我们这里，因为我们缺乏人力。凡是被迫同他们在职务上打交道的人应该明白，今天波兰人的仇恨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波兰人在民族斗争中具有比我们更多的经验，波兰人依然希望借助我们敌国的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更大的波兰。

　　波兰人对德国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奴颜卑膝是一种阴谋。他们笑里藏刀。必须处处提高警惕，避免促成波兰人的联合和可能的间谍活动。

　　首先，波兰人和德国人毫无共同之处。德国人！请保持你的骄傲，不要忘记波兰人给你造成的危害！假如有人找到你并对你说，他哪里的波兰人是正派人，那你就回答他：“今天每个人都有正派的波兰人，正如过去每个人都有正派的犹太人！”

　　有人在谈论我们人民的一致性！首先要注意，千万不要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建立联系。我们的农民不熟悉民族斗争，把那些经常对他们说“光荣属于基督！”的波兰人当城正派人，并回答他们：“永生，阿门！”那些只穿很少一点衣服的波兰人来了以后，从他们的农民主人那里得到了内衣和外衣。他们随后就把这些衣服卖给相邻的波兰人，并用得到的钱去买烟草。一些波兰群体在公路上被经常驱散之后，又在附近路口重新集结。请留意，波兰人是否往家里写长信。作为回复，从波兰寄来了食品，从而可以想见，波兰人往家里写了些什么。不要把钱交到他们手里！在一户农民家里，一个农妇就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可是家里除了一个波兰姑娘外再没有别的帮手。要在类似情况下安排好邻里之间的互助！

　　德国人！波兰人决不应成为你的朋友！他比你庄园里或工厂里任何一个德国同胞都要低贱。你身为德国人，要永远公正，但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作为主宰者的民族的一员！

　　德意志武装力量正在欧洲为我们赢得和平。我们对新的大德意志国土上的和平负有责任。同异族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将会不止一次地考验我们人民的力量，你作为一名德国人，应该经受住这种考验。

　　国外德意志人民协会

　　尤素夫小心地把传单还给了特劳布。

　　“怎么样？”记者问“可怕吧？”

　　尤素夫答道：“不，不可怕，只是非常……”

　　“令人厌恶？”

　　“不，不是……非常难过。为德国人难过。你答应过，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力帮助我，我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助。想听吗，我给你弹只曲子？”

　　“很想听。”

　　尤素夫坐到钢琴前，弹起巴赫的一支曲子。

　　2、一束甘菊花

　　阿尼娅和苍蝇穿行在树林之中。他们走得很慢，因为阿尼娅还要仔细察看树干以及只有她一个人懂得的标记。她有时突然停下来，闭上眼，久久地倾听着树林，一边温柔地微笑着。

　　开始的时候，苍蝇一边望着她，一边不信任地摇着头，心想她肯定找不到埋电台的地方。后来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当阿尼娅象条小狗似的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琢磨着朝哪个地方继续走的时候，他开始采集花朵。他采集了一大束花，在阿尼娅找路的时候，他把脸藏在花束中并透过花束仔细地端详她。他挑剔地打量着她，就象一位家庭主妇仔细观看客人还没有动过的节日盛宴一样。

　　“她本该去玩‘女儿──妈妈’之类的游戏，”他盯着姑娘的身材，想道。“可她正在走向屠宰场。她的身材很漂亮。我真该摸摸：那么匀称！不行，太危险，会把她吓坏，引起麻烦的。女人都是些蠢货。”

　　“在这儿，”阿尼娅说，“在这棵赤杨树边。”

　　“别瞎说了……”

　　“你真怪，”阿尼娅说，“我对你说，就是在这儿。”

　　她跪在地上，伸开五指拿起一堆草，就象拎着一只猫的后脖似的。当这堆均匀的、用刀削过的正方形草皮被拿起之后，苍蝇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阿尼娅把这白色的、其实是用毛巾裹着的东西取了出来，然后解开毛巾，便露出了地图、手枪和手榴弹。

　　“你是赤手空拳来找我的吗？”

　　“哪里呀，”阿尼娅答道，并拍了拍自己的衣袋，“这儿有一支勃郎宁手枪和一枚柠檬型手榴弹。对付四个人足够了。”

　　“把武器给我，”苍蝇说，“你长得漂亮，他们会调戏你的，你发起火来就坏了。”

　　阿尼娅把勃郎宁手枪递给了他。

　　“手榴弹也给我。”

　　“不过它很小……”

　　“给我，给我，阿尼娅，别犯傻。”

　　他把手榴弹藏了起来，接着打开地图，说：“你指一下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维什尼茨附近。”

　　苍蝇打了个唿哨，说：“你疯了？还有一百公里远！”

　　“那又怎么样？”

　　“你是从边界走过来的？”

　　“什么边界？”

　　“德国和波兰管辖区……”

　　“我从铁丝网下面钻过来的，可我没想到那是国界。”

　　“两天走了一百里？”

　　“那有什么？”

　　“难以置信。”

　　“你还不信我能找到地图呢。”

　　“好样的，”苍蝇说，“要是这样，那可真是好样的。那里的巡逻很多，你怎么从他们中级溜过来的？密码在什么地方？也在那里？”

　　“当然。”

　　“你给我讲一讲那个地方的情况吧。”

　　“你一个人是找不到的。”

　　“能找到。”

　　“找不到，安德留沙。那里是一片干芦苇，只有我能找到。”

　　“好吧，咱们往回走吧。我得考虑弄两匹马来。当然最好乘汽车去：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边界。可是怎么拿出来呢？既然那里是芦苇，肯定是沼泽地。我们怎么从那里出来呢？”

　　“按照我走的脚印就行。我带路，安德留沙，按照西伯利亚人的办法带路，一定能带好。”

　　他们回雷布内镇时是按照太阳的方向走，走的是直路。走了一个小时后，眼前突然闪起一片刺目的白光。阿尼娅微微笑了笑，可是苍蝇却吓得一动不动了。

　　“那是水。可能是湖，你看，光线是静止的……”

　　五分钟后他们来到湖边。湖岸长满了灌木从和幼松，显得非常寂静。从近处看湖水是黑色的，而不象从远处看那样明亮。

　　“安德留沙，你从左边走，我要在这儿洗个澡，好吗？”

　　“还是回家洗吧？这里的澡堂不错，可以洗蒸汽浴。”

　　“我想游一会儿泳，”阿尼娅说，“很快就完。你去一边等我。”

　　苍蝇在一片温暖的、高大的、散发着香味的青草上坐下来，开始端详起那一束黄白相间的甘菊花。过了一会儿他看到阿尼娅游到了湖中心。她游得很快，象男人一样，把手向前甩得很远。苍蝇浑身打了个哆嗦──他看出阿尼娅是光着身子游泳的。

　　“真见鬼！”他感到血液骤然向脸部涌去。“试试并不吃亏。”

　　苍蝇起身朝他离开阿尼娅时的那个地方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把花束贴在自己胸前。他刚走到那地方，恰好姑娘正从水里出来。她走到放在一片黄色细沙上面的衣服跟前。这时苍蝇从灌木从中钻了出来。他向姑娘跨进一步，把花束往脚下一扔，就抱住了阿尼娅。他拼命地、粗野地抱住她，一只手把她往自己身上贴，一只手抓住她的胸脯，然后把她压倒在草地上。

　　“我孤独一人，孤独一人，”他低语着，把她往地下压，“我一直孤独一人……别折磨我，松开……松开，别折磨我。”

　　“不要这样，安德留申卡，”阿尼娅低声而平静地回答，“我知道你很苦，可是不能乱来。”

　　假如她喊起来，或是想挣脱，或是抓他的脸，那么他就会失去神智，控制不住自己。但是，她这种低弱平静的声音反而以一种缓慢的、绝望的、被遗忘了的痛苦深入到他的内心。他大声地喘了口气，转身躺在地上。

　　“把衣服穿上吧，”他说，“我扭过头去。”

　　当阿尼娅穿好衣服坐到他身旁后，苍蝇睁开眼，把花收到一起，递给姑娘说：“拿着，这是礼物。只是别生我的气。”

　　他用嘴使劲吸气，好象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

　　等天色黑下来后，苍蝇对阿尼娅说，他要去克拉科夫找人弄马或汽车，第二天早晨回来。他相信，贝格会叫他立即返回，甚至象上次那样用自己的小车把他送回雷布内镇，但是从苍蝇打算找妓女过夜，以便用一个不相识的、容易到手的女人来遏制在他眼前时而出现的幻觉──湖水那刺目的突如其来的闪光、太阳、散落在沙滩上的花朵、他此生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

　　“我把你锁到屋里，”苍蝇临走前说道，“这样可以安静些。我把百也窗也关上。他们是不会闯进屋子的，他们只进生炉子的房子。”

　　半夜一点钟的时候，有人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百叶窗。阿尼娅在床上呆住了，她恐惧地想起苍蝇把她的所有武器都藏了起来。百叶窗吱地一声打开了。透过窗玻璃她看到一个白发的男人。他用一根指头招呼阿尼娅过去。他看到了她，因为凝滞的、缓慢的、银白色的月光照在床上。

　　阿尼娅从床上起来，披上短上衣，走到窗前。

　　“姑娘，”白头发说道，“是安德里派我来的。”

　　那人带有很浓的波兰口音。

　　“哪一个安德里？”

　　“请打开窗户，别害怕，我要是德国人的话，那就从门里进去了。”

　　阿尼娅打开窗。

　　“闺女，”那人说，“安德里叫我马上把你送到备用住宅。这里已经非常危险了，走吧。”

　　阿尼娅迅速穿好衣服，从窗台上跳了出去。

　　3、祝你成功

　　现在，在从集市上的人群中间穿过的时候，在没完没了的、折磨人的、深更半夜的审讯之后，旋风用自己的背、耳朵和后脑勺感觉到，“瞎子”已经不那么紧张，也不紧紧抓住口袋里的枪柄了。旋风根据“友好谈话”进行的速度，根据已经不那么尖利、不那么变幻无常的提问感觉到，盖世太保在进行了那场“绒布夹克”考试之后，对他似乎放心了。

　　现在，旋风穿过人群时感到，如果在搜捕时逃跑的话，在开始阶段要比昨天容易些，因为几个直接看守他的人在第一次来过集市之后，已经有点习惯和定心了。

　　旋风期待着搜捕。他知道，假如今天也不进行搜捕，假如今天他不能逃走，那么他就会陷入自己在审讯时所作的谨慎的半真半假的供词中而不能自拔。眼下他是用模棱两可的手法去对付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制造一种“大回转障碍滑雪运动员的效果”──急速、喧闹、雪尘飞舞。然而这种雪尘眼看就会散落，盖世太保将仔细研究前几次的审讯记录，分析各种细节，他们将对与我军有关的一切问题产生兴趣。旋风认为盖世太保是一个极端认真的反间谍组织；如果以为盖世太保不了解我方前线侦察系统，不知道一些人的名字以及我方的基本兴趣和倾向，那是非常幼稚的。问题是，他们懂得用什么样的事实，用哪些名字和数字，在旋风不知不觉中揭露他的伪装。

　　眼下旋风是靠已牺牲同志的名字、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地下组织的经历以及他曾经领导、现已过时的克里沃伊罗格市侦察工作的一些秘密来应付盖世太保的。他小心翼翼，摸索着往前走，但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差不多已经走到尽头，眼看游戏即将结束，叛变就要开始。

　　旋风在集市上慢慢走着，观察着周围的人群。他感到拖延时间就意味着死亡。因此他特别仔细地打量着周围人群的面孔，并尽力想象，假如他不等搜捕开始，就不顾一切地冲出人群，这些人将做出何种反应？

　　“枪声一响，这些人要么都趴到地上，要么向四处逃散，那时就会处于被火力控制的狭长走廊之中。不过，‘瞎子’会在我后面乱射一阵，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也会这么做的。不过对付高个子比较容易：等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得很远了，我要是稍微弯下身子，他们就不会在人群中看到我，”旋风想道，“可是他们还是要乱射一阵的，会打死很多人──真可怕……”

　　在空中，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传来蚊子哼哼的声音。旋风立即屏住呼吸，继续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跟平常一样地走着，不过他开始踮起了脚尖，就象在林中打猎时等待禽兽出现一样：看，就在这儿，就在脚下，一只黑琴鸟闪了过去，两只、三只，整整一窝，随着双筒枪的射击，只见一团黑的、白的、棕红色的东西落在地上，猎狗嚎叫起来，四周散发出一阵火药味，一种幸福之情涌上心头。

　　“静点！”旋风险些冲熙熙攘攘的、拖着饥饿、疲惫的双脚走在广场灰色石板上的人群喊了起来。“静点！听，飞机！”

　　他很快就在天空看到了一个个黑点：一群飞机正由西向东飞去──它们是去轰炸我方的。旋风叹了口气，低下眼睛，看到走在前面的那个盖世太保分子正踮着脚，从一些吵吵嚷嚷的老太婆的头上张望着什么。他看到一个小男孩正趴在地上捡散落在长条凳下面啃剩下的苹果和烟头。坐在凳子上的人在等火车。小男孩长着黑黑的皮肤，长长的鼻子，头发象钢丝一样，十分平整。

　　“吉普赛孩子，”旋风明白了，“在德国人眼里，他们跟犹太人一样。这个高个子家伙就象条警犬──看到一个吉普赛孩子就不想放过。这家伙在打什么主意？活象一条警犬。畜生。”

　　高个子盖世太保分子转过身，从一排商贩中间穿过去，照一个戴宽檐帽的老头身上推了一把，用胳臂肘推开一个德国士兵，接着，好象是无意地用靴尖照吉普赛孩子的腰上踹了一脚。吉普赛孩子仰起长着一双大眼睛的脸，一看见高个子，便立刻意识到了危险，赶紧朝一边爬去，然站起来，钻进了一声不响的、散发着热气的、小心翼翼的人群中间。在小男孩跑过去的那些地方，掀起一阵阵声浪。

　　“机会到了！”旋风突然想道。“到了！”

　　“哦－哦－哦！”他大叫一声，照“瞎子”的眼镜猛击一掌，拔腿朝与吉普赛孩子相反的方向跑去，把一些拎着包裹和箱子的人撞倒在地。集市喧腾起来，响起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声。有人在他身后小心地、惊恐地喊了起来──周围一片混乱，传来马的嘶叫声，响起了枪声……

　　旋风跑的时候，弓着身，头朝前倾，边跑边脱去身上的蓝色上衣──一个最显眼的标志。他把上衣刚扔到地上，就看见有人伸手去捡，在同一瞬间又有一只大脚踩在那人的手上，但已经听不到喊叫声了，因为周围已经乱成一片。

　　旋风朝右边看了一眼──在那里，一辆绿色敞篷卡车正在转身，一群身穿黑色警服的警察从车上拥下来。

　　眼前闪动的情景突然放慢速度，变成了幻景，就象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似的。在华沙旅店入口处稍前一些的地方，“理发店”三个大字浮现在他的眼前。

　　旋风在某种最后的、冰冷的、绝望的理智驱使下推了一下店门，门铃尖厉地叫了起来。一个理发师脸色苍白地朝他迎面跨了一步。

　　旋风在门坎上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是从盖世太保那里跑出来的。外面正在搜捕我。”

　　4、在帕列克家里

　　谢多伊把阿尼娅带到一间旧澡堂里。这里散发出橡木桶、麻绳以及一种对阿尼娅来说既遥远又熟悉的特殊气味：不知是焦油味还是隔年的干鱼味。这种阿尼娅在大森林中闻惯的气味立刻使她安下心来：父亲冬天去猎捕松鼠时住的地方就常有这种气味。

　　“坐下吧，姑娘，”谢多伊说，然后拿出一块方格毛巾擦了擦脸。“坐下吧。”他又说了一遍，并点着一截教堂用的细蜡烛头。阿尼娅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不禁打了个冷战：在墙根坐着一个女人、一个穿高筒靴的小伙子和昨天去树林时骑着自行车跟在她和苍蝇后面的那个姑娘。

　　“坐下吧，”谢多伊又重复一遍，“坐下歇歇吧。这里都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是带着电台跳伞的那个姑娘的话。”

　　“你说什么呀？”阿尼娅耸耸肩说。“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吧？”

　　“就算是吧，”谢多伊说，“好吧。你不认识这些人，可他们认识你。”

　　“安德里在什么地方？”

　　“你的安德里在德国人那里。”

　　阿尼娅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把双手紧紧贴在胸前：“什么？！”

　　“就是这么回事，”谢多伊答道。

　　“他被捕了？”

　　“没有，他投靠了他们。”

　　阿尼娅冷笑一声：“我不懂你说些什么。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真的。我是来找舅妈的。我舅妈是从库尔斯克来的，懂吗？”

　　“别说了，我们不开玩笑，”谢多伊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一直在等你。安德里来了以后就把你的情况告诉了我们。这是帕列克的家，是你的接头地点。我们是你的朋友，你要明白，是你的朋友。”

　　“你们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真的，”阿尼娅笑了起来，“我没地方住，我正在找舅妈，安德里便收留了我。”

　　“别瞎编了。你和你们组的其他成员应该到格鲁索夫大街的斯塔尼斯拉夫、帕列克家，并向他转达他的儿子、波军上校伊格纳茨的问候。”

　　“我就是他的儿子，”穿高筒靴的小伙子说。“伊格纳茨的儿子，斯塔尼斯拉夫的孙子。你现在就是在我们家里。”

　　阿尼娅环视了一下聚集在这间小小澡堂里的所有人。

　　“请不要再谈什么相面术了，”她想起了维索科夫斯基的这番话。“有时你审讯一个家伙──从相貌看简直是个天使，可你还是坚信，在你面前的是个敌人，这是心灵在说话……”阿尼娅当时笑了起来，对漂亮的上校问道：“你的心灵是在你们的眼睛对视之后开始说话的，不是吗？”上校答道：“不是，是看过材料之后。它们比眼睛和心灵更确实。真正的社会历史要在许多年之后才能写出来，而这才是最准确的历史，因为那时将会公开我们的档案、关于天使和恶魔们的专案材料，以及为它们（包括天使和恶魔）的汽车、住宅、医药所付的帐单。那时，人们将看着一张画或照片，将不再猜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将了解全部真相：既有关于长着圣洁眼睛的恶棍的真相，也有关于相貌丑陋、口齿不清的天使的真相。”

　　“我不相信你们，”阿尼娅说，“你们了解全部情况，可是我不相信你们，他不可能是叛徒。”

　　“他本可以不是叛徒，”谢多伊说，“但他成了这种人。”

　　“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们的人！”

　　“那我们又是谁的人？”穿高筒靴的小伙子问道。“你认为我们是谁的人？”

　　谢多伊说：“必须立即和你们的总部取得联系：应如何处置安德里？是抓活的呢？还是就地干掉，趁他还没有干出更多的坏事。”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俄语说的不好我就不相信这些人，而相信苍蝇是我们的人吗？”阿尼娅一边不情愿地听着谢多伊和伊格纳茨上校的儿子、帕列克的孙子对她讲的话，一边想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那就真该加入天使长米哈伊尔的同盟会了。苍蝇一直和博罗金保持着联系。总部信任他。总部是派我们来找他的。可是，总部所以派我们来找他，是因为他通知总部他和波兰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我知道帕列克这个名字，他们说的是真话。知道帕列克的有苍蝇、旋风、科利亚和我。可万一是无线点截听呢？万一眼下这一切都是盖世太保的喽罗们搞的鬼把戏呢？”

　　“记住，延误时间就意味着犯罪，”谢多伊最后说，“特别是现在。”

　　“我是在你们这里，”阿尼娅说，“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想对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不相信你们！懂吗？就是不相信！”

　　5、傍晚与深夜

　　若不是贝格预先提醒过，苍蝇准会向盖世太保报告住在他家里的女发报员的情况。但是，在苍蝇被召去和旋风当面对质之后，贝格上校级要求苍蝇的一切活动只跟他一个人联系，还说根据上级指示，现在由他一人负责侦破与苍蝇接头的那个小组。

　　“我的盖世太保朋友们，”贝格说，“眼下正忙着别的事，因此我禁止你去打扰他们。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苍蝇答道，“不过他们会生气的……”

　　“我们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争风吃醋的女人，”贝格说道，“我们是不会生气的；我们要清除妨碍我们的人，要提拨给我们以友善支持的人。至于生气嘛……这不是间谍应干的事。”

　　“你们的人将把我的接头地点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吗？”苍蝇问。

　　“有这个必要吗？”贝格吃惊地问。“照我看，派来找你的人不会是一年纪的小学生，而是有经验的人。不管我们对监视的组织工作多么精密，有经验的人总会发现破绽的。也许你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你没对那个小妞说漏嘴吧？”

　　“哪里的话……我跟她搞得很亲密。”

　　“她没什么怀疑吗？”

　　“怎么会呢？”

　　“那就谢天谢地了。等其他人跟你接上头之后，咱们两人一般情况下一个月碰一次头，可以在饭店人多的地方，装成一个年轻小伙子和一个年老的波兰教员在谈话。”

　　贝格向苍蝇布置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明天上午九时，将有一辆载着几名乘客的汽车从教堂一旁通过雷布内镇的广场。苍蝇应该举起一只手。司机停下车，要求为两个人付十个占领区马克。苍蝇讨价还价之后交付八马克。然后他们乘这辆汽车从公路来到阿尼娅跳伞着陆的地方。等他们挖出电台之后，傍晚将会有一辆汽车通过，司机把他们带到雷布内镇去。

　　贝格赏给苍蝇一些钱，并给娱乐场所打电话，让他们放苍蝇进去。苍蝇喝了很多酒，但没有喝醉，他盯住妓女们看，当女招待用德语跟他谈话时，他谨慎地微笑着。

　　“见鬼去吧！”他脑子里不停地转着这句话。“全都见鬼去吧，见他妈的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叫谁见鬼去。他不过是用“见鬼去吧”这句没完没了的、单一的醉话，去排除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重的、挥之不去的感觉，尤其是在早晨微醉之后，或谢多伊给他送来肥肉让他享用之后，或阿尼娅指责他不应该胡来之后。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他跟一个浓涂艳抹的五十来岁的女人谈妥了。那女人正从餐桌上收拾啤酒杯，啤酒杯的底部泛着一层类似碎花边的泡沫。苍蝇向她预付了钱，并告诉她自己在拐角那座挂钟下面等她。

　　等她出来后，苍蝇使劲抓住她的手，把她猛地拉到自己身边。

　　“先生这么年轻，”女人说，“跟先生一块走我还有点胆怯呢。”

　　“闭上嘴，”苍蝇用俄语对她说，“只管走你的路，只是别开口。”

　　6、

　　致党卫军首脑希姆莱

　　绝密

　　国家重要文件

　　首脑：

　　今天早晨工程兵司令施瓦采尔拜访了我。根据您的指示，我将克拉科夫行动计划的要点告诉了他。鉴于他带着同样的任务前去布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我觉得有必要建议他不要照搬我们工程人员的办法，因为布拉迪斯拉发的情况有别于克拉科夫。

　　显然，一个比较理智的做法是，把克劳赫派往布拉格（即使一个月也行），以便给施瓦尔采以实际帮助。我想，我能够说服军队相信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尽管我感到施瓦采尔不十分乐于接受我的建议，然而克劳赫的经验对我们大家具有重要价值，应该加以运用的研究。

　　现将情况汇报如下。根据克劳赫和多伦费尔德的计划，在我们取得战略成功的情况下（无论这种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战争威力，还是外界策略，抑或是在前线投入致命的新式复仇武器），摧毁克拉科夫的行动就犹如庆贺我方胜利和斯拉夫主义失败的一项盛典，将作为一次普通战役由工兵加以实施。而在事态发生违背我方意愿和可能性甚微的转折时，克拉科夫城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做好毁灭的准备。任何偶然性及过早的错误指令都可予以排除，因为将两派两名党卫军军官守卫在帕斯捷尔尼克要塞一间有专门装备的仓室内。这将使我们直到最后时刻得以监视事态的发展，也将使我们可以放放敌军进入城内，然后再把克拉科夫连同全部敌军加以消灭。自然，在确定人选时我们将求助于党的地方机构，并由他们加以确认。

　　现呈上一份入选者的名单，共二十人，即每个位置有十名人选。同时呈上我们最终确认的各项图表。

　　希特勒万岁！

　　您的比尔戈夫

　　7、

　　……苍蝇一早回到住处，只盼着一件事：用热水洗个脸，因为脑袋象散了架一样，心里也烦透了。他打开门，看见谢多伊在屋里。阿尼娅不见了。

　　“电报员呢？”苍蝇问。

　　“咱们走吧，她在我们那儿，”谢多伊说，“昨天夜里有搜捕，我们把她领走了，离这儿不远。一块走吧。”

　　谢多伊把苍蝇带进澡堂时，里面黑黝黝的。苍蝇说：“点上灯吧，从外面进来什么也看不见。”

　　“这就点。”

　　谢多伊划了根火柴，点着灯捻。油灯扑闪了一下，然后射出浑黄色的火焰。谢多伊拔了拔灯捻。

　　苍蝇朝周围打量了一下，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就象昨夜和那个女人刚鬼混了几分钟之后那样。他还仿佛看到了黄色的沙土，黑色的湖水和散落在地面上的甘菊花。

　　阿尼娅就坐在他的面前，而与阿尼娅并排坐在一起的正是他在盖世太保那里与之对质的那个年轻人。

　　“大家都出去吧，”旋风说。

　　阿尼娅和谢多伊站在镇边小澡堂附近的花远里。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从澡堂里传来一声枪响。旋风走到门槛上，对谢多伊说：“现在去把他的尸体埋掉吧，大家应该离开这里。他供出了帕列克的秘密接头地点，供出了你，阿尼娅，带他看过的那片树林。”

　　“哪片树林？”

　　“就是埋电台的地方。”

　　“现在该怎么办呢？”

　　“需要一辆汽车，谢多伊，”旋风说“你得想办法，朋友。”

　　“特龙普钦斯基有汽车。会搞到的。苍蝇没供出尤素福吧？”

　　“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出卖了你和阿尼娅。走，咱们去挖个坑。”

　　他们把苍蝇的尸体埋掉后，阿尼娅问道：“你一直待在什么地方？我真是坐立不安……”

　　旋风答道：“我在另一个秘密接头点。”

　　“在什么人那里？”

　　“在我们的朋友那里。”

　　次日凌晨，阿尼娅与尤索福一起乘坐汽车把电台取回来之后，便同搏罗金取得了联系，并电告旋风侦察组已开始行动。

第十一章 一个环节、一杯酒

　　1、一次座谈

　　在希特勒大本营召开的一次会议记录

　　出席者有：元首、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

　　希特勒：从原则上讲，这无疑是个好主意。一个战败的民族应该绝种或者被同化，当然这种同化要有一定的范围并依据严格的比例，以免污染胜利者的血液。当有人胡说什么混血人种比纯血人种有某种特殊而优越性时，这些饶舌家的近视实在叫我惊诧。有什么优越性？善于看风驶舵吗？善于找到退路吗？善于寻找能提供更多利益的活动领域吗？在这些方面，混血人种无疑胜过纯血人种，他们倒更接近犹太人看风驶舵的本性。然而，难道善于看风驶舵或在充满英雄精神的生活中追求轻松的途径是未来一代阿利安人的理想吗？我一向厌恶阴谋诡计。我对于民族是光明正大的！我对德意志人是赤胆忠心的。同化被征服者的问题是一项特殊研究课题。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思想，作为反对可能复兴的某种保障，是渊源于我们的学说的。然而，卡尔登勃鲁纳，我号召对对问题的经济内涵进行有理智的研究，而不是去发表宣言。你向我呈交了一份精心制定的工作计划和精密的工程方案，我对你这种精细和忘我的工作表示赞赏。不过我想问问：这需要人民花费多少个百万的马克？制造这种地雷、炸药、铁甲导线需耗资多少？你们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卡尔登勃鲁纳：我们希望首先取得对我们这个思想的原则确认……

　　希特勒：你们是否认为，我会为克拉科夫或布拉格的异端教堂去痛苦呻吟？领袖应该将自己的全部心灵交给生育他、信赖他，并把悲剧性的和美好的国家权柄交给他的那个民族。未来胜利的保证在于，我们的敌人是一些操着不同语言的国家机构的混合体，这些国家机构是建立在同样愚蠢，然而又互相矛盾的过时的民主制思想之上的；与我们相抗衡的是一条诺亚方舟。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都不需要，而时间是肯定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

　　希姆莱：这是毫无异议的，元首。

　　卡尔登勃鲁纳：有人提出了有必要同西方建立联系的看法，元首……

　　希特勒：帝国无坚不摧的威力将使东方和西方都跪倒在它的脚下。请你记住：你不是个政治家，你是个警察。

　　希姆莱：政治如果没有良好的警察工作加以确认，只是一种神话。

　　希特勒：卡尔登勃鲁纳不需要你的辩护。他很了解我对他的态度。难道我和朋友们谈话也要打官腔吗？朋友之间应该谈论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带来荣誉和承认的东西。那么，你们的主意需要我花多少钱呢？

　　卡尔登勃鲁纳：元首，我对这个问题回答不上来。

　　希姆莱：我们需要用一、两天的时间和专家们一起进行计算和协商。

　　约德尔：元首，为了在克拉科夫、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实施这种行动，我们所需要的火药，将是帝国全部化学工业本年度所生成的全部产品。

　　希特勒：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希姆莱，你不这样认为吗？

　　约德尔：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没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敌人的头上。

　　希特勒：我鼓掌赞成，希姆莱！我为你们的纲领感到狂喜。政治上的幼稚与出卖民族利益相差无几！我为什么要替你们考虑这些细节呢？！我为什么要为你们这种荒诞计划绞尽脑汁呢？！一切都有个限度！我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宣布：在未来的帝国刑事法中，我将写进这样一个条款──对于幼稚罪可以判处预防性监禁。

　　（元首被叫去和凯特尔元帅通直线电话，遂离开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是否有必要在这里谈你的计算？

　　希姆莱：约德尔做得对，可你却使我狼狈不堪。自尊心就象内衣一样，还是应该有的，但不一定拿给别人看。

　　（希姆莱随元首走出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对不起，约德尔，不过大家的神经都紧张到极点了。

　　约德尔：咳，算不了什么……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我能找到火药呢？

　　约德尔：你相信奇迹吗？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人人都相信奇迹的话。

　　约德尔：不过你还是把我从这个名单中勾掉吧。

　　卡尔登勃鲁纳：没有必要。我记得，一九三四年我们在维也纳监狱中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我清楚地看到了奇迹：一条狗蹲在我的床沿上。它嘴里叼着一块面包。它把面包给了我，我就吃了。不久一切就结束了，士兵们敞开了监狱的大门，用担架把我从牢房抬了出去，这时人们纷纷向我抛来玫瑰花。

　　（元首和希姆莱走进来。）

　　希特勒：我一向认为，在苍天用来包围我们的所有伟人中间，希姆莱的智慧是最合理和最精确不过的了！

　　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我们的美元基金储备情况怎样？

　　卡尔登勃鲁纳：是实际基金还是我们自己发行的钞票？

　　希特勒：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在自己家里印制的美元。

　　卡尔登勃鲁纳：美元储备并不多。我存有大量英镑，并经过我们的人在伦敦银行鉴定过。

　　希特勒：你能用这些英镑为我买来炸药吗？

　　卡尔登勃鲁纳：在阿根廷还是巴西？

　　希特勒：这倒无所谓哪怕是从美国犹太人那里买也行。

　　卡尔登勃鲁纳：我担心和美国犹太人是不容易成交的。

　　希特勒：我一贯相信丧失了幽默感的人！

　　卡尔登勃鲁纳：看来只有一种可能：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试探一下南美国家。

　　希姆莱：我们能否把炸药运到保加利亚？挂他们的旗帜。

　　卡尔登勃鲁纳：首脑，当初我谈到斯洛伐克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时，你曾经取笑过我。我斗胆再表示一次更严重的担心：南美不是斯洛伐克。假如那里发现了我的英镑，假如引发了一场丑闻，我们就会丧失国家社会主义信徒的一个基地。

　　希特勒：我们有戈培尔。他会象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一样，证明这一切都是扩张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的阴谋诡计。你就不必为此操心了。让你的人去跟阿根廷或智利的人谈判吧……

　　2、一个环节

　　霍伊布特将军在私生活方面是个清心寡欲的人。而且这不是领袖那种装模作样的不近人情的禁欲主义。他作为一名骨干军人，一个在心灵深处具有严肃信仰的人，总想和自己的士兵分担一些战争带来的痛苦。因此，他每次来克拉科夫都不在有专门设施的政府官邸下榻，而是住在军官饭店里。这座饭店坐落在河岸上，差不多与古老的波兰国王城堡的入口处相对。

　　霍伊布特一般住在三层楼上。在将军到来之前，他的值勤副官冯·施特龙别格少校下令把房间里的乌木家具统统搬出去。这些家具是后方服务处的那些势利小人提前运来的。

　　“将军不喜欢豪华，”少校说，“这种风格更适合杂耍游艺场里那班老明星的口味；对士兵不合适。客厅里那张写字台留下。把沙发椅搬走，将军不喜欢软家具。留下这把高椅子就行了。把放电话的小柜搬到窗前。将军总是站着打电话。那个纸篓放到写字台下面。卧室里的东西全搬出去！壁橱够深吗？很好。在这块凹进去的地方放一张弹簧垫铁床。把鸭绒被子拿出去！将军盖一条绒毯就行了。”

　　冯·施特龙别格坐到窗台上，开始监督党卫军保安处的一名军官、一个楼道值勤兵和女仆卓夏重新布置房间里的家具。卓夏是一个老妇人，穿一条沙沙作响的白裙子，灰白头发上别着一枚白色的花边头饰。

　　“老太婆还过得去，”冯·施特龙别格一边看着卓夏太太，一边想道：“她眼下还多少有点风姿呢。”

　　“我们要是把床放到这块凹进去的地方，”卓夏太太说，“将军先生睡觉会不舒服的：光线正好射到他的眼睛上。”

　　“你的德国话讲得很好玩。谢谢你的忠告。女人到底是女人。那就挨着墙放吧。不，不，搬到这儿来，离橱稍远点。记住，千万别往水瓶里倒开水。只要生水，生水。”

　　霍伊布特飞到克拉科夫后，天已经黑了。他走进房间，久久地伫立在宽敞的窗户前，欣赏着那座庞大的、清晰地镶嵌在蒙蒙的天空中的瓦维尔城堡，然后放下遮光板，打开巨大而明亮的枝形吊灯，坐到桌前。他扫了一眼房间里的布置，向冯·施特龙别格感激地点了点头。少校仿佛正等着这个时刻似的，把一份厚猪皮封面的灰色文件夹放到了桌上：这是最新邮件和需要签署的文件。

　　“谢谢，”霍伊布特说，“我不再留你了，去休息吧。”

　　“晚安，将军先生。”

　　“谢谢，今天谁执勤？”

　　“绍尔弗中校。”

　　“好。告诉他只接大本营的电话，别的就不要接了，我要睡觉。飞机颠得很厉害。天气似乎出了问题──不是雷雨，就是高温。”

　　“大自然显然也在打仗呢。”

　　“跟谁打仗？”霍伊布特笑着说道。“它无人可打，它是统一的和不可战胜的。”

　　他打开文件夹，冯·施特龙别格立即走出了房间。霍伊布特迅速翻阅司令部值勤人员准备的文件。他把不重要的文件叠放到文件夹里，重要文件放到一旁，用一块红玉石压上。这块玉石是普莱德将军从克里米亚飞到这里停留一个星期时送给他的。他把特别重要的文件用夹具夹好。这副夹具的形状象恶魔的一只手，伸着巨大的、弯曲的、尖利的指甲。

　　将军工作到深夜一点。他签署的第一个文件是由他的秘书处协同反间谍机关起草的一项命令。

　　对于在被占领领土上从事反帝国活动的罪犯采取与目前不同的惩罚措施，乃是元首一个宿愿。元首认为，对于这类犯罪活动采取剥夺自由以及终身苦役的惩罚形式是软弱的表现。要达到有效和长期惩戒的目的，只有采取死刑或使其亲属和居民能够了解犯人的下场的措施。将犯人谴往德国就是以此为目的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关于打击犯罪活动的法令符合元首的观点，并得到了元首的赞同。

　　这份文件写得相当明确，没有那种叫霍伊布特恼火的空话，因此他看过第二遍之后便签了字，只改动了两个逗号。他不喜欢文件里有过多的标点符号。

　　“命令不是文学作品，”他常说，“逗号妨碍领会问题的实质。它们会转移士兵的注意力。”

　　至于别的文件，霍伊布特花费的时间就多了。他一一进行修改，有的地方还要整段改写。他工作的时间越长，进展也就越慢，不知是因为白天过分疲劳，还是因为文牍主义者们

　　劣的作品叫他恼火：满纸的华丽辞藻，虚假的微言大义，每一个人，就连一个小小的参谋，都自以为是一个大战略家。“这是对战略的错误理解，”霍伊布特想。“真正的战略是言简意赅，坦率朴实的。”

　　霍伊布特冲了个淋浴，用烤热的毛巾擦干全身，然后躺到床上。他闭上了眼睛。他总是一盖上被子就能入睡。可是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五分钟，他第一次有点惊奇地发现自己无法入眠。霍伊布特把身子翻到右侧，立刻想起了母亲：母亲只让他用右侧睡觉，并把两只手放到脸颊下面。他想起苹果馅饼的味道，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每逢星期天母亲都做一个很大的苹果馅饼，馅里还放有香子兰和桔子。

　　“难道失眠了？”霍伊布特想道。“据说失眠非常耗费精力。为什么会失眠呢？真有点荒唐。”

　　他紧闭眼睑躺在床上。起初他看到一片绿色的虚空，随后在这绿色的虚空中看到了集中营那一排排黑色的木棚。

　　他们今天乘飞机飞过了战俘营的上空。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冲着他的耳朵喊道：“这是毒气集中营。炉子的生产率是每天一千余人。”

　　“什么炉子？”霍伊布特问。

　　“毒气炉，将军先生，毒气炉，”军官解释道。“这既卫生又合理──一些荒唐的谣言就不会到处扩散了。”

　　“看来是这件事，”霍伊布特想。“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经常用这种丑恶的东西来刺激我们这些士兵。何苦呢？既然有必要，那就用毒气炉子好了，盖世太保要对我们的未来和自己的良心负责的。我是一名士兵。民族召唤我投入斗争，我也就投入了斗争。”

　　霍伊布特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拉开遮光板，久久地看着将被消灭的城市。

　　“当我向他们询问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计划时，他们记下了我的每一句话。”不知为什么将军想起了这件事。“啊，记载着我们一言一行的那些档案材料多么可怕，尽管我们早已把它们忘记了。那些象老鼠一样不声不响、幸灾乐祸的官员们正可靠地和牢固地守卫着我们的耻辱。许许多多的人大概都想钻入档案室和保险库，把与他们的命运、言论、号召、许诺有关的一切材料统统销毁！”

　　霍伊布特回到桌前，开始重新翻阅今天签署的文件。对于第一份文件，也就是关于死刑和把犯人遣送到德国的文件，他有了新的考虑。

　　“我是个老人了，”他委屈而痛苦地想道。“他们应该明白我是个老人和士兵。除了祖国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审判一个士兵。任何人都不能审判对于人民应尽的天职。”

　　霍伊布特站起身，在这份命令上又加了一句：“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个象战争的产物一样严酷的命令。”

　　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回到桌前，仔细地涂去了这句话。

　　“修正元首吗？”他想。“这未必会不被发现。加尔德和克劳希奇没有什么负担：他们早就成了反对派；他们过去做的一切将会得到宽恕。我要成为反对派为时已晚──结果会两面不是人。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应及时撤退。’我相信了我们元首那震耳欲聋的逻辑，其实应该首先重视不声不响的、自己的逻辑思想。全民族的歇斯底里也压倒了我。这是显而易见的。”

　　霍伊布特叫来值勤的绍尔弗中校，对他说：

　　“把我召集的讨论克拉科夫命运的会议记录拿来。”

　　绍尔弗把他召集的讨论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会议记录放在将军面前。

　　霍伊布特身穿制服坐在写字台前，样子十分严厉；腰间系了一条黑色的宽皮带，长筒皮靴的两个后跟紧挨在一起，就象在阅兵式上似的。他认真地看了一遍会议记录，在自己下面这段话的前面打了一个勾：“不过，比尔戈夫，我曾为卢浮宫流下了狂喜的泪水。假如我不是意识到这个行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军事措施，那我是会加以反对的。”

　　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想道：“是的……照我看，这是公正的。我是作为一名士兵这样讲的。”

　　他把会议记录放到一边，伸了个懒腰，把两只手的手指叉在一起，便凝然不动了。接着他又苦笑了一下──就在他的两只手旁，恶魔的十只手指正抓住今天送来的几份邮件。

　　“就是它，”霍伊布特想道“我最重要、最可怕的东西全部保存在这些魔掌之中。当希姆莱讲消灭斯拉夫主义及其文化中心的目的时，我是在场的。这些目标是由他们的政治和种族意向，而不是军事形势的要求决定的。而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大家也都听到了。很难说哪件事更可怕：是这份记录中我的那些话呢？还是在希姆莱办公室里对消灭斯拉夫文化中心的必要性的论证。如果我不是以一个士兵的角色，而是以一个廉价的、口是心非的憋脚演员的角色去接受后代人的审判，那就再糟不过了。”

　　霍伊布特松开发僵的手指，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拳头敲了一下桌面，关上灯，打开窗，说道：“只有打下去……打到底……”

　　他说完这句话就躺下了。很快睡着了。

　　一阵风刮起了桌子上的几页纸。它们飞过整个房间，然后飘落到了床下。

　　霍伊布特照例六点起床。他做了个早操，冲了冷水浴，刮了脸，然后把绍尔弗叫进来。

　　“让人把这个夹子给我换一下，”他瞟了一下恶魔的手指，说道。“什么无聊玩意儿。纯粹是靠拉皮条发了横财的鬼祟市侩的低级趣味。”

　　绍尔弗立即去传达命令。几分钟后，将军在值勤副官陪同下走出了房间。他从站得笔直的党卫军保安处军官、楼层值勤兵和波兰女仆身旁走过时，停下脚步说：“我把衬衣留在了小桌上。请洗一洗。可千万别浆。领子要保持柔软。”

　　“是，将军先生。”

　　霍伊布特递给卓夏太太一块水果糖：“给你的孙子吃。”

　　她接过礼品，行了个屈膝礼，小声说：“谢谢您，我没有孙子。”

　　“那就给儿子吧，”霍伊布特微微一笑，“让他磨牙用吧。”

　　卓夏太太又行了个屈膝礼：“我孤身一人，将军先生。这块糖我自己吃吧。”

　　她的儿子正在监狱里等待处决。他已被布雷斯帝国人民法庭判处枪决。他是谢多伊的联络员。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否则卓夏太太就不会在这里工作了。卓夏太太没有去求将军帮忙，尽管也许他能救儿子的性命。地下组织需要卓夏太太待在军官饭店。

　　卓夏太太走进将军房间，把衬衣放到提包里，然后开始整理房间。她首先把床重新铺了一次，随后擦去尘土，并用一块浸过蜡的细毛毡擦地板。她看到床下由两张纸，便拿起来放进了手提包。两小时后，她结束了工作，挎着值勤兵的胳臂走出了饭店：值勤兵在卓夏太太家里搭火吃饭。

　　3、一杯酒

　　冯·施特龙别格获准离开后，叫来一辆值勤的小汽车，坐到将军通常坐的后座上，对司机问道：“你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吗？”

　　“去散散心，少校先生。”

　　“亲爱的汉斯，你真聪明。你仅仅是个司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失败。你的位置应该在柏林。”

　　司机笑着说道：“我还不愿意呢。”

　　“为什么？”

　　“女人喜欢司机，而且不需要租房间：把座位一放就行了。”

　　“你说的当真？”

　　“只不过皮垫太凉。有的女人发牢骚。有一个女人──那是在罗兹──拒绝跟我再次见面：她患了坐骨神经痛。”

　　冯·施特龙别格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只好弯着腰走出汽车。他冲司机挥了挥手，答应司机可以把车开走。

　　“什么时候来接你？”

　　“不用了……我就留在这里了。”

　　特劳布身穿粉红色长衬裤和齐腿的毛料衬衣，正躺在床上等冯·施特龙别格的来访。

　　“向战士致敬！”

　　“向作家致敬！”冯·施特龙别格回敬道。“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正期待着你去完成呢！”

　　“伟大的事业完蛋了。只剩下一堆粪土了。”

　　“我清醒的时候是没法跟你争论的。”

　　“抽屉里有威士忌。”

　　“你从哪里搞来的威士忌？”

　　“《洛桑报》的一个小伙子给我留下一箱。”

　　冯·施特龙别格从桌子里取出一冯酒，倒了一杯，掺了点水，一饮而尽。他怡然自得地眯缝起眼睛，说道：

　　“作家先生，这种饮料散发出真正的粮食味道，你感觉到了吗？至于烧酒我可没法喝，我看它不是用粮食，而是用尿素做的。化学迟早会把美食原理给毁掉的。人们将要去啃填满卡路里的圆珠笔。”

　　“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

　　“很快又要开战了吧？”

　　“你指的是什么？”

　　“我喜欢这个女郎！我指的是什么时候又要逃跑？”

　　“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红军。”

　　特劳布苦笑了一下。

　　“可笑，”他说。“今天到哪儿去？”

　　“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有很多人和好音乐。”

　　“那就是火葬场了。”

　　“作家先生，你是个凶狠而讨厌的人。”

　　“我们到娱乐场去吧，实在无处可去。”

　　“你一点新闻也没有吗？”

　　“你是指女人吗？”

　　“眼下我还不怀疑你搞同性恋。”

　　“没什么特别有趣的。”

　　“你这人心眼儿不错，可是把女人包得很严实。”

　　特劳布穿好衣服，把收音机开得稍响些，然后停在这台棕色的、体积很大的装置跟前。

　　“你听这个匣子时不觉得可怕吗？古戈。”

　　“为什么？相反，我为这个奇迹感到惊喜。”

　　“你是为人们能把世界塞到六个一碰就碎的小灯泡里而惊奇吧？是这样吧？”

　　“不错。”

　　“你这是出于野蛮。你是个野蛮人。野蛮人不懂什么叫害怕，因为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想象力。收音机使我感到恐惧，我怕它，古戈。你听，”特劳布转动键钮，红色指针沿着刻度滑过一座座城市的名称：伦敦，马德里，莫斯科，纽约，开罗。“听到了吗？世界是由二十亿种意见组成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见、命运和真理。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把纳粹主义的真理强加给几百万同胞。而谁又能判定，这几百万人在睡觉之前都说些什么呢？当然，这要在他们确信盖世太保的窃听器不会录下他们的话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对我们、对学说到底是怎么想的？在帝国中，谁了解这些情况？没有人了解。我们崩溃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的真理不是从几百万人通向个别人，相反，是从个别人通向几百万人。世界是注定要毁灭的。看来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同的真理在封建时代可以归结为一种真理，而现在不同的真理是注定要互相消灭的，因为它们都是由科学家的智慧和工业化的威力加以支撑的。”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谁睡觉？”

　　“我们是些胆小的鼠类，我们射击的方向不应该与士兵在前线射击的方向相同。”

　　“我可没听见你的话，我刚到浴室去了一下，”少校打了个呵欠说。

　　“我们全都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对正在逼近的失败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沉默不语，无所作为，回避现实，害怕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侵入关进集中营。看来叫醉醺醺的哥萨克把他们打死更好些。我们已经被搞得不敢思考了，我们已经不会幻想了，所以我们才害怕身边的盖世太保，却忘记了遥远的契卡。”

　　“汉堡来的那个金发女郎在什么地方？”

　　“见你的鬼去吧！”

　　“你怎么啦？亲爱的作家？哪来的这么大火气和绝望？”

　　“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火气──是一种概念，绝望……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概念。有火气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而绝望者不懂得什么叫火气。你是个聪明人，可是跟戈培尔唱一个调子。‘有火气的悲观主义者’──他是这么讲的吧？既然对当前形势的清醒理解被称为有火气的悲观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上层，他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和冲突的必然性。而在下层，凡是敢于这样理解问题的人，就要被关进集中营医治火气。我第二次出卖自己是在一九三九年。我那时就明白了，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首先将寄希望于每一个单独的公民，然后再寄希望于全民族，是可以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应该从每一个德国人的个体解放出发，可是他们却搞起了群体奴役。我当时认识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既有依靠共产国际的人，也有与伦敦保持联系的人。我本应听取他们的观点。可我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尽管把他们赶了出去，但心里明白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哦，恐怖教育！它的功效来得多快！我们将长久地受到它的毒害！我们，德意志民族。”

　　“咳，作家先生，你太不够意思啦。”

　　“为什么？”

　　“很简单。咱俩既是朋友，何必非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呢？我是个士兵。你是个作家，你享有充当现行制度反对派的特权，最多不过把你关进监狱。可我是要被砍头的。砍头可不是好受的。其次，我们大家都象痨病患者。而痨病患者一旦勇敢地认清了病情，就不会抱怨和痛楚地呻吟，而是要活下去，并且轰轰烈烈地活下去──度过他剩余的时间。我的话完了，现在该去找女人了。”

　　“咱们走着去吧。这里的夜景很美。”

　　“强盗会开枪打死咱们的。”

　　“没关系。如果真的现在死了，那倒不错──可以享受光荣的葬礼，亲人也会知道墓地在什么地方。我真担心死于混乱之中，死于复仇的节日期间，那时将会血流成河，既有正义者的血，也有非正义者的血。我真害怕无声无息地死于俄国哥萨克的长矛下，对他们来讲，你是个饱尝痛苦的文化人也好，是个纳粹党的官僚也好，都是一回事。”

　　他们来到安静的、夜色笼罩的的大街上。冯·施特龙别格沉思地说：

　　“作家先生，我向你提个忠告吧。你就躲在你身上这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这些军章的下面吧。军章──标志着对民族应尽的义务。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这么害怕了──首先是在自己面前。至于在战胜者面前，那就更不用害怕了。你是执行自己的义务。懂吗？你要象祈祷一样，每天早晨对自己重复下面几句话：‘我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如果我不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那么讨厌的美国人和红色布尔什维克就会进入我的家乡。’你试试看，这是个很好的解数。”

　　他们来到旧集市广场上。在月光的照耀下，那座尖顶的教堂，那排搭着棚子的货摊，那些与广场石板争地盘的房屋，宛如一副中世界版画。

　　“真美，”冯·施特龙别格说，“也很可怕。”

　　“为什么？相反，这给我以安慰，我感到自己加入了永恒的行列。”

　　“真可怕，这一切是注定要遭到毁灭的。”

　　“不对。这是反自然的。这样的美是不会死亡的。炸弹永远也消灭不了它。”

　　“你不了解情况。已经收到希姆莱的命令──准备把斯拉夫文化中心之一的克拉科夫彻底摧毁。有一个人正在策划这件事。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绝密……”

　　特劳布于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他们先是在游乐场里喝酒，后来党卫军坦克师的克莱茵上校把他们带到坐落在维斯瓦河畔的自己家里，然后便找女人去了。来自防空部门的是些年轻的胖女人，有一个女电报员，长得又高又黑又大，叫康斯特鲁克茨娅。特劳布就是跟她睡觉的。起初她玩得很高兴，喝很多酒，讲一些关于男人的淫秽笑话，可是等他们躺下之后，她便浑身颤抖起来，小声告诉特劳布说，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特劳布在暗中苦笑了一下：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说他是第一个男人，或是第二个男人？只有苏台德的一个年轻女人告诉他，说他是第十三个。特劳布后来爱上了她，希望她嫁给他。他当时随部队住在利沃夫，她应该到那里去找他。可是她乘坐的列车被炸了。特劳布一开始对这件事抱着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冷漠态度，只是到了后来，当他想起她的时候，他才逐渐地，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摆脱不掉的苦闷。

　　特劳布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发黄，憋着一肚子气。他毫无睡意。他煮了一杯咖啡。当他把黑色的液体倒入茶杯之后，他想起了冯·施特龙别格的话：“克拉科夫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一个中心将被摧毁。”

　　他蜷缩着身子，从一旁看到了自己：一个穿着绿军服的、头发斑白的高个子的人。在他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现出法庭那高大的建筑以及他自己穿着便服，没系领带，站在红色审判台前的情景。他仿佛听到坐在集中席的人们正在互相交谈。

　　特劳布拿起电话，拔了号码。

　　“特龙普钦斯基先生吗？”他问道。“你的儿子在哪儿？什么？好吧。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务必来一趟。”

　　晚上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把自己和特劳布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谢多伊。谢多伊来到旋风的秘密接头处。他把上述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并把卓夏太太搞到的文件交给了他。

　　“全都清楚了，”旋风说。“这说明全是真的，也说明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他和谢多伊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确定开展工作的区域，提出负责行动的人员，军需库的状况和工兵部队的分布。

　　中午旋风来到阿尼娅住的帕列克家里。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阿尼娅与总部接通联系，向搏罗金作了首次详细汇报。

第十二章 飞行

　　1、克雷霞

　　斯捷潘·波格丹诺夫知道，对于汽车场的机械师连茨来讲，最重要的是表面要光洁漂亮。这是德国人的心理：如果表面光洁漂亮，那么里面不用说也是顶呱呱的。连茨不能想象，一部外表光彩夺目的汽车在轴桥或发动机部位会有什么毛病。

　　斯捷潘在马利亚矿区时就懂得，只要把工具擦干净，涂上油，表面保持光洁，德国工头就发现不了怠工。显然，几十年的工业发展给整个民族打上了烙印。这是一种对工具和机器外表的刻板信任，对劳动中的一丝不苟的幼稚崇拜。

　　斯捷潘利用了这一点：在矿区时，他总是当着德国工头的面把自己的煤镐擦得锃亮，可是等他们一转身，他便把螺丝拧松，这样一来磨损度就会提高十倍，甚至更多。

　　德国人不能理解，他们对劳动工具的神圣态度是无法灌输给被驱赶到德国来的几百万人的。这些人是被赶来填补劳动中出现的窟窿的。在整个德国，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群众性的自发抗议正在发展和扩大，起初表现为对劳动的消极态度，随后变为有意识的怠工。主持劳动战线的扎乌克尔向马丁·波尔曼提供的资料展现了一幅成功的画面：几百万人从欧洲的四面八方被运送到了德国。可是如果拿一个德国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一下比较，那么它至少相当于一百个，甚至一百五十个外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德国人是为自己劳动，他劳动的时候知道为什么而劳动：不单单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也为了得到他能够买新衣橱、自行车和小汽车的马克。外国工人则是为敌人干活的。这是其一。其次，就连那些最不坚定的、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妥协的人，也只能得到稀菜汤和足枷。

　　机械师连茨有一次对波格丹诺夫说：“我要是说了算，我就会付给你们跟德国人一样的报酬，那样我们就准能成功。就连动物园的猴子也为了得到一块糖果才会表演。为什么以为外国人会为了一碗清汤而干活呢？你与众不同──工具总是擦得很干净。”

　　波格丹诺夫没有搭茬，继续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间，他掌握了一条金科玉律：多听，少说，微笑，这就够了。

　　“等一会儿，”机械师说，“让我来，你擦的方法不大对头。”

　　他接过抹布，往抛光液里浸了一下，便开始擦了起来。他不象波格丹诺夫那样动作迅速，而是缓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给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经常一个人在汽车库干活。他可以拧松马达的螺栓，也可以往发动机里撒沙子，也可以把接头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亚在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时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亚说，“全能理解。你得克制自己。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种无谓的牺牲。”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讲讲。我不能这么待着。”

　　“我给你讲过了：我想知道什么人乘坐这些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司机的名字，他们的主人。还有工兵，工兵。我对工兵和党卫军感兴趣。”

　　他俩晚上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克雷霞家里见面。克雷霞很瘦，皮肤很白，蓝眼睛，二十岁，非常文静，象个小耗子。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家里走动时也是侧着身，脚步很轻，动作平稳而谨慎。

　　她是同一个德国人同居后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人叫库尔特·阿佩尔，也是蓝眼睛，很瘦，皮肤很白──完全是个孩子。

　　“我全明白，”德国人说，“我只是夜里到你这儿来，那时谁也看不到咱们。我不会叫你出丑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这时他的脸象个圣徒似的：纯洁，明朗，温柔。

　　他俩认识之前，克雷霞曾和谢多伊的人有联系。那时她很活泼，说话声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样，不象现在这么谨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来，不再跟地下组织的同志见面，尤其是在谢多伊通过联络员要她利用那个德国人提供情报之后。

　　“我爱他，”她当时说，“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出卖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联络员问。

　　“我要是不明白……”

　　“这么说，你为了一条公狗可以出卖祖国了？”

　　“他不是狗，是个孩子……”

　　联络员只有十七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克雷霞一记耳光，又朝脚下吐了几口唾沫，说：“哼，你这个娼妇！德国人的臭垫子……”

　　谢多伊知道这件事之后，肺都气炸了，可是没去找克雷霞，因为他不知道她会怎样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着。后来也就不再等了。她开始恨白天，觉得白天她会因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着黑夜降临。库尔特来了之后，波格丹诺夫听到她俩整夜在那里小声说话，要么只是德国人一个人讲话，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凌晨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一种古怪的、颤动的笑声，很难弄清楚她是笑还是歇斯底里发作。

　　斯捷潘常听她俩窃窃私语，有时听的时间很长，越听越感到她俩讲话象孩子似的，感到她俩用一种在战争年代已经消失的、纯洁的、孩提般的爱情彼此相爱，她俩来自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爱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苦涩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烧酒或吗啡那样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诺夫和科利亚坐在一起喝茶。天还不算晚，离宵禁还有一个来小时。尽管科利亚有身分证和夜间通行证，他总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无论是从波格丹诺夫这里，还是别的接头地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克雷霞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当房间的门打开后，斯捷潘猛地转过身去。科利亚继续以原来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倾向他的茶杯。

　　“应该告诉他，”他想，“不能这么转身。急剧的动作是情报员的坟墓，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剧变化也是如此。”

　　站在门坎上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库尔特。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憋脚的波兰语说了这句话，便象克雷霞一样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溜进了厨房。一开始厨房里很静，大概是在那里接吻吧，后来他们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很快。更确切说，是库尔特在讲话，克雷霞不时地问他些什么。随后就长时间的沉默了。

　　波格丹诺夫朝厨房点了点头，小声说：“听，就象罗密欧与朱丽叶。”

　　“嘘……”科利亚把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

　　科利亚一直侧耳倾听厨房里的谈话：要把这个德国人调到德国去，可他不愿走。

　　“这个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太适时了，”科利亚想，“只是他太马虎。诚然，他还是个孩子，可也不能象这种样子──毕竟是战争嘛。”

　　后来德国人哭了。可以听到他哭得很伤心，象个孩子似地呜咽着。克雷霞安慰他，对他低声说着什么，而他呜呜地哭着，嘴里混杂地说着德语和波兰语。

　　“有什么办法呢？”克雷霞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命不好，命不好。”

　　“我哪里也不去，”库尔特急匆匆地说，“哪里也不去。”

　　……有些人仓促地作出决定，但事后又开始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自己做对了，还是错了？一般来说，这种人喜怒无常，他们表面上的真诚、机灵和预见能力其实是某种天赋复合体的外部表现，这种复合体后来又会妨碍他们把自己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不能专心致志。

　　有些人看起来行动迟缓，笨手笨脚，他们的决策过程艰苦而又漫长。乍一看，这种艰苦而又漫长的决策过程似乎表明此人权衡了各种正反因素，选择了在他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其实不然，这种人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是硬着头皮背弃诺言，还是信守诺言？并且这种人落入这种境地不是由于情感的转折，而是来自痛苦地点、冷静的、“自责的”逻辑分析。

　　第一类人中间会产生自杀者──当然，此人必须是一个出众的人，他一旦作出的诺言和决断对于他的命运具有转折意义。

　　第二类人中间──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来考察的话──会产生双重间谍。

　　只有把情感的纯真和缓慢的判断力结合起来（而这是很少见的０，才能造就真正的情报侦察人员──他不仅会看、会听、会沉默，而且善于迅速、准确地进行思考；不仅善于评判事实，而且善于从远景角度分析事实。

　　科利亚就具有这种天赋。

　　他的这种天赋来自何处？这是很难完全说清楚的。这种令人叹赏的美质是两种对立品质的融合，这两种对立品质中的每一种都可同时被视为优点和缺点，而合在一起则成为一种伟大的禀赋。完全可能，科利亚的这种天赋来自他的父亲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基米罗夫，而关于他的父亲，科利亚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加夫里琳娜只知道他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而盖世太保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只知道他是党卫军冲锋队大队长施蒂利茨。

　　科利亚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找那个德国人和克雷霞。

　　2、在总部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密码译员才结束了工作，把同旋风的第三次无线电联络的译文转交给博罗金上校。

　　“我们还有茶吗？”上校问维科索夫斯基大尉，“我冻坏了，想暖和暖和。”

　　“我这就把电炉打开，”博罗金说道，“也许，我这里还有点美陀克葡萄酒呢。”

　　“那太好了，”博罗金说道，开始抽起烟叶来。他曾跟布琼尼一起工作过几年，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一个习惯：用卷烟纸卷烟叶抽。

　　维科索夫斯基到厨房去了。侦察处占用了离利沃夫不远处的一所独家小住宅。这所住宅舒适方便，有许多暗室和小贮藏室，并以战前的某种特别方式散发出反沙的果酱、晒干的蘑菇和橙子皮的气味：这里曾经住过一位食品百货的业主。

　　博罗金听见大尉在厨房里把锅弄得叮当作响。

　　“家里有许多餐具，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博罗金微微一笑，暗自想道。“这说明人丁兴旺，生活富足。有些人觉得，富足这个词是资产阶级的，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体面的。其实，富足──这也是一种休养，如果明智地分析一下的话。一个人将会怀着极大的温情回忆起自己的家、窗外的椴树、手边常用的台灯和身边的书架。战斗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应该用富足加以充实。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会自己地维护河流、剧院、城市、朋友的家园、他人的儿女、自己的厨房这样一些概念的整体。也必然会保护自己有许多餐具的厨房。”

　　博罗金捻灭了象雪茄似的自卷纸烟，打开旋风发来的无线电情报的第一页译文。

　　总部：帕斯捷尔尼克要塞地区是德军准备实施行动计划的屯兵基地。

　　科利亚通过‘罗季翁’，即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苏联战俘斯捷潘·波格丹诺夫（莫斯科，乌萨切夫卡街７号楼，３７号住宅），对德军集团军司令部的司机库尔特·阿佩尔进行了策反工作，并吸收他为我方服务。阿佩尔请求帮助他与妻子克雷霞·日武尔斯卡娅一起留在波兰。科利亚答应了，但要求他查明有关工兵设备的全部情况。科利亚以他必须搞到一批铁锹和十字镐出

　　售给需要编造资产清册的地主为由，提出了这请求。

　　阿佩尔报告说，他是一名非专用司机，不运送固定的军官。他经常开车到城外各工兵分队驻地去：部署在克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处半径上的第十二工兵独立团、配属给党卫军第十七坦克军第四师的第五营和第五独立工兵营。

　　请告知有关德国随军记者特劳布的现有资料，该人一九ＯＯ年出生，柏林人。

　　科利亚从逃出集中营，现躲在扎帕科涅地区森林里的战俘中组建了一支战斗队。有关他们的姓名和全部情况，我将在下次发报中告知。

　　科利亚在军需处理发馆工作。军需官很赏识他，因为他为他所有的朋友按摩。军需官叫科济茨基·约翰，中尉，现年四十三岁，科隆人，妻子叫马蒂尔达，娘家姓冯·萨谢尔。他帮助提供证件，持这种证件可以在克拉科夫畅通无阻。

　　旋风

　　博罗金皱了皱眉头，用红铅笔改正的电文中的语法错误，并在页边上写道：“该学会正确无误地译解电文了──这样下去是可耻的。”

　　接着，博罗金用蓝铅笔在旋风拍发的几个姓名下面画上着重线，把它们分别抄录在单张硬纸卡片上，放置在一边。

　　维科索夫斯基回来了，把一大碗茶和一盘椴树蜜摆在上校面前。

　　“谢谢，”博罗金漫不经心地答道，继续摘录。

　　“茶要凉了。”

　　“什么？”博罗金问道。

　　“茶凉了可不好。”

　　博罗金从保险柜里取出刚刚从莫斯科收到的电报，做了摘录，把密码电报放回保险柜，开始给旋风写复电。

　　……从二十六日起，你或者科利亚必须连续三天在集市广场的天主教教堂里做晚祷，在第五排，左边第一个位子，然后到法兰西饭店的餐厅去。你或者你的副手应穿双排扣的蓝色西服，打黑领带。你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要戴上戒指：一个是订婚戒指，一个是宝石戒指。经过相等的时间间隔，要用手掌捂住左眼──好象受了震伤。将有一个人走到你跟前，问：“请问，这个位子空着吗？”你要回答他，“对不起，我在等一位太太。”在那人需要的时间内，你要受他指挥。

　　此致敬礼

　　博罗金

　　可是，阿尼娅只来得及收到博罗金这份密码电报的一部分。当时她和旋风正坐在林中一个被遗弃的小棚子里，四周空无一人。棚子里散发出干草和枯花的气味，整个顶间都装满了新割的青草。当阿尼娅刚要收完博罗金的第一个句子时，有人咚咚地敲门了。

　　旋风一把抓起电文纸，攀着梯子向顶间的干草冲去。阿尼娅用斧子砸了一下发报机，开始迅速地嚼起剩下的纸。接着，她把通往顶间的梯子拉开，用干草盖上。这当儿，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3、必要的题外话

　　冯·施蒂利茨用安全带把自己扣在座椅背上。

　　“请您当心点，”奥托·楚·乌赫把脸转向他说，“您发现我是坐在十三号位子上吗？”

　　“对我来说，十三、星期一和星期五，以及闰年，都是吉祥的征兆。您愿意跟我换一下位子吗？”

　　“愿意。”

　　“您──疯了？”施蒂利茨认真地问道。

　　“大概是吧。”

　　“那就请坐吧。”

　　“您这样做是出于真心呢，还是闹着玩？”

　　“闹着玩，”施蒂利茨发牢骚道，“我很想玩一玩。”

　　奥托·楚·乌赫换到党卫军军官的位子上坐下来，把一块冰糖含在口里嗍起来。

　　“我不喜欢坐飞机，”他说道，“我讨厌飞行。我心里很清楚：公路比空中死的人更多，但我就是不喜欢坐飞机，毫无办法。”

　　“您是聪明人，”施蒂利茨说道，“您一可以失去的东西，所以才害怕坐飞机。”

　　奥托·楚·乌赫是一位艺术博士。他是来查看一批可兑换外汇的珍贵文物的。希姆莱听取了布罗伊蒂加姆的意见──外交官终究是要比卡尔登勃鲁纳的眼光要远些。施蒂利茨的任务是，与艺术博士一起挑选中世纪绘画大师最有价值的油画，仔细查阅大学图书馆，把所有中世纪的书籍选出来并运往瓦维尔的地下室。那是弗兰克总督的住地。

　　飞机好象一名短跑运动员似的，鼓足了劲，在捷姆佩利霍夫的混凝土跑道上飞驰。铝制机身发出令人厌恶的抖动声。飞机摇晃了几下，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飞机开始在空中悬停飞行。它仿佛静止不动了，接着，机头向上扬起，飞机开始迅速爬高。

　　奥托·楚·乌赫紧贴窗户坐着。施蒂利茨发现他那抓住座椅扶手的纤细手指在颤抖。

　　“他确实害怕了，”施蒂利茨心想，“这样一个聪明人，突然之间成了胆小鬼。不过，他是搞艺术的，神经脆弱，耽于幻想，倒也可以理解。人们都羡慕这种人──他们有金钱、别墅、荣誉。那些不幸的、贫穷和历尽磨难的人们。在艺术中正如在政治中一样，是不存在盲目的狂热者的。搞艺术的人眼光更开阔些，他们没有局限性，他们有可能弄清事物的实质。连坏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也幻想描绘一下纯洁的爱情或象铁锈一样腐蚀他的腑脏的东西。而一个聪明和诚实的艺术家则会生活得更加艰难。福伊希特万格侨居国外了，但又有多少象福伊希特万格一样思考的人留在了帝国呢？他们或者不得已做着违心的事，或者干脆出卖自己，而在这种变节行为中，育着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仇恨，包括对自己。

　　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坐运送白卫军残部的船只离开祖国已经二十年了。在国外度过的者二十年当中，他的思想变得象剃刀一样锋利：用不着冥思苦想就能纵观各种事件，推断出它们的发展前景。施蒂利茨在巴别尔斯堡的独家住宅里，收集了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和宗教裁判所历史方面的丰富藏书。他有时对德国重演罗马国王们在追求功名利的斗争中玩弄的那些权术惊讶不已。当个人权力代替了广泛的民主，当登上参议院讲台的人以民族的名义向代表们发表演说，确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了解、感受和遇见民族的意向、希望和宿愿时，施蒂利茨完全平静地拿来同现代生活相比较，并且在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展望解决中从未失误过。

　　施蒂利茨准确地规定了自己的行为举止：暴君是害怕朋友的，但是，尽管暴君不大喜欢那些发牢骚、讲真话的人，却更相信这类人。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党龄，有时发表一些虽不完全与官方意见相，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立的意见。这使他未能得到升迁，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从卡尔登勃鲁纳和舍论贝格，直到保安处的党内要员。他所选择的这种行为举止有可能表现得如此真诚，以至偶然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破绽，从他以前的全部立场来看，都是有理由和可以谅解的。

　　一九四一年，他曾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在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了里哈德·左尔格，把德国大本营制定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告诉了他。里哈德·左尔格安排他同苏联大使馆秘书见了面。秘书知道施蒂利茨已抵达东京。他给了他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年仅二十二岁，从照片上望着伊萨耶夫。这是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他的儿子。施蒂利茨仿佛被震撼了，被击溃了。他觉得自己渺小和微不足道，觉得在这个对于他是异邦的世界里十分孤独。后来，他把一切都排除掉，眼前出现了萨申卡·加夫里琳娜的面庞。

　　这面庞是那样贴近、清晰和亲切，伊萨耶夫不由得站了起来，眯缝着眼睛站了片刻。然后他问道：“这孩子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

　　“不知道。”

　　“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她们的。”

　　“一九三九年，当时小伙子来办理身分证。”

　　“萨申卡现在做什么？”

　　“您看，”秘书说道，“这里是关于她们的情况。”

　　秘书把密密麻麻打满字的几页纸递给伊萨耶夫看。

　　“我可以给他写封信吗？”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她……”

　　“这些年她一直单身一人。”

　　我亲爱的！谢谢你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谢谢你，世界上有了第二个‘我’──我们的儿子。谢谢你，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你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同一个世界上，同一个底层和同一个夜晚。我什么都不能许诺你，除了一件东西──我的爱。我将一如既往，跟你在一起。假如我身边没有了你，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4、马克西姆

　　飞机在克拉科夫机场降落了。

　　“我们没有白白掉换位置，”奥托·楚·乌赫一口气说道。“我的十三号座位给您带来了幸运：我们没有出事就到达了。”

　　“空中一般是不会出事的，”施蒂利茨回答道，“要出事的话，即使持续事件再长，飞机只要一分钟就会坠落，接着您就会中风：所以说，心力衰竭才是避免空中出事的保障。”

　　晚上，驾驶施蒂利茨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来到理发馆找科利亚。他用手势向科利亚说明，他想刮脸。科利亚的上衣袖子上有一个“东方”小标志。飞行员断定理发师不懂德语──他怎么会懂德语呢！──便拍了拍自己的面颊。科利亚微微一笑，说道：“要按摩吗？”

　　“噢，按摩。”飞行员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随机机械师紧跟着走进来，问道：“你是来睡觉还是刮脸。”

　　飞行员答道。“跟希姆莱的这些红人飞行一趟之后，神经彻底垮了。上帝保佑，飞机要是出事……”

　　“你为什么断定施蒂利茨是首脑的红人呢？”

　　“因为政治侦察处处长舍伦贝格的助手为他送行。并且有一次我看见他跟舍伦贝格谈话──他们完全平等地进行交谈。”

　　驾驶员是位年轻人，喜欢探听一切消息，尤其是上边发生的事。富有经验的人往往把自己的消息──必要的或偶然的──掩饰起来。而那些初出茅庐和刚刚接触到“大人物”生活的年轻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带着一点懒散和漫不经心的样子炫耀自己消息灵通。

　　“他是什么职衔？”

　　飞行员不知道他是什么职衔，但又因年轻好强而回答道：“从战前开始他就是党卫军的要员了。”

　　“他到弗兰克那里去了吧？到要塞去了吧？”

　　“没有，他住在法兰西饭店了。冯·施蒂利茨非常喜欢巴赫──饭店对面的天主教教堂里有一架非常出色的管风琴。”

　　“他什么时候回去？”

　　“过一两天。命令我在这里等他。”

　　科利亚给随机机械师刮了脸，看见理发馆里这时挤满了人，便悄悄用剃刀割破自己的手指，向医疗所跑去。然后他飞快地跑到旋风那里，报告了从希姆莱处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旋风立即同谢多伊取得联系，请他通过在法兰西饭店的自己人了解有关冯·施蒂利茨的一切可能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旅行路线，什么人护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什么时候起床和在什么地方用餐。

第十三章 工作方式

　　由于苍蝇失踪，军事反间谍机关的贝格上校心里缩成了一团：在元首让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创始人，更确切地说，是大脑和心脏──退役以后，军事情报局人员的任何挫折都被盖世太保当作证据，借以表明他们同军队进行的由来已久的斗争是正确的。贝格上校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其实，还有什么最坏的结果可等呢，既然你在柏林军事情报局中央专案文件馆工作七年之后当上了集团军反间谍机关的头目。中央专案文件馆搜集了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作家、芭蕾舞女演员、将军、精神病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总之，所有那些或者为第三帝国效过劳，或者现在正在效劳，或者能够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有报酬无报酬地效劳的人的材料。

　　贝格在卡纳里斯手下工作时了解到许多情况，但远不是全部情况，因为海军上将认为他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如此而已。贝格惊人的记忆力引起卡纳里斯的警惕。贝格用不着查阅十年前自己看过的专案文件，他几乎全都记在脑子里了。

　　“才干平平的人才有卓越的记忆力，”卡纳里斯不止一次这样说，“我指的是从事人文科学，而不是从事技术的那些人。对于了解问题实质的人来说，侦察作为政治的第一要素是一门人文科学，而且是表现最鲜明的人文科学。当有人告诉我，在侦察中，行动的成功取决于数学的精确计算时，我只好笑笑。数学对我们有害，因为它是普洛克洛斯忒斯的智慧之床的化身。侦察诉诸最鄙俗的情欲和意向。它的最高智慧就在于此。”

　　海军上将爱说格言。他发现自己甚至在跟他的爱犬泽普利谈话时也在下意识地把话讲得幽雅动听。象军事情报局的多数同事（不是海军上将那些可以保持自己个性的亲信，因为个性的不同是友谊的保证）一样，贝格处处模仿卡纳里斯。在说话方式上──面带微笑，善意待人，使交谈者对自己产生好感，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时，要诙谐地打住话头；在穿着习惯方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既要随便点儿，又要力求雅致；在和同事们建立关系的方式上──既要随和，但又要带点傲慢，并且要掌握分寸，不致得罪人，只要点出所处地位的区别就行。

　　当贝格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和生活时，他就对革命后俄国形成的人际关系感到十分惊讶：人民委员和工人穿一样的服装，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同志式的。

　　贝格开始在军事情报局工作后，便试图模仿这种俄国方式，但是卡纳里斯显然知道贝格是从哪儿学来这这一套，有一次对他说：“我的朋友，充当追随者很好，但充当模仿者是没有出息的。”

　　贝格一下子涨红了脸。他是很容易脸红的。从此，他处处仿效海军上将，连手势也不例外：跟同事谈话时，他把手搭在他们肩上──表示友好和信任，不过，这是一种宽容的，而不是真有好感的手势。

　　贝格的处境越糟糕，他同自己人谈话就越和气，就越经常地逗乐谈笑，长时间地待在反间谍工作人员那里，给他们讲可笑的故事和犹太人的笑料。

　　贝格等待着由于苍蝇的失踪而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风暴。他进行的调查表明，苍蝇是在把那个女电报员带到自己的秘密接头点之后失踪的。贝格在波兰居民中没有自己的密探，即使有贝格也不会完全相信他们，因为每一个波兰人都可能成为两面派或伪装者。

　　只是当贝格施用狡计了解到盖世太保在俄国少校情报员身上彻底失败以后，他才放心了：盖世太保现在不会跟他算帐，因为他们把一个重要人物放跑了。贝格认为，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这样一个联络关系：苍蝇──女电报员──俄国少校。于是，贝格以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开始采取行动。盖世太保则根据自己通常的方式行动起来：大搜捕，逮捕，截听电话，对有嫌疑的波兰人加紧查办。贝格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排除了市中心，集中在克拉科夫郊区搜索。五辆无线电测向汽车在克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的半径上沿公路和乡间土道昼夜不停地来往行驶。十支小分队代着手提测向仪开始对诚实周围的森林和山脉进行有条不紊的搜查。贝格并不着忙，他认为女电报员一定会跟总部建立联系。他也知道，俄国的电报员通常都播发很长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测定。

　　贝格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为了保护自己，让一个斯洛伐克人充当间谍，并悄悄塞给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证明，有几个人在雷布内地区看见过苍蝇和一个外表看上去象那个逃跑的俄国侦察员的人。打这以后，再没人见过苍蝇，却有人看见，那个根据特征象从盖世太保那里逃出来的人穿着湿漉漉的上衣，脸上有一道道青伤，夜间从森林里出来过。贝格精心炮制了这份情报，并设法塞到那个间谍手中，使他的情报看起来完全可信。贝格没有给盖世太保打电话，但把苍蝇失踪的报告归了卷──一旦同克拉科夫安全局首脑发生磨擦时可以用。

　　贝格没有弄错：苍蝇失踪后不久，通过无线电截听，测定出位于克拉科夫西南大约三十公里处，通向扎科帕涅方向的一个新发报点。

　　日，贝格把十个小分队中的七个小分队和三辆汽车调集到那个地区。一个星期之后，再次测定出了发报地点。又过去一个月，阿尼娅被军事反间谍机关逮捕。旋风则死里逃生：一个士兵穷凶极恶地对他藏身的那堆干草乱刺一阵，但并没有过细搜索。刺刀只划破了旋风的一条裤腿和擦伤了头皮。旋风料想到，搜查完之后，他们定会放火烧掉棚子。因此，他手中紧握手榴弹，静静地躺着。他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旋风听到德国士兵殴打阿尼娅和一个军官声嘶力竭地吼叫：“其余的人在哪儿？你这个赤色的放荡女人？！快说，其余的人在哪儿？！”

　　“就我一个人，”姑娘答道，“你大可不必这样吼叫，我听得很清楚。”

　　旋风心里一阵地发紧，全身缩成一团，他清楚地听见打耳光的声音，肩膀不由得一阵阵哆嗦。

　　“哼，你还是个欧洲人呢，”阿尼娅说道，“难道你们那里兴打女人吗？”

　　“你是坏透的淫妇，不是女人！”军官喊道，“脸朝下趴在地上！”

　　“我不会脸朝下趴在地上的，”阿尼娅回答道，“您尽管朝我脸上开枪好了。”

　　“别急，在开枪之前，我还要给你个颜色看看，娼妇！”军官说道。“我会叫你尝尝我的厉害的！可爱的祖国和亲爱的斯大林同志都不会来帮助你！”

　　“祖国会帮助我的，”阿尼娅答道，“斯大林同志会帮助我的，而你们却已经走投无路，得不到任何帮助了！”

　　旋风又眯起了眼睛，因为他听见那个军官又在毒打姑娘。此刻，旋风的脑子里浮现出她的模样来：那么漂亮、温柔，同时又是个孩子──翘翘的鼻子，吊眼角的大眼睛，两个小酒窝。

　　“怎么办？”他暗自思忖，“我该出面了吧？”

　　侦察员的命运……夜间小酒馆，舞女们在做爱的间歇抽着香烟，仰面躺在汗津津的部长身边，漫不经心地向他们询问总参谋部的机密；乘坐飞机，横越大西洋去参加鸡尾酒会，以便同金融巨头们进行谈判；在神秘的，带有双层墙壁的单独住宅里的秘密联络点；勇敢地劫持外国军官；装满粗呢钱包的一叠叠新钞票；乳峰尖突、恬静娴雅的金发女郎；在隆重的招待晚会和外交招待会上，浆得又挺又硬的胸衣哗哗作响；一边喝咖啡，一边轻松地招募大使和部长……天啊，这一切多么荒谬可笑，多么愚不可及，而且这种愚蠢也包含着对这个职业的人的严酷无情。

　　而眼下的情况却是躺着和听着敌人殴打小姑娘和逼她趴在地上，而你却躲在干草里，义务和情感、理智和冲动折磨着你──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你必须跟一个人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地看着他的眼睛，还要请他吃饭，然而你却知道，就在这顿午饭之后，当你们一起来到夜幕下的大街上时，你应该象打死敌人一样打死你这位好朋友；而且你过去常到他家里，认识他的孩子们，也亲眼看见他怎样跟一岁的小女儿玩耍──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你必须跟一个女人睡觉，假惺惺地跟她做爱，而你心里所爱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一个唯一的女人──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审讯时只要说一个‘是’字就行了，然而需要回答‘不’，而随着这声‘不’字而来的则是刑讯室、绝望、恐惧和死路，然后是长长的走廊、寒冷、石板地，最后一次看见天空，最后一次看见人们的目光，最后一次看见在最后一瞬间突然变成的最最亲爱的人们，因为他们将是你在人世间看到的最后一批人──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汽车马达的隆隆声。制动器嘎吱响了一声，门砰的关上了，于是旋风听见有人用德语说：“住手，笨蛋！打女人──这太野蛮了！”

　　然后那人温和地说：“姑娘，我会这种不光彩的事向您致歉。请上车吧。”

　　德国人的话被译成了俄语。他一直等到把他的话向阿尼娅译完，才转向自己的部下说：“我替你害臊，中尉。你这是屠夫作风，而不是德国军官的作风。”

　　“我的兄弟在俄国战线上牺牲了，”中尉低声回答。

　　“战争──不是掷环游戏！打仗就要杀人。而你的兄弟可能打死了她父亲。我真替你害臊。”

　　审讯第一天结束后，贝格明白了：假如遵循通常的问答规则，跟这个姑娘是谈不出任何结果的。她将会撒谎，而如果揭穿她，她就会沉默不语。贝格决定另辟

　　径──他在她被捕时，曾放了一个‘探测气球’。当着被捕人的面申斥逮捕者和拷打者，这对下一步工作会有好处的。贝格决定跟俄国姑娘玩一场游戏：他决定向她投诚，然后通过她找到被派到这里来的俄国侦察组其他成员。他决定这么做之后，于深夜传讯了阿尼娅。这时，军事侦察处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各自回家了，整个大楼只留下了五个人：四个卫兵和上校本人。

　　贝格让阿尼娅坐在圈椅上，打开电炉，坐上茶壶。然后他在她对面坐下来──坐得很近，彼此的膝盖都碰在一起了。他开始含笑而忧郁地端详着姑娘。白天他通过翻译进行了整整一天审问，丝毫没有暴露自己懂俄语。这也是一招。

　　贝格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招儿上。他低声说道：“说来话长，我的宝贝……”

　　他是带着非常亲切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乡音说这句话的，以至阿尼娅粹然一惊，靠到了椅背上。

　　“用盖世太保的狂热去抗衡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信念是愚蠢的。这无异于拿镰刀往石头上碰，”贝格心里想道，考虑着头八个小时的审讯之后的下一次行动的一个个步骤。“要另谋出路。镰刀应当去割青草。但这株被割的草一定很茂盛，镰刀一碰就会变钝，然后被缠住。同时又不可能把镰刀磨利，因为近处没有磨刀石。”

　　“你说话一定要小声，”贝格改用耳语道，“这里连墙壁也长着耳朵呢。”

　　他走到立柜跟前，打开柜门，取出一台美国制造的“哥伦比亚”牌自动电唱机，装上唱片，放起了音乐。他闭上眼睛，听着探戈舞曲，合着拍子点头。

　　“听我说，”他说道，缓缓抬起沉重的眼睑。“请你注意听我说。我不想知道你的真实名字，也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跟什么人有联系。我想尽力帮助你，但不是用背叛作代价，而是别的代价。不明白吗？”

　　这一切来得这样出乎意料，以致阿尼娅摇了摇头，也低声回答：“不明白。”

　　“我希望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贝格慢吞吞地说，“你是否认为，全体德国人都跟希特勒一条心？”

　　“不，”阿尼娅答道，“不是全体。”

　　“你觉得一副上校的肩章是否可能掩藏着一个不赞同法西斯主义的人呢？”

　　“这样的人会去当俘虏的。”

　　“说得对。在前线的人可以去当俘虏。可是这样一个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不是说自己，你可别这样想，我们进行的只是抽象的谈话──我是说，一个没有机会去当俘虏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应该开枪打死希特勒，这就是办法。”

　　“嗯，很好……你的这个回答就算我没有听到。我再说一遍我的问题：这样的人应该怎样证明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呢？”

　　“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阿尼娅问道。

　　“什么都不想，”贝格说道，“我们现在来喝茶──仅此而已。你喜欢喝浓茶还是淡茶？”

　　“浓茶。”

　　“喝浓茶不好。浓茶会使面色变得很难看。”

　　“我的面色已经变得难看了，”阿尼娅说道，用手摸了摸眼睛下边的青伤。

　　“你要谅解他。那位军官的兄弟在前线牺牲了，还非常年轻呢。”

　　“他没说非常年轻。他只说是他的兄弟。”

　　“小姐懂德语，”贝格暗自想道，但没露声色。

　　“总归是兄弟吧。是亲人嘛。”

　　“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首先开始的。”

　　“说得也对。我不是替他辩护，我只不过想给你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能够克制自己。”

　　“您大概还会说你们这里不进行拷问吧？”

　　“我们这里的确不拷问。我们执行枪决。盖世太保那里进行拷问，而我这里不是盖世太保，这里是军事情报处，隶属军事情报局。更确切地说，是原先的军事情报局。听说过吗？”

　　“没有。没听说过。”

　　“喏，这倒无关紧要。”贝格微微一笑，望了望姑娘的眼睛。“我不是故意套你，你可别这样想。”

　　“我本来就没这样想。”

　　“给你放多少糖？”

　　“越多越好。”

　　“四块，够吗？”

　　“五块也可以。”

　　“好吧，那就放五块。我是就着块糖喝茶。”

　　“你俄国话怎么讲得这样好？”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秘密，假若你知道了，也就不成其为秘密了。瓦斯维森茨瓦伊，维森达斯什瓦因。”

　　阿尼娅没有说话。

　　“懂吗？”贝格问道。

　　“不，不懂。”

　　“那你为什么不问呢？”

　　“如果需要，您自己会讲的。”

　　“说得的。这话的意思是：一件事有两个人知道，那连猪也会知道。”

　　“茶可够烫的……没法喝。”

　　“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

　　“您要留我在这里很长时间吗？”

　　“随你方便。我已吩咐把被子给你送到囚室里去。”

　　“已经给我送来了，谢谢。”

　　“天啊，不用谢……”

　　“我真不明白，您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什么都不要。”贝格温和地微微一笑。“我只是想幻想一下。请想象一下：有人准备给一个俄国女侦察员──不是给你，不是给你，是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提供逃跑的机会。怎么样？并且还要帮助她越过前线。或者帮她接上无线电联络。只是有一个条件：她要告诉情报局或总参谋部，就说在一个德国集团军，一个最强大的集团军里有这样一个人，他想跟俄国情报机关打交道。你认为布尔什维克会同意吗？”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知道，当然……我可不是说你，我只是在幻想。你也可以幻想幻想嘛。你看，布尔什维克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吗？”

　　“从德国监狱里逃跑是不可能的。”

　　“当然，假如你落入盖世太保之手，逃跑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落到了军事情报处的手里。没有人能逃出盖世太保的掌心。只安排那些被策反的间谍从那里逃跑。就在不久前，盖世太保安排了一个被策反的间谍从克拉科夫集市逃走了。”

　　贝格瞥了姑娘一眼，想看看她的反应如何。假如她跟那个从盖世太保手里逃出的俄国人有联系，她不可能没有反应。可是，她依然那样泰然自若，毫无紧张之色，两只手也安详地放在膝盖上。

　　“这么说，她跟那个人没有联系，”贝格断定，“看来，这是另一个小组。我要通过她查明苍蝇的全部情况。根据他的描述，这无疑是她。”

　　（不用说，假如旋风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阿尼娅，她准会不寒而栗的。一个人被捕后，他就不再替自己担心，他担心的只是朋友们的安危。但是旋风没有对任何人谈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一旦讲出去，那么他所有的部下将会象躲避可能是盖世太保的间谍那样躲避他，因为无缘无故从盖世太保那里是逃不出来的。他决定等任务完成后，再讲出实情。错综复杂的意外情形救了阿尼娅，但是，最近几天将要出现的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意外情形，它们的影响之大，将会使许多不同程度地于“旋风”行动有联系的人惨遭厄运。）

　　“如何保证俄国女侦察员不会背部中弹呢？”阿尼娅问道。

　　“这就令人好笑了，”贝格说道，一边呷着茶。“第一个保证是，可能从正面给她一枪，而不是从背后。就象在这里，在监狱里对待俄国间谍一样，根本不经过审判。”

　　“怎么，你们这里许多人都明白自己要完蛋了？是吗？”

　　“我可没有象你提出直接的问题，我的宝贝。我是跟你一起在幻想，可你却要求我作出以脑袋为代价的回答。”

　　“好吧，”阿尼娅喝完了茶，说道，“我同意试试看。”

　　贝格也喝完了茶，把茶碗整齐地放在精美的萨克森小茶碟里，说道：“如果某种原因使逃跑未能成功，你能保证我不至被你出卖吗？”

　　“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先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吗？”

　　“要提的。”

　　“提什么呢？”

　　“要求你到我们的发报中心去，向你们参谋部的人播发几条假情报。”

　　“这办不到。”

　　“别急，别发火。你先播发两三条假情报，然后我安排你逃跑，你可以跟自己人取得联系，并向莫斯科报告，说什么样的消息是假情报。其次，在你把这种情况向自己人报告之后，他们就可以假装相信了我们，从而愚弄我们，而实际上他们将会知道全部真情。这对莫斯科比对柏林更有利。听我说，我干情报这一行可不是新手了。”

　　“为什么要为逃跑设置一条这样艰难的道理呢？”

　　“为的是能够从那里跑掉。发报中心不同于监狱。”

　　“我得考虑考虑。”

　　“那就考虑吧。”

　　“不，我不在这里考虑。”

　　“你想回囚室去吗？”

　　“是的。”

　　“那好。给你，吃吧，”贝格取出罐头，说道，“抹在面包上吃，这是猪肉。”

　　“谢谢。”

　　“有一件事要说清：在审讯中，我可能会对你大喊大叫和跺脚。这是必需的，明白吗？你可别见怪。”

　　“为什么您不跟我一起逃走呢？”

　　“为了到你们那里被枪决掉吗？我不想这么干。”

　　“我可以为您担保。”

　　“我亲爱的，”贝格微微一笑，“只有我自己能为自己担保。为此，我必须在这里向你的人传送某些情报，从而向你们的领导表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够立即同你们总部建立联系的联络员。”

　　“为什么您决定把这一切都跟我讲呢？”

　　“你以为我们每天都能抓到俄国间谍吗？况且，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良机，你是无线电报务员，我可以把你带到我们的发报中心去，明白吗？而在这里，我是决不可能安排你逃跑的。”

　　“我想考虑考虑，”阿尼娅再次说道。

　　在囚室里，她脸冲下倒在铺板上，好象由于疼痛似地放声大哭起来。

　　“傻瓜，傻瓜，十足的傻瓜！”她思忖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傻瓜！妈妈，我该怎么办呀，好妈妈？！”

　　于是，她象孩提时代受到恶意欺侮那样哭了起来。

第十四章 一切都很糟

　　卡尔·阿佩尔随几个军官到扎科涅帕方向的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旋风和科利亚决定留在斯捷潘这里过夜：克雷霞家里是可靠的，因为在本地卫戊部队里，大家都知道女主人爱上了一名德国士兵。

　　克雷霞把一只大茶壶和一碗乳渣摆在桌子上，便自己睡觉去了。

　　“真没想到。”旋风说道，“真没想到，弟兄们……”

　　“姑娘会被毁掉的，”科利亚说道，“她是个好人。”

　　“她会不会屈服呢？”斯捷潘问道。

　　“不会，她不会屈服的。”旋风答道。

　　“不会屈服的。”科利亚重复。

　　“我们现在失去联络了，”旋风说道，“事情很不妙。我想，不能到自己人那里去取无线电台。是啊，谢多伊答应想想办法，也许，我们能通过游击队发报。”

　　“是柳多夫的军队吗？”

　　“是的。一支农民队伍。依我看，他可以联络。不过，这件事我们考虑考虑再说。眼下嘛……从博罗金那里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在天主教教堂里，然后在法兰西饭店里。’冯·施蒂利茨这几天正好在那里……”

　　“那又怎么样呢？”科利亚问道。

　　旋风沉默良久。后来，他没有看波格丹诺夫，说道：“斯捷潘，你最好到外屋去，也许有人偷听。”

　　波格丹诺夫微微一笑，离开了。

　　“怎么，你不相信他吗？”科利亚问道。

　　“为什么不相信呢……相信……如果不相信，我就不会来这里了。只是现在应当我们两人在一起考虑──这意味着什么。”

　　“你怎么看呢？”

　　“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为阿纽塔着急。最近一个星期，我住在她那里，在养蜂人沃捷赫家里。她就象一首歌──那么轻盈，快活，温柔。早晨起床，一双大眼睛由于睡眠而有点儿发肿，脸上那个小酒窝就象婴儿的一样……可以用疼痛折磨一个男人，当然，这是可怕的，但是，与肉体相连的一切还是可以经受住的。而他们现在可能会用羞辱去折磨姑娘。我有时感到十分恐惧：人们生活在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一个形象和模式造就的，而且活得时间也不长，可是你瞧──盖起了一座座监狱，学会了刑讯拷打，互相残杀，使儿童遭受不幸……为了事先天下大同，到底应当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真话呢？”

　　“首先应当绞死希特勒。”

　　“你要明白，每一个新的牺牲本身都会使更多的人蒙难。”

　　“你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反对绞死希特勒吗？”

　　“你疯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说，照我看，希特勒也不能算人。人可能犯错误，干蠢事，可能身不由己地成为各种不幸的制造者，但是人，这种能够自觉地思索和事先其打算的两条腿脊椎动物，无权仅仅因为有的人语言不同，长着鹰钩鼻子或喜欢吉普赛人的生活而从肉体上去消灭自觉的同类。希特勒──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我要说的是，世界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属于这样一种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全部牺牲决不能成为感伤地回忆往事的理由，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震荡，它迫使人们去思考──今后怎么办？我们的阿尼娅此刻正在为之受苦的那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

　　“什么事使你的情绪如此阴郁呢？旋风。”

　　“有人说，痛苦会使人变成铁石心肠……我不知道……也许不完全是这样。痛苦会折磨人的精神。一九四二年，我在克里沃罗格枪毙了一个叛徒……他是盖世太保的奸细。他偶尔在小报上写点东西。什么伟大的乌克兰，该死的莫斯卡理，可恶的公社……总之，应有尽有，大有正人君子的派头。要是他仅仅写点东西，那倒也没什么，可是他却装出一副民族主义者和反希特勒分子的面孔。我们有几个人上了钩，死在监狱里。我去找他。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妻子在他身边细声细语地说着话，又温柔又善良……他约了一个爱国主义小组的三个年轻大学生来见面，这三个学生曾在我们那里收听记录过苏联情报局的战报。就是说，我现在不把他打死，明天我们的三个年轻人就会被吊死在刑讯室里。可怕的是，我当时连想也没想到那些已经被他出卖了的人。我考虑的是，他明天会出卖谁，但我看见了他妻子……当我和他走出来后，他跪倒在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一个劲地反复说：‘我有廖列奇卡，廖列奇卡会变成无依无靠的人，为了廖列奇卡，饶了我吧，我今后替你们干……廖列奇卡是无罪的，她丈夫是个懦夫……’后来，我一连三夜没睡着觉，他那张面孔老是出现在我眼前。”

　　“你喜欢上她了，”科利亚低声说道，“我懂你的意思了，旋风。”

　　“你还没有孩子，这一点你是不会懂的。算了，让我们来考虑考虑施蒂利茨吧。谢多伊的人证实，他是一个重要人物。”

　　“看来，应当把这个党卫军分子要么打死，要么劫持出来。绝不能把这种人放过。”

　　“不错，可是，劫持与干掉，这有很大差别。你对法兰西饭店熟悉吗？”

　　“熟悉。”

　　“非军人能够进去吗？”

　　“我能进去。”

　　“别吹牛，少夸口……”

　　“我能进去，”科利亚执拗地道，“为这样的事我一定能进去。”

　　“那你就监视他一天。，还有，谢多伊跟监狱有关系。”

　　“需要钱吗？”

　　“是的，钱可能用得着。”

　　“我们会搞到的。”

　　“就谈到这里吧。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当面跟你谈谈。你跟军需官库尔特和战斗队有联系，再加上谢多伊的联络队。如果你倒下了──我们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波格丹诺夫应当去组织一次抢劫，如果确实需要的话。”

　　“他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你要从你的战斗队中抽出三个人跟他一起干。应当以银行或商店为目标。假如我们去抢劫一个仓库或药店──我们有可能暴露。军需官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提供了一些枯燥的情报──没有任何爆炸性消息。顺便说说，他要调到布拉格去了……”

　　“什么时候？”

　　“确切时间我不知道。”

　　“这没什么。他在这里对我们还有用。”

　　“叫斯捷潘来吗？”

　　“好吧。”

　　科利亚来到外屋。斯捷潘坐在门后，紧张地倾听着令人惊慌的夜晚的沉寂。一条狗间或汪汪地吠叫几声，使人感到一阵恐惧和郁闷，然后又是沉寂，占领区特有的沉寂。这时，每一分钟都可能出现枪击、惨叫或死亡。

　　偶然与必然

　　谢多伊有一个兄弟战前住在华沙。他是华沙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他有个女儿叫玛丽娅。她父亲一九三九年逝世后，她便迁居到了克拉科夫。起初，她住在谢多伊家里，而当谢多伊转入地下后，她便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去世的父亲留下一套金币和几幅中世纪版画珍品，可以靠这些维持生活。玛丽亚在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希特勒分子关闭了大学以后──按照他们的计划，波兰只能开设小学──她就在铁路枢纽站当了一名翻译。她在这里结识了工程师伊格纳齐·多姆布罗夫斯基。伊格纳齐·多姆布罗夫斯基的妹妹伊莲娜姿色迷人，十分可爱。她在街上走路都有困难，因为所有的人，尤其是德国人，都回头看她。正是这样，有一次她下班回来（她当上了护士），瓦茨拉夫·施米特──根据母系，他是斯洛伐克人，根据父系，他是德国人，职务是副监狱长──在街上跟她认识了。

　　他追了伊莲娜两年──终日神魂颠倒，唉声叹气，人也憔悴了。施米特的姑妈住在洛桑，她在那里开了一片鞋店。为了弄到到姑妈那里去的证件──德国人连同你们的监狱统统见鬼去吧──他需要三万马克。

　　“在这里不行，”伊莲娜对他说，“在你们这种禽兽生活中可能会有一切，但不可能有爱情。在这里，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你要能把我带到没有枪杀，而只有山间湖泊的瑞士，我就做你的妻子。”

　　“我要是把你带去，你会在那里把我甩掉的。”

　　“波兰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伊莲娜回答道，“但决不食言。”

　　“那么钱呢？我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呢？”

　　阿尼娅被捕之后，谢多伊开始利用自己所有的人情关系活动起来：他需要利用各种办法到监狱里去。两天白白过去了。

　　早晨，他碰见了侄女，她说：“你要知道，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十分有把握地答应下来，不过，我会给你安排见面的。据我所知，监狱里有一个叫施米特的人，他为了自己和伊莲娜的幸福，需要一笔钱。也许，你跟他谈谈？”

　　当房间里只剩下施米特和谢多伊两人时，谢多伊说道：“我知道你的事情。你要帮助我，我就帮助你。”

　　“你是什么人？”

　　“我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跟你的一样。我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现在关在你们的监狱里。我需要这个女人跟我在一起，我们要到山里去，那里有我的父母，而你去瑞士，那里有你的姑妈。”

　　“你爱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谢多伊点上烟抽起来，朝天花板喷出一缕清烟，微微眯缝起眼睛，回答道：“她叫俄国女电报员。”

　　“你疯了……”

　　“我没有疯。”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生命对我是宝贵的。”

　　“你将不受任何牵连。”

　　“怎么会呢？”

　　“首先我需要得到你的原则同意。”

　　“这不可能……”

　　“好吧。比如说，你接到了命令──在你值班时，传我的那个女人夜间受审。公文留在你这里，你只要执行命令就行了。”

　　“这不可能……”

　　“你没有很好地领会我的意思。我知道，你为了和伊莲娜到瑞士去，需要一笔钱，不是这样吗？”

　　“就算是吧……”

　　“这笔钱我给你。我给你三万。你得把我的女人交给我。”

　　“不行……这不可能……”

　　这时伊莲娜走进房间──绿色的大眼睛，长长的披肩发，纤细的腰肢。她站在门口，说道：“好了，瓦茨拉夫，不是‘不行’，而是‘行’。”

　　施米特紧靠在椅子上，露出高兴的神情，把手指拽得喀巴喀巴响。

　　“可怜的小伙子，”谢多伊思忖道，“他没一点主见，全听她的。”

　　“好吧，”施米特重复道，“可是我没有完全弄懂你的计划……”

　　“这就另当别论了，”谢多伊回答道。“请尽快画一张监狱平面图和描述一下所有看管监狱的波兰人，以及你们的值班表。我要拟定一个精密的计划。”

　　“好吧，”施米特回答道，“你为自己的爱情而战斗，我为我的爱情而拼搏。我拟好你要的值班表后，你应交给我一万五千马克。其余那一万五──我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她是６２２号。”

　　“翘鼻子，有两个酒窝，对吗？”

　　“对。有两个酒窝。女电报员。”

　　“没有人打算欺骗你，施米特。”

　　“我也不打算欺骗……”

　　站在门口的伊莲娜说道：“他说得对，先生，他说得对。你为你自己的命运战斗，他为他自己的命运拼搏。在这件事上，我就不多说话了，否则他就不成其为男子汉了。”

　　第二天整整一天，是旋风同谢多伊和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一起度过的。他们开着律师那辆破车在克拉科夫大街上缓慢地行驶着。

　　“瞧，”尤素福说，“这家商店的老板叫伊格纳齐·叶里霍夫斯基。坏蛋，给纳粹分子舔屁股。把希特勒的像都挂出来了，够意思吧，啊？”

　　“那有什么？我的新秘密接头点的房东也把希特勒的像挂在房间里了，”谢多伊说道，“到处去喊‘我恨希特勒’──这倒不正常了。最好一边大喊你崇拜他，一边用锥子扎穿他们的汽车轮胎──这样更有好处。”

　　“可以在你的新秘密接头点安装发报机吗？”旋风问道。

　　“可以，只是没有意义。”

　　“为什么？”

　　“会被测定出来的。秘密接头点离公路不远。”

　　“蠢话。我和阿尼娅待在森林里，在那里我们也被非常容易地测定出来了。那里只有一所房子，他们把我们包围了。如果周围有十来所房子──就算十来所吧──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

　　“结果很清楚：所有这十来所房子统统被炸毁，居民们被枪杀，而你将和阿尼娅一起被关押在盖世太保那里，”特龙普钦斯基说道，“旋风，你瞧，看见那个大门了吗？”

　　“看见了。”

　　“那是地下室。那里有酒吧和妓女。我夜间到那里去过：非常卖座。老板坐在柜台后边，那里有他的保险柜。依我看，除了这些营生，他还做药品投机生意。他跟盖世太保勾搭已经有两年了……他经常向盖世太保告密，全城都恨他，这个希特勒的走狗，法西斯分子和投机商。”

　　“夜里有危险，”旋风说道，“会被巡逻队抓住的。”

　　“是的，”谢多伊同意，“夜里我们就好比赤身露体的人一样。”

　　“等等，”旋风说道，“假如乘坐德国汽车呢？尤素福，你能参加这次行动吗？”

　　“老板认识我。城里许多人都认识我。”

　　“我可以参加，”谢多伊说道，“必要的话，我可以参加。”

　　“是呀，如果只有斯捷潘一个人带我们的小伙子去，他们会立刻暴露的，尽管科利亚通过军需官给他们弄到了证件。”

　　“对，”谢多伊说，“你们的人即使穿上晚会服装也会打老远被认出来的。他们的举止派头根本不象。”

　　“这是银行吧？”旋风问道。

　　“对。”

　　“没有比这地方更理想的了。”

　　“不过，所有的职员都会因为与匪徒同谋罪而被枪毙的。”谢多伊说道。

　　“那怎么办？”旋风问道，“那我们就以酒吧为目标吧？”

　　“我支持，”特龙普钦斯基说。

　　“我也支持，”谢多伊说。

　　第二天，从战俘营逃出来的、加入了科利亚战斗队的三个人来到斯捷潘的秘密接头点。大约十二点钟，他们按照约定的办法敲了几下窗户：一下，两下，停顿；一下，停顿；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旋风和谢多伊来了。

　　“我是诺维科夫·伊戈尔，”第一个人自我介绍道。

　　“我是穆拉维约夫·弗拉季斯拉夫。”

　　“我是尼古拉耶夫·叶夫根尼。”

　　“坐吧，同志们，”旋风说道，“我们来谈谈。”

　　半夜，科利亚取出了衣服，让小伙子们换装。谢多伊怀疑地摇摇头。

　　“诺维科夫也许还适合干这种事，”当小伙子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后，他对旋风说，“其他人都不行。他们的眼睛里充满杀气，会被人看出来的。在那里要会演戏，为了等到所需要的那一分钟，得待上几个小时。他们会暴露自己的。这几个小伙子应该留下来干破坏活动，而这种抢劫行动不是他们干得了的。”

　　“好吧……”旋风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你是对的。那就让我们三个人干吧，你，斯捷潘和我。我们可以乘阿佩尔的汽车溜掉。他有夜间通行证。”

　　“我今天就把这几个小伙子带回森林去，把他们从那里调到我们的游击队里，这样做是明智的。‘雄鹰’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我跟它有联系。”谢多伊说道。

　　“好吧，抢劫行动改在明天。”

第十五章 以防万一

　　贝格不喜欢自己的笔体。他明白，他那美观工整的笔体，准确的粗笔道和异常优美的连笔证明了其享有者不可克服的文牍主义。起初，贝格既为自己非凡的记忆力洋洋得意，也为自己工整优美的笔体感到自豪。当卡纳里斯的评语传到他耳朵里后，他便憎恶起自己的笔体了。他试图改变笔体，结果一无所获：笔体就象语言缺陷一样──生就的结巴，至死难改。于是贝格便从别的方面加以弥补：他跟妻子离了婚，开始沉湎于酒色。说来也怪，他的算计居然精确无误，一年过去后，人们不再把他当做文牍主义者谈论了，开始把他看成一个走运的情场老手，一个在男人群中不可或缺的花花公子，如果有人在朋友们畅饮之后想快活快活的话，贝格那里随时都有现成的忠实女伴的电话。

　　然而，元首迫使卡纳里斯光荣退役了，责成这位海军上将去领导经济战，把军事情报局和卡尔登勃鲁纳的部门合并了，而卡尔登勃鲁纳的干部处却不太信任那些道德上不坚定的人。假如贝格依然是一个具有非凡记忆力的书法家，命运无疑会使他在卡尔登勃鲁纳的部门里扶摇直上。他本指望卡纳里斯的赏识，然而，卡尔登勃鲁纳来了，于是贝格到了克拉科夫，只捞到一个‘Ａ’集团军群前线情报处军官的职务。

　　因此，他现在才如此精心地步步设防，以便在新的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形下保障自己起码不会被革职查办。

　　他小心谨慎、不急不躁地对俄国女电报员进行工作。通过跟阿尼娅的五次交谈，他觉得姑娘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天天盼望她接受他的建议，到那时，他就能取得联络方法，而根据联络方法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入地下活动中去。

　　每次交谈之后，贝格都非常精确地记载下来俄国女电报员的每一句话，写满了许多张纸──这是他的证明文件。而且，当他感到姑娘眼看就要‘成熟’时，他便跟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进行联系。晚上，克吕格尔来到他这里，和他一起研究了这些被贝格归入所谓‘小云杉’案卷的材料。盖世太保头子赞扬了贝格进行的工作，贝格也马上请他给Ａ－２处处长打电话，要求该处领导在今后可能出现的交往中协助贝格进行这场战役。

　　盖世太保头子问贝格：“您是否觉得，向赤色分子投诚，贝格上校是不是一个过于重要的人物？”

　　“听到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十分高兴。”贝格微微一笑道。

　　克吕格尔说：“喏，您要正确理解我的话。”

　　“我是正确理解了您的话，”贝格回答说，“我不过是利用跟懂得幽默的人谈话的机会开个玩笑罢了。唉，幽默是个难得的品质……我觉得，如果我提出为他们效劳，并且他们也接受了我们的提议的话，那么，比起一个小小的士官向他们提出效劳，我们就能接触到红军有关方面更高一层的人物。根据他们可能向我提出的要求范围和问题，我们就能弄清楚他们的长远计划，而不是局部兴趣──一个团，最多是在前线某个地段与我顽抗的一个师。”

　　克吕格尔若有所思地坐着，不时地拨弄一把铅笔，咬着上嘴唇，眯缝起左眼。

　　贝格进逼道：“如果我们这次行动进行顺利的话，我想，卡尔登勃鲁纳会对我们非常满意的。”

　　这是请对手一起跳舞：贝格预付了一张共同享受荣誉的支票。

　　克吕格尔把铅笔搁到桌子上，摘下话筒。

　　“奥托，”他对Ａ－２处处长说，“我和贝格打算做一件有意思的工作。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讨论一下具体细节。”

　　下面是贝格的记录：

　　大约十点钟，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女电报员教我怎样沏茶。她坚持说，不能用电炉把茶煮沸，应当用热抹布把茶盖严。

　　我：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她：妈妈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西伯利亚都会沏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向我们家乡那样会喝茶。

　　我：你喜欢喝咖啡吗？

　　她：不太喜欢。它是苦的。

　　我：应当说‘他’才对。

　　她：这不符合语法规则。

　　我：你的俄语只能打二分。我准备搬出词典和教科书来证明我有理。

　　她：我投降。

　　我：我时刻铭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之，我非把你弄得理屈词穷不可。

　　她：我对我们的谈话考虑了许多。

　　我：结果呢？

　　她：我不能相信你们。有一次我们曾听信了你们的承诺。

　　我：这个我们是指谁？

　　她：就是苏联。

　　我：你们相信了谁的承诺？

　　她：一九三九年，我们相信了德国人的承诺。

　　（有些话贝格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谈话涉及到下列内容：

　　贝格：是德国人的承诺吗？

　　阿尼娅：还会是谁的呢……

　　贝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你们党的一个文件中，具体地说，在斯大林的一个报告中曾说过：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会下台，但德国人们依然是德国人们……不应该把一个人和全体人民混为一谈。）

　　后半部分的谈话，贝格全部记载下来了：

　　她：如果您现在能把消息寄给我的上级……

　　我：怎么寄呢？在信封上写：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然后投到信箱里吗？

　　她：您是谍报人员，您就想办法寄吧。

　　我：那好，假定我让你们的一个俘虏送去。这有什么意义呢？

　　她：我将十二分地赞同。

　　我：相反。不会相信你的。

　　她：为什么？

　　我：因为德国情报机关的一位上校通过前线寄出一封建议合作的信，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她：有可能跟指挥部取得联系和不通过前线发信。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我：也好……有意思……不过很危险。假如你们在这里失败了──你或者你在这里的领导──那么你多半会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在那里，你会被开了膛：盖世太保──这可不是军事情报处。

　　她：您错了。在这方面我可以向您提供任何保证。

　　我：我要你进一言：要学会分析。要让情感服从理智。一切都不象你现在想象得那么简单。一切都复杂得多。

　　她：您说得对。但是，把事情过于复杂化是与简单化同样危险的。与其说危险，不如说可笑。

　　我：我准备会见你们的人，把你提供的消息转给他。我可以──作为‘预支’──向他转告你感兴趣的文件，并把消息从你们这个人那里带回来，以此证明我是不是把文件交给了他。

　　她：您能够转交什么文件呢？

　　我：你瞧，随你选择：卫戌部队的部署、军队的调动计划。

　　她：这可能是您方的假情报。

　　我：当然，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不相信任何人的话。总之，只当我们没有进行这次谈话。我可以救你一命，把你送到俘虏营去。那就让我们再也不要提我的建议吧。

　　她：为什么要这样呢……顺便提一句，我可以把您的建议告诉您的上司。

　　我：你这样做不合适，原因有三：第一，不会相信你，第二，这将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三，我再也不可能对你们的斗争提供帮助了。

　　她：根本不可能让您同我们这里的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秘密接头点，并且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我：你是想让我把你送过前线吧？

　　她：当然。

　　我：那么你同意到发报中心去了？

　　她：我首先想要看看，我要向我们的人播发什么样的假情报。

　　我：好吧。你明天就会看到这些材料。我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务员，说你原则上同意了吗？

　　她：首先要让我翻阅一下材料，并请您解释清楚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好吧。明天早晨我传你受审。

　　她：再见。

　　我：晚安。

　　次日，贝格通知盖世太保，说俄国女电报员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立刻跟维斯瓦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准备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的假情报。

　　真正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英国驻奥斯陆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从固定在大门口墙壁上的蓝色大信箱里取走了信件。在分类整理信件时，他注意到一个白色的自制信封。地址是用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发信人的姓名、邮戳、邮票或火漆印都没有。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拆开了信封。因为他不懂德语，他就只限于浏览写满各种数字、平面图和对这些平面图简介的那几页纸。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大不列颠海军武官赫克托尔、博伊斯海军少将那里。赫克托尔·博伊斯叫来了自己的翻译，于是他们两人开始研究这份文件。文件被译出之后，插着大使馆旗的象野兽似的‘罗斯－罗伊斯’直驱飞机场。机场上，一架马达启动的专机已经停在那里。当天晚上，文件交到了英国侦察机关首脑的手里。第二天，责成丘吉尔的军事技术顾问、阿伯丁大学的弹道学和天文学教授列吉纳尔德、维克托、琼斯先生弄清楚来自奥斯陆的文件。后来，阿尔图尔·乌·姆·埃利斯先生也参加了对这份文件的研究工作。

　　文件说，在佩内明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一个第三帝国制造“Ｖ·Ｚ·Ｂ·Ｖ”──“特种复仇武器”的中心。文件表明，在二十七岁的学者维尔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在这里，在佩内明德正在进行制造火箭和弹道导弹的绝密工作。

　　来自奥斯陆的文件对帝国的秘密如此了解，实在令人惊异。但是，从一个渠道得到的情报还不能算作情报，这也许是荒诞的呓语、假情报和臆测。在爱情或艺术中立即采取行动也许是好的。在政治和侦察中这只能带来危害。一个侦察人员就好比一个政治家，他只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时间。

　　从奥斯陆得到的文件送到伦敦一年以后，从以安东尼·卡茨扬工程师为首的波兰抵抗小组传来报告：在佩内明德地区的乌泽多姆岛上，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秘密基地确实在工作，专事研究“特殊用途”的火箭技术问题。

　　一九四三年，法国地下小组进一步确定了来自波兰的材料。并且，通过法国波兰的情报来源了解到，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分子曾企图向英国发射五千多枚带炸弹的火箭。法国、比利时、荷兰的爱国者，以及英国侦察机关的小组在法国和荷兰北部沿岸一带发现了一百三十八个发射场。

　　大不列颠军事情报局得到了佩内明德地区的航空摄影资料：在一条条混凝土跑道上，停放着一架架机翼极短的飞机，从上面看上去就象蜜蜂；有些地方看得见体积庞大的垂直安装的火箭的影子。

　　现在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佩内明德不是狡猾的一步棋，不是盖世太保或卡纳里斯组织的可怕的“诱惑”演习。那里是一个绝密的军事中心。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对佩内明德进行了突然袭击。六百架“空中堡垒”轰炸了该岛。一百五十万公斤的炮弹投向了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目标。二分之一的实验室被摧毁，氧气厂和发电站被夷为平地，工程师之城化为一片灰烬。

　　八月十九日，埃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带着党卫军警卫队的随从人员抵达佩内明德。希姆莱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向维尔涅尔·冯·布劳恩提供了一个试验超功能的Ｖ－２火箭的靶场──海德拉格。靶场坐落在波兰总督管辖区的领土上，即克拉科夫以北的维斯瓦河、维斯瓦克河和维斯瓦卡河的河间地带。

　　这正是施蒂利茨飞抵克拉科夫的真正原因。对于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来说，来看文物古迹只是一个借口罢了。为了得到这次出差机会，他花费了九个月时间。他早已享有艺术珍品爱好者的盛名，但为了能够亲自得到这项任务，施蒂利茨不得不当着保安处的首领瓦尔特尔·舍伦贝格的面，在卡尔登勃鲁纳的接待室里，就法国复兴问题发表过几次意见。情报机关是记忆的汇聚之地。他的这几次谈话被希姆莱要求查明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运出什么东西的那个人想了起来。

　　于是，施蒂利茨被定为候选人。

第十六章 流泪的探戈

　　当精疲力尽的女招待把桌子上的蜡烛熄灭和喝醉酒的钢琴师轻轻弹奏你最喜欢的歌曲时，当你觉得坐在邻桌跟前的那个女人是最漂亮和唯一理解你的人时，夜间餐厅里笼罩着一片痛苦的寂静和孤独的忧愁的绝望柔情。当暗淡的、摇曳不定的、惊慌不安的晨光象雇佣的凶手偷偷闯进开着的窗户时，这就是黎明的希望。当你用蓝色的高脚杯喝着斯米尔诺沃的伏特加，你膝盖上的白餐巾沙沙作响的时候，一切不幸、战争、战壕、肿胀的灰色尸体都到哪里去了？！还有在这里发生的短促而无望的友谊，你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的那些歌曲，你觉得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也没有现在唱得更好……当你回到自己家里，望着早晨初升的淡蓝色太阳和一道黄色的朝霞时，那是一种多么轻快的幸福啊！

　　但是这一切以后再谈吧，现在应该坐着，应该惊愕、颤抖、兴奋、哭泣，应该去听安娜女士在两个聚光灯照耀下站在舞台上歌唱华沙古城──那里有幽静的小街道、轻烟一般的朝霞，情侣们好象中世纪城堡的玩具布景中的蜡像，只有那里的一声叫喊──绝望而孤独的叫喊，把你带到今天的夜晚。深夜叫喊的那些人到底在喊谁，指望谁呢？他们没有什么指望，他们一点指望都没有，他们能够指的也许只有维斯瓦河那梦中的喃喃声和永远伴随着恋人们的此时此刻的夜。

　　酒吧里有三十来个人：投机商人、几个空军军官和一群喝醉酒的年轻妓女，她们穿着故意制作得庸俗不堪的学生服：超短裙、领口开得很大，腰间束着宽大的腰带，以托住还未定型的胸部。

　　谢多伊和斯捷潘最先来到这家酒吧。他们在紧靠门口的第一张空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这里很暗。斯捷潘非常兴奋，脸呈土色，眼睛射出兴奋的光，瞳孔张得特别大。谢多伊又含笑环视了一下大厅，慢悠悠地坐下来，象一位常客那样大大咧咧地打了个榧子，没看女招待便从她手里接过菜单，漫不经心地点了支香烟，连指头也没动一下。

　　紧跟着他们进来的是旋风。他挽着克雷霞的手臂。他正确地断定，应当带着女人参加这次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一直在酒吧间待到最后一个人的愿望是有道理的。

　　克雷霞和旋风走进酒吧之间，阿佩尔在汽车里曾久久地吻过她。

　　“把马达关上，”旋风说道，“我们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也许，我应该暂时离开？”

　　“不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等到夜间，克雷霞一出来，你就立即启动马达：几分钟后，我们就会赶到。”

　　克雷霞很引人注目。她长得很美，衣着整洁大方，与聚集在这里的那些女人不一样。旋风领着她穿过大厅，向老板坐的柜台走去。旋风穿着一身朴素的西服，也许太朴素了，如果不是在左边翻领的襻儿上别着一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党徽的话。他的头发抹了发蜡，梳得溜光。一副眼镜使他显得老相──厚重的棕色角制镜框几乎遮住了脸部的四分之一。

　　老板上衣襻儿上别着一枚元首像章，他把旋风领到舞台旁边的一张小桌子跟前。

　　“这里太闹，”旋风用波兰语说道，“我的鼓膜都要震破了。”

　　“也许，夫人喜欢很响的爵士音乐？”老板微微一笑，说。

　　“不是夫人，”旋风很不客气地回答道：“是女士。”

　　他发现，站在老板旁边的女招待的眼镜眯了起来，就象一只猫跳跃之前似的。但这只是一刹那──短促的、瞬息即逝的一刹那。

　　“喏，到那边去吧，”旋风用眼镜指了指墙边的一张桌子：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和老板的金库。

　　“那里临窗有风。”

　　“没关系。我是久经锻炼的人。”

　　旋风定了白葡萄酒和干酪。他斟满了两杯葡萄酒，把手放在克雷霞冰冷的手指上，说道：

　　“你有点慌吧？”

　　“是的……”克雷霞低声回答道。

　　“不要慌，”旋风同样轻声说道，“来，为等待我们的那些人干杯。”

　　他们一饮而尽。旋风说道：

　　“现在请把你想要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我吧，我的波兰小山羊。”

　　“我想告诉你，”克雷霞开始重述自己前一天背熟的话，“第一次犯错误是愚蠢的，而第二次犯错误则行同不可救药地犯罪。我老是害怕再次犯错误。”

　　“我们去跳舞吧，”旋风说道，“我还没有跟女士跳过一次呢。”

　　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默默地喝着酒，偶尔交谈几句毫无意义的话。有时谢多伊对他讲些什么，斯捷潘便放声大笑起来──这种举止是旋风为他设计的。一个喝醉酒的人夜里待在酒吧间，无论说话、笑、谈情说爱，都必须放开嗓门──这才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很拘谨，倒可能会引来一场斗殴：酒吧里人们是看不上那些不言不语、规规矩矩的人的。酒鬼不喜欢自己周围尽是些清醒的、不喝酒的人。他希望周围的人都跟他一样幸福。

　　一位空军中尉走到旋风桌子跟前，向克雷霞鞠了一躬，说道：“我可以邀请女士和一名士兵跳舞吗？”

　　“女士正在和一名士兵跳舞呢，我的朋友。”旋风答道。

　　中尉在他们面前站了片刻，脚尖和脚跟一起一落地晃悠着，然后，轻狂地鞠了一躬，转身朝自己人走去。

　　旋风又开始跟克雷霞跳舞。

　　“我非常喜欢跳舞，”克雷霞说道，“库尔特也喜欢跳舞。我们两人每次都跳得精疲力尽。不过他最喜欢跳华尔兹，而我喜欢跳流泪的探戈。”

　　“什么是流泪的探戈？”

　　“就是费奥克季斯托夫·尼迈尔经常在广播里唱的。”

　　“他唱些什么呢？”

　　“他唱道：跳舞永远是对往事的回忆。当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往事和故人，你会变得极度悲伤，仿佛已经老之将至，除了回忆，一无所有……”

　　后来，军官们要妓女们在舞台上跳舞。那些姑娘笨拙地扭动着双腿，大声喊着淫词秽语──她们的嗓音很响亮，还是些童声。

　　“她们真可怜，”克雷霞说道，“上帝为什么要惩罚她们呢？”

　　“这跟上帝毫无关系。”

　　“也许她们家里有正在挨饿的母亲和兄弟。”

　　“现在没有能吃饱饭的母亲，克雷霞，”旋风低声道，“这不是理由。挨饿的母亲──这是为自己卖淫设置的挡箭牌。”

　　“男人向来对女人的过错过分苛刻。”

　　“第一，她们是小姑娘，而不是女人；第二，这甚至不能称为过错。这是叛卖。”

　　克雷霞突然涨红了脸。旋风把手又放在她那冰冷的手指上，说道：“不必把别人的罪过往自己身上揽。”

　　……凌晨四点钟，酒吧间空了。只剩下两个醉醺醺的顾客。他们从桌子跟前怎么也站不起来，于是，老板和一个身强体壮的厨师企图把他们从这间小小的半地下室餐厅里推出去。

　　“走吧，”旋风低语道，“走吧，克雷霞。”

　　克雷霞深深地叹了口气，皱起眉头，猛地站起来，疾步穿过餐厅，朝出口走去。旋风目送她离去，然后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大家都安静地待着！”他说道。

　　老板和厨师转过脸来。他们刚才企图要拖出去的那个人咚的一声把前额撞在桌子上。波格丹诺夫拿着手榴弹站在门口。他旁边是谢多伊。

　　老板软瘫下来，倒在地板上。

　　……当他们走出酒吧时，几个巡逻的党卫军分子正站在阿佩尔的汽车跟前，默默地检查司机的证件。克雷霞张开双臂，仿佛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紧贴着墙壁。

　　这时，天已经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升起。

　　难啃的胡桃

　　个人专权制度的悲剧在于：希姆莱的组织成了唯一的机构，它集中了饱受战争、轰炸和饥饿折磨的人民的不满情绪，卡纳里斯的反间谍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希特勒不愿意正视客观事实，他要求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希姆莱在内，只看到那些能证实他元首历史正确的东西。希姆莱深知希特勒其人，不能冒险把能够客观反映人民情绪的材料转给希特勒，而是投其所好，把他喜欢看的东西塞给他。

　　有一次卡纳里斯在大本营作报告时，贸然对东线的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希特勒的脸色当即变得煞白，一步冲上去，揪住这位海军上将的灰制服衣领，用一种异忽寻常的力量往自己怀里一拽，大声吼道：“您是不是想说，是我打了败仗，您这个恶棍！？”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卡纳里斯就被解职了。目前国内的真实情况──整个社会民怨沸腾，人民疲惫不堪，悲观绝望，三年前还是坚不可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思想全面崩溃──这一切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身材矮小的语文教员，戴着夹鼻眼镜，总爱不时地搓动自己那双漂亮的小手，象是冻僵了似的。此人就是党卫军首脑亨利希·希姆莱。就是这个人，他十分清楚帝国大势已去，正在滑向深渊。所以希姆莱不仅密切注视着反希特勒将军们的密谋，等待时机，而且还采取着自己的步骤，企图通过帝国保安部门的第六处同西方某些集团建立联系。这个保安处是负责政治侦察工作的。希姆莱对格德莱尔与杜勒斯在伯尔尼进行的交易知道得一清二楚。在非洲战役的独臂英雄、把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作为谈判条件的施陶芬贝格上校没有加入密谋集团之前，希姆莱一直在等待。但并不只是等待，他还采取自己的措施，但又绝不步将军们的后尘。他认可了（当然是间接的）将军们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活动，因为他得知：将军们与杜勒斯的人对话中谈到希姆莱，是把他作为唯一可以成为实际助手和政变靠山的重要任务来谈论的。这是因为与反对派将军们有联系的希姆莱的暗探郎贝恩随时都向他提供消息。而对郎贝恩，希姆莱是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他是个经过多年考验的心腹人物。对反对派将军们的力量的间接认可和许诺是希姆莱在斯德哥尔摩的个人代表克尔斯滕博士作出的（自然，这是在希姆莱确实搞清楚将军们是把他，而不是把别人推举为事变后能控制住德国和继续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重要人物之后）。一九四三年秋天，克尔斯滕博士来到斯德哥尔摩同自称阿布拉哈姆·休伊特的美国外交官进行了联系。经过几天试探性的接触，休伊特告诉克尔斯滕，他同意帮助希姆莱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建立联系，条件是：解散纳粹党和党卫军，在德国实行自由选举，解放所有占领区，惩办战犯，对帝国军事工业进行监督。

　　克尔斯滕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党卫军首脑。党卫军首脑问：对他希姆莱将做出何种保证？是否会保留他的权利──不是作为党卫军首脑和党内元老，而只是作为普通人希姆莱的权利。

　　休伊特在等待，希姆莱一再催促。党卫军政治侦察处的头目舍伦贝格亲自飞往斯德哥尔摩，担当了同休伊特谈判的角色。希姆莱每天都收到舍伦贝格发来的电报。他在各战区四处奔忙，为了能入睡，每天夜里都要服药；他步行走许多路──卡纳里斯那种每天早晨骑马散步的贵族派头很使他恼怒；每天他都要阅读歌德的作品，然后又突然把书合上，眼睛凝视着一个地方发呆，脑子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只言片语在紊回──而且大多是一些词的后缀和动词的词尾。

　　最后，除了不同意审判战犯的条款外，他接受了美国人的全部提议。

　　“只存在一种犯罪形式，”他说，“那就是刑事罪。战争，正象我们的思想敌人断言的那样，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政治家是不受审判的，正如不能用监禁的办法惩办败北的棋手一样。”

　　希姆莱接受这些条件，使美国谍报人员证实了希特勒党内领导的分歧和瓦解──第一，证实了反对派将军们的实力；第二，存在着希姆莱这种能帮助实现政变的重要人物；第三，他竟能接受连‘保守的革命者’卡纳里斯在伊斯坦布尔与美国谍报人员谈判时都认为不能接受的条件。

　　所有这些与西方的谈判都是希姆莱的人在“摸敌人底细”的名义下进行的，即使元首知道了，希姆莱也会使他相信，这不过是在政治侦察中同敌人耍的普通把戏罢了。

　　但与此同时，希姆莱趁在希特勒那里的几次会晤的机会，特别留意观察那些参与反希特勒密谈的将军们的神色──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过他们密谋的录音。

　　他注视的那位长一双微凸的蓝眼睛的将军显得局促不安，脸色红一阵白一阵，而后尴尬地笑了一下。希姆莱对他微微点了点头，也笑了笑。

　　这之后希姆莱得到了情报，说西方联络人、银行家瓦伦贝格对叛乱理论家格德莱尔说：“千万不要动希姆莱！只要整个矛头对准希特勒，他是不会妨碍你们的。”

　　在专门对方共产党人的盖世太保某处破获反对派中的急进组织与德国共产党代表建立的秘密联系之前，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逮捕是在希姆莱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抓捕共产党人用不着高级领导人批准。但糟糕的是，盖世太保的人出乎意料地破获了那些与反对派中左派将领有联系的共产党人的秘密接头点。希姆莱知道的秘密逐渐为盖世太保知道了。整个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弄不好，该组织的这位创建者有被撤换的危险。此人在历届党代会上都站在元首身边，为元首的讲话鼓掌，并在自己的演说中赞美元首，但同时又在进行着交易，企图用元首的性命来换得他希姆莱自己的安乐。

　　个人专权的悲剧──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就在于它否定演化和发展的逻辑，在于不愿意重新认识僵死的教条，承认失败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法的形式去寻找通向胜利的新途径。对此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暴乱。希姆莱相信暴乱，认为这是保全他性命，保证他平安和自由的手段。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他可以一直等下去，直到盖世太保掌握了密谋分子中的青年派与共产党人建立的联系为止。希姆莱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软弱的人，即使他在银幕、照片上是强者的化身，只有在他诚心诚意地同他所信赖的人协商之后，他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希特勒的这架机器中真可谓是一应俱全：党、政、军各种机关的密切配合，花言巧语的鼓动，蛊惑人心的宣传，青年和妇女的联盟，体育协会和杂技体育的庆典，盛大的检阅和民族意愿的演习──真是应有尽有，可惜只缺少一样东西：相互信任。父亲怕儿子，丈夫怕妻子，母亲怕女儿。

　　希姆莱在疑虑重重、心神不定的时候是孤独的。因此他表面上显得比任何时都更镇定，只是夹鼻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有些失神，而且他搓动双手的次数也比平常多了。

　　七月二十日见分晓。

　　希姆莱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上校两次推延刺杀希特勒只是由于当时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大本营。施陶芬贝格上校属于反对派中的左翼，他不认为除掉希特勒一人就可以消灭法西斯主义。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他从柏林军用机场起飞，去希特勒官邸商议组建新后备师一事。会议十二点三十分开始。豪辛格尔将军在一张铺在长形桌子上的大型地图前，一边从容地展示东线作战简略示意图，一边详细而又枯燥地分析大会中一些最复杂地段的形势。

　　施陶芬贝格在进军非洲期间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所以深得元首的敬重（元首格外珍视肉体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这时他在桌子下面拽掉英制迟发导火管上的栓头，把装着即将引爆的炸弹的深棕色皮包放到元首的身边，然后站起身，微微点了下头，对凯特尔小声说：“对不起，我有事必须同柏林取得联系。”

　　希特勒只是扫了上校一眼，脸上掠过一丝近似微笑的表情。凯特尔则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他讨厌司令部要人作报告时秩序被打乱。

　　“俄国人，”豪辛格尔接着说，“继续以重大兵力在德维纳河以西向北推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迪纳堡西南。如果我们不把集团军调离楚德河，我们将遭到惨败。”

　　伟大与荒唐结合，悲壮与滑稽为伍──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

　　豪辛格尔再也没有讲一句话：一团铅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天花板塌了下来，平房的窗子被冲开了，上面的厚玻璃稀哩哗啦乱响，四处飞射──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发生了简单的和应有的化学反应。

　　希特勒从地板上跳了起来──蓝色的浓烟包围着他，浑身上下都是又苦又咸的烟黑。

　　“我的新裤子呀！”他用委屈的，略带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这是我昨天才换上的！”

　　接下来的一切很象是一位风格极为庸俗的幻想作家杜撰出来的一场闹剧：行刺后的五个小时内希特勒本来能够，也应该完蛋，但他并没有死。

　　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观点分析密谋者们在夺权企图中的失败，那么显然，还应该作三点说明：第一，这与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对他们来说，命令即是宗教。已拟定好的“瓦尔基利亚”命令（该命令允许军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尚未下达。第二，反对独裁者的密谋只有在所有参加者都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将军密谋的参加者们远不是每个人都象他们起来反对的那个人那样狂热。最后，第三，若要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的国家里实现密谋，只有那些熟悉这一机构全部隐秘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将军们却认为：作为“国中之国”的军队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他们的失算。军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间准备多年的厮杀是以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的。

　　就在七月二十日当天，遵照戈培尔的命令，在宾德莱尔大街的一个庭院里枪毙了密谋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要求贝克和施陶芬贝格自杀。贝克开枪自杀，施陶芬贝格则拒绝了。

　　“有过失的人才用自杀结束生命。而我在人民面前没有丝毫的过错。”

　　他是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中被枪毙的。

　　希姆莱明白，在希特勒和戈林位于拉斯滕堡统帅部等候消息时，他只剩下有限的时间来消除那些最有影响的密谋者，这些人有可能猜到，他，党卫军首脑，是暴乱分子计划的知情人。他必须赶在党卫军的侦察人员逮捕所有密谋者之前，干掉能说出此事的人。

　　想消灭自己罪迹的刽子手是最可怕的。

　　希姆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对卡纳里斯，党卫军首脑既害怕，同时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个狡诈的滑头知道──沉默是救命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才考虑是否值得舍弃他，尽管这位海军上将与那些被枪毙的将军以及盖世太保正在抓捕的人曾经关系密切；第一个被投如地牢的是那个曾在各种报纸上被称之为“帝国军事天才”的维茨勒本元帅。

　　希姆莱认为卡纳里斯只是与西方作赌的一枚辅币。

　　不过，幸好希姆莱没有来得及和元首谈起海军上将的命运这个谨慎的话题；元首倒是亲自发问了：“那个恶棍在囚室里表现如何？”

　　“您指的是谁？”希姆莱没有听明白，“这些坏蛋人数不少表现各不相同。”

　　“我指的是卡纳里斯。”

　　“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狱，”希姆莱回答说，“明天我向您报告他的详细情况。”

　　就在戈培尔发表演讲，当众嘲笑说“这是一场电话暴乱”的同时，保安局政治侦察处处长瓦尔特·舍伦贝格逮捕了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被撤职后，仍是卡尔登勃鲁纳的眼中钉。）

　　海军上将在同自己的爱犬告别后，擦去眼泪说：“舍伦贝格，爱狗吧，它们不会背叛。”

　　关于自己的老上司被捕的消息，贝格上校是半夜里得知的。当时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把他叫了去。盖世太保长官没有抬眼看他，只是推给他一支笔和一叠纸。

　　“请把您和卡纳里斯，还有可耻的民族敌人施陶芬贝格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写出来。”

　　贝格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卡纳里斯过去失宠，现在则到了穷途末路。他在柏林见过几次施陶芬贝格，过去他是民族英雄，现在成了民族敌人。

　　贝格机械地写起来，一行行的字象平时一样既均匀又工整。他列出了同卡纳里斯和施陶芬贝格见面的时间，不过他现在十分镇定，头脑象数学一样精确──这是他天生的习性。

　　“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俄国姑娘耍的那套把戏现在可能成为我的救命符了。我现在不能再耍把戏了，而是要真的为他们工作。显然，要想从我陷入的这场混乱中挣脱出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是盖世太保别把我调离侦察工作。他们能把每个军事侦察人员都看成是潜伏下来的卡纳里斯的追随者。他们不想把卡纳里斯看作是企图用元首性命来拯救千百万德国人生命的爱国志士。他们永远也不敢放肆，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无形的禁令，他们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又是他们悲剧的根源。如果我现在开始为红党工作，日后我就可以找到辩护的理由。以保卢斯为首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当然取代不了希特勒，但这毕竟是某种力量。自然，若是他们现在把我关进监狱，那可就糟了。他们会的。应该为那姑娘做好逃跑的准备。放走她。要让她不是从我这里，而是从盖世太保的人手里逃走。千万别把我关进监狱，上帝保佑！那样我还得求助于盖世太保的同事。我要对上司说，在民族危难时期，应该用党的忠诚干部加强军队。我要把那个姑娘带到电台去，交个一个党卫军分子，等到那人对姑娘习惯了，我就给他找个娼妓，送给他白酒。党的工作人员被希特勒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训诫折磨得苦不堪言，党员不许喝白酒，女人不准涂口红，说‘这是向美国财阀挣扎的走狗出卖祖国的利益’，我相信，盖世太保的人也同样贪杯好色。在希特勒的禁令中，除了盲目崇拜、对正常生活的嫉妒或蒙昧无知还能有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禁果是甜的吗？国家内部生活中禁令越少，敌对的思想、经济、政治就越难于渗透，因为那些东西无机可乘。当人民什么都可以做──当然只限于理智范围之内，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允许野蛮行为──那么象我这样的侦察员在那样的国家里也就无事可做了。只有不明智的政治家才会在艰难时期放弃压制异己思想的强硬手段而对其放任自流。明智的政治家是小心谨慎地放出空气──那样的话，我这个侦察员又无事可做了。我们这些吃了败仗的白痴们，在元首得救之后现在又来施行恐怖手段，举行颂扬希特勒，恫吓密谋者的人民示威游行。这些逮捕和示威游行会使人民更加害怕。而被吓坏了的和不会思索的人民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都在这里了，”贝格递给克吕格尔几张纸，说“真是一帮恶棍！谁能想到这个海上厨师的狼子野心竟包藏着背叛元首的邪念！”

　　盖世太保长官仔细看了看贝格，然后问：“卡纳里斯请您去他那里作客时都准备了些什么菜？”

　　“我在军事情报人员中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贝格回答说：“他一次也没有特意邀请过我。他特意邀请的重要领导人有：奥斯特、巴姆莱尔、皮肯不罗克。我只到他那里去过两次：一次是他举办五十岁生日宴会。他办得很隆重，这只猪，准备了印度加鱼米饭，‘印度天国风味’。”

　　“这是在他的采连多尔弗吗？”

　　“是的。盖世太保中央机构知道这件事：海德里希总是出席他的招待晚会。”

　　“卡纳里斯的那个随从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

　　“就是打着小旗子，为他安排围猎狐狸的那一个。这个败类连打猎都仿照英国人的派头──打着小旗子。那个随从总是把一只狐狸带到安排好的地方，你们这位长满虱子的水兵哄赶那只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动物……真实残忍至极，人面兽心……算了，这已经是气话了。好，您没事了，上校。我请您不要离开办公室──我随时都有可能找您。”

　　“好吧……如果您允许，现在有件事要谈。”

　　“可以。”

　　“我同您一起对付俄国女侦察员的行动进展很快。我想请您派一名盖世太保的人参加进来。现在已经到了没有盖世太保的直接帮助我就无法工作的阶段。”

　　盖世太保长官把贝格写满字的那几张纸收进保险柜，然后回到桌前，说：“我考虑考虑。”

第十六章 相会

　　1、摘自希特勒和约德尔上将在“狼穴”的会议记录

　　出席人：元首、约德尔上将、瓦尔利蒙将军、分队长费格莱因、上校冯·贝洛、中校冯·阿姆斯贝格、中校魏岑埃格尔、少校比尤克斯。

　　会议开始时间：二十三时五十三分。

　　元首：约德尔，当我考虑众多的目前急待解决的事情时，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稳定东线局势的问题──因为更多的问题在现阶段也无法解决──所以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整个形势来看，我们被挤在一条相当狭窄的夹缝之中也许真的并非是坏事。因为其中不仅仅只有不利之处，也有优势的一面。如果我们能守住我们现在占据的这块土地，那么这块地盘还是可以保证我们生存下去的，再说我们又有那么广阔的大后方。当然，为此我们必须将我们前一时期在后方积蓄的一切力量都投入到野战部队上。只有那样做我们的部队才能成为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如果我们把后方设置在德国，如果我们把军事后方地区扩大到纵深地区，尽管什么样的后方区都根本不需要，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扩充在前线附近地区行使执行权的军事行政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它们也同样能行使授予它们支配军队的权力──请会议一下一九三九年：那时我不得不把东线包括汉诺威在内的行使权移交给军事行政机构，要知道，从汉诺威到明登是一片完整的战略发展区域──如果我们消除了那种非军事的，其他军队完全没有的，只是我们信奉的（但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仿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思想体系，那么地盘的缩小就不会总是不利，也可能变成一种优势；但要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真正地将这个广大地区所积聚的一切服从于整个战役的需要，将目前用于后方的全体人员都武装起来。有了这个条件，我坚信，稳定住东线的局势是可以办到的……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从根本上能给我们整个战局带来致命影响的危险因素的现状如何呢？不用说，这首先是东线的崩溃，它是我们德国的真正威胁，无论是西里西亚工业区，还是东普鲁士必将受到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我们用现在正在组建的和逐步投入战斗的这些兵力是能够稳定住东线战局的──我是这样看的──我们也一定能战胜这次人类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当然我们不能把它与七月二十日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分开。要知道，不能把那次行动看作是孤立的；不能，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我要说，是我们内部血液循环发生了故障的征兆，是我们内部血液中毒的征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方的重要岗位都被真正的破坏者──不是失败主义者，是破坏者和卖国贼占据了，那我们还能指望从前线得到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联络部门和军需系统潜藏着地地道道的叛国分子，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已经秘密地为敌人工作了多长时间，那怎么还能指望会产生那种必要的士气。近一两年来，俄国人的士气其实并无明显提高，他们的人员装备也未见精良，而我们，毫无疑问，情绪开始低落，因为我们眼皮底下聚集了一伙不断施放毒箭的恶人──军需处的将军、通讯部门的要人等等。现在我们只得反躬自问（也可能用不着问，因为一切都很明了）：我们的想法敌人怎么会一清二楚？为什么敌人总是能够采取即使的对策？为什么他们对我们那么多的行动都能作出迅速的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有远见，而是由于一伙可恶的亡命之徒的连接不断的叛变行为。即使不把问题摆得这样具体，一些人占其位而不尽其职的现象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些人不是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增强对我们力量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不能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它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无法回避的斗争是不可能用某种政治手腕或战略战术敷衍过去的。他们无所事事，而不是让人们认识到：这场斗争和匈奴人进行的那场战争是相同的，其中只有两条路，或者胜利，或者失败──两者必择其一。如果我们的上层机构中没有这种认识，相反，如果这些白痴想入非非，认为现在的处境比他们先辈时好，因为现在聚到一起来干革命的都是将军，而不象一九一八年那样都是失败，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军队必定会一天天自上而下地瓦解……所以应该直言相告；在这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赤裸裸的叛变行为，这之中也有我们自身的错误和责任：由于考虑到军界要人的声誉，虽然我们早在一年半以前就知道有叛徒，但我们认为不能损坏军界要人的名誉，所以总是很晚才制止叛变行为，或者根本不加制止。但是，当我们让小人物，让士兵去独立判断俄国人以德国将军们的名义经常散布的召唤时，当我们让小人物──前线的下级军官去解释这些召唤的实质，而他们需要逐渐弄明白究竟是俄国人正确还是我们对待他们过于软弱的时候，这些要人的名誉会损坏得更不象样子。这种现象应该结束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些曾穿过士兵军服的可耻败类，这些贱货，这些旧时代的残余分子都应该被消灭掉。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职责。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次精神危机，那么我们会看到，俄国丝毫不比过去强，我们也不比过去差。从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来看，我们的情况反而比过去好，我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现在更精良了，而俄国人的装备则越来越坏。所以我认为，我们定能扭转我们在东线的战局。

　　就在这时，当爱国游行浪潮席卷德国，当用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老人和少年从地方长官和党内官僚身旁列队通过，当劳动战线的队列──他们肩扛铁锹和斧头在街道上行进的时候，当看热闹的人们狂喊‘希特勒万岁’的时候，恰恰就在这时，欧洲协商委员会例行会议召开了，苏联代表古谢夫宣读了协商公告，规定了德国被占领区的边界和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以及德国将由各占领军司令组成的监督委员会管理。

　　2、相会

　　在去酒吧实施抢劫行动之前，旋风和科利亚在一起坐了半小时；科利亚向他汇报了对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进行外部观察的情况。

　　“一旦有机会，我们就把他弄到手。他要是坐汽车──就不容易盯上了。不过，我知道他的房间号码：波兰地下组织侦察小组的人瓦韦尔附近盯过他两次，还有一次是在马利阿茨基教堂附近。当时还有个家伙同他在一起，他们一边走一边看圣像、壁画和管风琴。”

　　“那里的管风琴不错吧？”

　　“我认为好极了。做弥撒演奏巴赫的曲子时，让人浑身麻酥酥的，象是冻僵了，魔鬼附在身上似的。”

　　“你讲的是上帝，怎么还出了魔鬼。”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利亚微笑了一下，“现象就是对立的同意。其实，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指谁？什么样的错误？”旋风问。现在同科利亚这样漫不经心地闲聊使他感到很愉快。行动前也应该松弛十来分钟。

　　“我们──就是指我们，错误嘛──就是我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什么？”旋风冷笑了一下，“小心点儿，为你这种寻神论我会降你的职。”

　　“我是说正经的。妈妈曾给我很好的启蒙教育。基督戒条中有许多东西我们都接受了。这是实话。比如：要爱周围的人，不偷窃，尊敬父母。”

　　“把脸凑过去给人打的说法呢？”

　　“不能全盘接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全部接受嘛。”

　　“好了，关于基督教──以后再说。我们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

　　“昨天夜里他一个人在小公园里散步，后来又去了旅馆的餐厅。”

　　“你呢？”

　　“我也混进去了。”

　　“后来呢？”

　　“他贪婪地吃他们德国的那种猪肘子，油直往盘子上滴。猪肘子──美味……还喝了许多。”

　　“有人到他跟前去过吗？”

　　“有两个空军的姑娘去过。”

　　“他怎么样？”

　　“什么他怎么样？”

　　“就是他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他拍了拍一个姑娘的脸蛋儿。顺便提一句，他的眼睛可真美，象狗的眼睛。”

　　“你认为狗眼睛美？”

　　“是妈妈这么说的。她非常喜欢眼睛长得象狗的人。”

　　“听着，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总觉得张不开嘴：你是不是没有父亲？”

　　科利亚微微一笑，说：“这种事情似乎不会有吧。”他点着一支烟，不自然地继续说，“我小的时候，问过妈妈关于爸爸的事。可是她回答说：‘你爸爸是个非常出色的人。革命时期，我们失散了，我们被拆散了。你要爱他，象爱我一样。以后你也不要再问起他。’就这些。”

　　“她就这样一直一个人生活？”

　　“是的。她才四十三岁。上大学而时候，同学们对我说：‘你的女朋友还可以。’一到星期天，她就去网球场，打得满身大汗。然后骑上自行车，赶着我跑─所以我才这样……”

　　旋风笑了笑，问：“怎么样？”

　　“有力气。”科利亚用同样的口气回答说，“而有力气的人才经得住摔打。”

　　旋风看了看表，揉了揉太阳穴，抑制着神经质的纠缠不去的哈欠，说：“你说得对。可是这个党卫军分子，我认为得干掉。”

　　“不过你说过：要把他抓来。”

　　“我们很难办。你自己想想：把他藏到哪儿？藏到游击队那里？划不来。况且，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不等于是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置于危险之中嘛。如果抓他来，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你自己也说过，他夜里不带士兵走动。只要做成一次抢劫的样子，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

　　“明白了。”

　　“好了，就到这儿，”旋风说，“我们行动吧。应该给我们的司机喝点 草酊──他的手总抖个不停，就象患有硬化症似的。”

　　旋风带着他的人走了，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之后，科利亚伸了个懒腰，身上的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开始换衣服。

　　在莫斯科时他换衣服也总是这样：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前前后后地一通乱忙，椅背上、桌子上、床上扔着他的衬衫、背心、袜子、裤子。

　　有一次他到一位同学家里做客──这个同学是个军官的儿子，在家里受的是军人式的教育：自己整理床，自己织袜子，自己熨裤子，自己做饭。

　　当科利亚把这些告诉妈妈后，萨申卡问：“你喜欢这样吗？”

　　“很喜欢。”

　　从儿子学会走路、讲话时起，萨申卡对待他就不再象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你长大了，就懂了。），而是象对待一个与自己同龄的有头脑的成年人。

　　“大概，这很好，也很对，要是你觉得应该按照斯巴达或指挥官的方式成长──那你就用那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吧。”妈妈对儿子说，“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机会象别人在家里照管男人那样照管过爸爸，在家里照管男人是件愉快的事，看着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脱换衣服。也可能，男人会烫裤子是件好事，但为爸爸和你做事我总觉得更愉快。你能明白吗？”

　　“我不会变成一个娇孩子吧？”

　　“不过，你要知道，”萨申卡回答说，“会洗洗自己的袜子也同样会长成娇孩子。娇孩子──是指他的精神状态，是说他意志薄弱。”

　　“那我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你知道，家里要是散发着小树的清新气味是很令人愉快的，就象是在猎人的小庄子里。要是再安上个小工作台那就太好了……你给咱们家做副肋木吧。做广播操──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只是我们在肋木上会闹出洋相的。”

　　“还有什么？”

　　“还有普希金。你应该了解普希金，不懂得普希金不能算一个俄国知识分子。”

　　“他的全部作品？”

　　“全部。你父亲就熟知他的全部作品。”

　　“那他是做什么的？”孩子小声问。

　　“他是世上最好的人。”萨申卡又重复了一遍她曾说过的这句话，“最好的人，你要相信我。”

　　“可是在学校里，同学们都问：‘你父亲把你们抛弃了吧？’他没有把我们抛弃吧？”

　　“‘抛弃’──这是一个恶毒的字眼儿……什么叫抛弃？他可以不再爱。爱情不是空气，也不是那种压在肩上的担子。如果爱情成了压在肩上的重物，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而且也无所谓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抛弃：只不过是一个人不再爱另一个人，他们不再一起生活罢了。这就是我给你的一个大致的回答，明白吗？爸爸并没有不再爱我。他永远也不会不爱我。”

　　一九四○年春天，他第一次看见妈妈流泪。当时他们星期日出外打猎回来──萨申卡常和儿子去打猎，她引导儿子爱上了打猎，亲自教会他打枪，亲自选定狩猎路线──那天他们睡得很早，到了早晨，她还没有备完法国文学课（她在外国语学院任教），来了一个电话找她，要她下楼去──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

　　两个小时后妈妈泪流满面地回来了，她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他坐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芭。

　　“萨恩卡，”她象个小孩子似地啜泣着说，“萨恩卡，这既是不幸，又是幸福，也是痛苦。你父亲还活着。”

　　“在哪儿……他在哪儿？”

　　“把我的小挎包拿来。”

　　他把她那个极平常的小挎包递给妈妈。萨申卡打开上面的扣锁。

　　“在这儿，”她说，“这是他的。”

　　沙发上摆上了三个漂亮的小盒子。这三个精致的红羊皮包面的小盒子里放着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国徽图案下面的白色珐琅板上刻着号码：９７４。

　　所以，当旋风问起他父亲时，科利亚一时没有回答。以前从未有人跟科利亚谈起过他的父亲──无论是人事部门还是指挥部。显然，国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父亲的情况。因此，旋风问他时，科利亚心里一震──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对朋友隐瞒自己最珍视的秘密。凡是知道他家庭的人都会忍不住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对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最亲密的朋友，都一律用回答旋风的那些话作答。

　　“妈妈不在这里，”科利亚看了看乱扔着的内衣，心想，“在这里，我得自己动手。别人头痛的事对她来说成了件快乐的事。母亲的一切快乐都来源于孩子。妇女──多么伟大！她对男人和孩子的爱结合得多么和谐，多么令人惊异。”

　　他又想起自己同一位年轻画家的谈话。那位画家为母亲画过一张肖像。有一次这位画家说：“我爱孩子。娶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只要能生孩子。”

　　科利亚对妈妈没有秘密。他把这次谈话告诉了妈妈。萨申卡厌恶地皱起眉头，说：“天啊，有多糊涂。可以跟不爱的女人过夜，而结婚知识让她生孩子──这有点恶棍的味道。我现在讨厌见他了。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他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

　　“你是个聪明孩子。对于天才什么都可以原谅，唯独卑劣的行为不能原谅。不过，如果你觉得同他在一起有意思，当然你们还可以来往。我准备容忍他。”

　　“你容忍他很难吧？”

　　“我不知道什么叫难。我知道怎样做才是有教养的人。”

　　“这么说，有教养的人可以面带微笑地原谅卑鄙行为？”

　　“绝不是。但他可以用冷面孔和视而不见的办法回敬那种人的问候。学会视而不见这非常重要。眼睛是一种比手枪还厉害的武器。当然，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内心情感的流露。”

　　“你看，我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你，我再见到他会觉得不自在的。如果这些话是他对你讲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他是对我讲的。我成了告密者。明白吗？”

　　“我明白。你是对的，萨恩卡。是我不对。就到此结束吧。好吗？”

　　“你说得很可笑──‘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有什么好笑的？”

　　“有点过去时代的味道。”他笑了笑说，“不过，妙极了……”

　　科利亚在镜子前站了很久，他把领带打成最时髦的样式──结扣打得很大。然后又把自己打量了一番，把手枪装进衣袋，走出院子。他要去干掉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要去杀死自己的父亲。

　　3、四十二秒钟

　　“证件，”一个党卫军巡逻兵向旋风敬过礼后，对克雷霞说。

　　“他为什么不象党卫军那样向我敬党礼呢？”旋风想着，手伸进兜里去掏香烟，“为什么他要向我行军礼？看来，这不是党卫军的骨干分子。科雷霞现在会把一切弄糟的──她会昏过去。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的举止还得体。阿佩尔──好样的。只是手在发抖。如果酒吧里有了动静，就开枪。可是手枪别在我的后腰上。我对自己说过多少遍：要把它装在西服内兜里。谁能想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世上的一切往往取决于几分钟的时间。一件事可以准备好几年，可是那样的关键时刻一到，一切都完蛋了，这是规律吗？也许这是倒霉的巧合？”

　　党卫军分子检查过波格丹诺夫的证件，敬了个礼，把身分证还给了他。

　　“请出示您的证件。”他们又对谢多伊说。

　　谢多伊殷勤地笑了笑，把夜间通行证递给他们。他的夜间通行证是伪造的。的确，这是真正的行家在高级印刷厂印制的，那些人战前曾给国际走私贩们干，可是党卫军的巡逻队曾几次抓到持这种假证件的人，这些人被送进值班警卫队，后来又转到盖世太保，进行严刑拷问。

　　“这里到最近的指挥部也很远，”旋风一边往兜里装子弹壳做成的打火机，一边想，“那里是听不到枪声的。不行，他们的总部就在广场上。那里有一支很大的党卫军警卫队。他们有摩托车和汽车。他们可以把整个城市搜遍，就象我从他们那里逃走时那样。如果要干掉他们，必须不出声响：对准脑袋──然后马上上车。克雷霞没有证件。他们不敢向她索要证件，我就说，她是跟我一一起的。见鬼，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有三十秒钟了。如果他们进酒吧，就得开枪。不出声音地打死他们是办不到的。我还想什么，啊？如果能把一个人在这三十秒内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就太好了。只要把谢多伊、克雷霞、阿佩尔、波格丹诺夫和我此时听到和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准会得到好几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在科学家们弄清这是否能象记录化学试验过程那样记录下来之前，是不会有人来记录的。在这种时刻，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所想的都一模一样。回忆──这是身临绝境者的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回忆和联想被绝望代替──人也就完了。起码侦察员是如此。”

　　“请，”一个党卫军分子说制将夜间通行证还给谢多伊，“您没事了。可以走了。”

　　这时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已经走到克雷霞跟前，说：“太太，您的证件。”

　　“我没带证件。”

　　“怎么可能呢？”党卫军分子很惊奇，“为什么？”

　　“这女人是我带来的，”旋风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个党卫军分子对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说：“我对你们说了，你们没事了，可以走了。”

　　“现在应该干掉他们。如果谢多伊和斯捷潘离开，他们就完了。巡逻队只要在酒吧里扫上一眼，很快就会窜出来。即便我刹住汽车，让我的人爬上来，轮胎也得被他们打破，跑上三十米，就得停下来。见鬼，糟透了。”

　　谢多伊说：“谢谢，我们现在就走。我抽支烟就走。不然，喝多了，嘴里再没抽的，那可就难办了。”

　　他开始从衣袋里掏装碎烟叶的胶皮小荷包。

　　“这女人是您邀请来酒吧的吗？”党卫军分子问旋风。

　　“对。”

　　“是您的相好吗？”

　　“当然。”

　　“请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在向什么人问话。”

　　“那您就问我的证件好了。”旋风厉声说。

　　“好吧，请拿出来。”

　　旋风从衣兜里掏出党卫军军官证和党证皮夹以及两个勋章证书。这些证件都是科利亚弄来的，而科利亚是从他的军需官那里弄到的。两张勋章证书是谢多伊带来的──这是在袭击热舒夫附近兵营时从军官身上缴获的，那是克拉科夫游击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他们击溃了当地驻军，然后越过塔特拉山，到了斯洛伐克。

　　“现在的戏至关重要。”旋风一边往党卫军分子手里递伪造证件，一边想：“我要把我的证件掉在地上，并使他很快弯下腰去捡。这很重要，我必须在所有的细节方面都做到准确无误：我递给他证件，直视他的眼睛，还有我松开手指而瞬间动作，要让他觉得是他的过错，使他立刻明白党卫军军官的证件掉到人行地上是他的失误造成的。谢多伊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他有过商定：他的烟荷包和我的假证件是告急信号。鬼知道，波格丹诺夫能否想起这个？如果阿佩尔一踩油门，把车开走了，那可就糟了。瞧他在那里紧握方向盘的样子，连指甲都变色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倒是把汽车擦得蛮亮。就是这种性格。换个人就不会这样，或者读点什么，或者往家里写张明信片解闷，可是他却把汽车擦得贼亮。我们开到这里后，汽车已经脏得没法再脏了。可是他在哪儿把手洗得这么干净呢？他的手指甲干净得就象是医生的。啊，那里还有一双手套。皮革制的。小伙是带着手套干的。好样的。只是别老想着就走，阿佩尔。我这就丢落我的伪证件，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一切都会顺利的，阿佩尔，你就相信我吧。”

　　党卫军分子的两条腿象瘫了似的蹲下身去捡党卫军军官证、党证和勋章证书。他刚一蹲下身，就看到军官证是空的，只是一个证件皮夹，里面什么也没有。

　　党卫军分子抬起头，象是抱怨似的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削的，戴着眼镜的人，从外表看他很象党内的要人。除了从下向上看了一眼这位戴眼镜的人以外，他再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旋风一下子跳到这个蹲下身的人身上，把他压倒在地。

　　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斯捷潘用手捂住他的嘴，谢多伊把他的身子一横，拖进了敞开的汽车门里。可是他的钢盔却在人行道上滚动着，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是那样可怕，那样刺耳，犹如上百个警报在吼叫，犹如汽笛在咆哮，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直到撞到马路坎上才静下来。

　　谢多伊猛地朝旋风按住的那个党卫军分子扑过去，他们两人一起将他举起来，扔到已经躺在车里的那个党卫军分子身上，那家伙浑身哆嗦，两条腿乱蹬乱踹，苍白的面孔不停地摆动。

　　旋风急忙跑到钢盔前，抓起来扔进了汽车，又警惕地朝四下里看了看。

　　“现在还不能太急，”他对自己说，“不能。我那些带指纹的假证件还扔在人行道上，现在怎么能急着走呢？由于紧张和害怕我的手指在那一瞬间渗出了汗水，所以指纹印在了上面，就象在监狱按手印时一样。好，应该立刻把它们捡回来。这样才行。还有什么？看看，旋风，仔细看看。好象没事了，对吗？血。这是我跳到他身上时，他一下子咯出来的。糟糕。还有烟叶。见鬼。不好。如果我现在要来阿佩尔的手套，去擦地上的血迹，那未免显得太可笑了。记得有个人用没戴手套的手擦马路，一张张法西斯的肥大的脸围着他格格地怪笑，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噢，对了。是电影。这是一部描写马姆洛克医生的好电影。就这样。得赶快走。在这里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们耽搁了多长时间？不错，我就觉得有五十来秒钟。多了八秒钟。是四十二秒钟。”

　　旋风跳到阿佩尔旁边的座位上，说：“开车。”

　　阿佩尔猛地启动了汽车，发动机吼叫起来，可是还没等他松开手闸，汽车吭哧了几声，又抖的了几下，发动机熄火了。

　　阿佩尔缓缓地伸出左腿，好半天才触到起动机踏板，用脚尖顶住，使劲一踩，发动机只是哀嚎了一声，并没有闪出一点火星。能听见风扇皮带的转动声和供油器的嘎嘎作响声，但发动机仍没能起动。

　　“打开油门，”旋风用象是别人的尖细的声音说。

　　“我打开了。”

　　“你忘记开了。”

　　旋风按了一下仪表盘上的白色按钮。

　　“这才是打开了呢，怪人，”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会儿。早呢。别急。等一等。让油流一流。”

　　旋风扭过头，看了看自己的人：克雷霞靠在座位上躺下了。波格丹诺夫扬着下巴，弓着背，双手掐着第二个党卫军分子的脖子，而谢多伊在一本正经地卷他的烟。

　　“自家的？”

　　“什么？”谢多伊没明白。

　　“我是说，烟叶是自家种的吗？”

　　“自家的。”

　　“新的吗？”

　　“去年的。”

　　“能给我点吗？”

　　“可以。”

　　“好，”旋风对阿佩尔说，“试试吧，朋友。”

　　阿佩尔用小心翼翼地，象是一种舞蹈似的动作探出脚尖，踏在起动器的踏板上，但他没有踩。

　　“我害怕。”他小声说。

　　“唉，这有什么，”旋风说，“踩。”

　　阿佩尔使劲一踩，发动机吭哧了几声，轰鸣起来。旋风甚至都能十分清楚地想象出：最初从排气管里喷出的浓烟是深蓝色的，接着由蓝色变成了淡紫色，而现在，汽车开动了，烟已经成了无色的。

　　“不管怎么说，上帝是存在的，”旋风对谢多伊说，并且还干笑了几声。突然他感到整个左臂──从肩部一直到手指尖冰凉彻骨。

　　“什么？”谢多伊惊异地问。

　　“没什么。”旋风说，“我这是跟科利亚说话呢。”

　　当他们的车开到普兰特时，旋风关上了窗子。起风了。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旋风从集市上逃跑后曾钻进去藏身的理发店就在这条胡同的后面），在离火车站九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两个男人的身影闪了一下。那两个人脸对脸站得很近，两个人的脑门都快贴到一起了，就象两个打架的小孩或两个喝醉了的酒友。旋风觉得背对着他的那个人象是科利亚。

第十八章 血

　　1、预言家

　　施蒂利茨先后两次到天主教教堂和‘法兰西’旅馆去接头，但都没能联系上。他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与他接头的不是同他一样身分的谍报人员，而是前线侦察机关的侦察员。但是，认识和推测──这两种能力是侦察人员必不可少的，缺少它们，那注定是要失败的。侦察人员也和普通人一样，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不同的是，他应该在思考中作出推测──一种近乎凡尔纳幻想式的推测。

　　所以，前天夜里，在发现跟在身后的尾巴之后──这尾巴很奇怪，只有一个人，所以施蒂利茨便作出了两种推测。第一种：这是盖世太保的傻瓜施韦雷尔为表示效忠，把他当作舍伦贝格身边的重要人物，给他派来的一个类似保镖式的人物。施蒂利茨认为象施韦雷尔这种反间谍侦察人员做出这种举动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第二种：可能是自己人派来的联络员，但此人还没有经验（但是，天下无难事，在利沃夫同基辅肃反委员会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工作的经验使伊萨耶夫相信，在战争中获得经验比在和平时期要快）。可是，老实说，在这样的形势和这样的紧急关头，不妨派个有经验的人来；不过，施蒂利茨转念又想，很可能，总部认为克拉科夫是个‘循环’性的城市──难民，军队调动，还有受当地条件制约的各种困难，所以采取了这一步骤。然而，哪里的‘循环’性越大，哪里的秩序就会异常混乱，而哪里的秩序异常混乱，哪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哪里成功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但必须做到人选正确；需要奥列科·敦季奇那样的人物。施蒂利茨估计前来与他联络的人很有可能是前线侦察机关派来的，因为无论是拯救克拉科夫有关的任务，还是与那个向伦敦投掷飞弹的冯·布劳恩的试验有关的任务，没有前线侦察机关的协助，没有地方地下组织和空降兵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一天施蒂利茨什么人也没有发现。他根据约定好的描述，在教堂等候的那个人没有来。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穿过整个克拉科夫城的那个尾巴被他发现了。

　　深夜，确切说，是凌晨，施蒂利茨回到旅馆，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好象是突然冒出来的──平生第一次思索起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分析，而不是思索自己的行为。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对这些行为举止的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他刚刚潜入到希姆莱的安全部门时，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做出不动声色、行若无事的样子。那时他象是一根绷得紧紧的绳索──只需锋利的刀刃轻轻一碰，便会立刻断成两截，用不着使一丁点的劲。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施蒂利茨，正象他给自己下的评语一样，已经连就了一身‘成功的演员的老师 ’。有时，他也感到可怕：一个陌生人，只需半小时，那个人的全部情况他就可以了解清楚。有一次，他顺便去找一个算命闻名的预言家。那是在柏林，一个金秋的傍晚，当时晚霞把勃兰登堡门映得金壁辉煌，给菩提树下街的椴树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金色，四处静悄悄的，显得很美，施普雷河上飞过一群野鸭，腓特烈大街车站附近，几位悠闲的老太婆用黑面包渣喂珍贵的天鹅。

　　施蒂利茨来这里之前，曾在‘楚姆列岑斯塔茨’小酒馆里坐过，这家小酒馆在法院的前面，离法西斯国歌的作者霍尔斯特·韦谢利曾住过的‘欧洲宫’不远。施蒂利茨在小酒馆里喝了许多啤酒，而这之前，他还在波兰使馆的招待会上喝过白酒，所以从小酒馆出来时他满脸绯红，浑身软绵绵的。

　　“‘楚姆列岑斯塔茨’的意思是‘去最后的审判’，”他想，“有意思，帝国法院的对面是‘最后的审判’。在这里喝酒不是借酒浇愁，就是饮酒助兴──或者释放，或者入狱。没有比这‘最后的审判’更高的地方了。我刚才喝酒是因为高兴，有意思，我现在还能流利地讲俄语吗？或者象个侨民──讲得结结巴巴的？这些可怜的侨民是些不幸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不应该仇恨他们。他们是些无能为力的人，除了白天骂我们，夜里害怕和哭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预言家问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先生，喜欢哪种算法：是占星术、牌卦，还是只看手相？

　　“先看手相吧，”施蒂利茨说，“要看左手吧？”

　　“当然，”对方回答道，“必须是左手。”

　　预言家在他手掌上凸起的地方和指纹上摸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脸凑近仔细端详，接着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用冰冷的手指肚摸他的手掌，最后开口说：“您经历过一个思想战士那样复杂、充满高雅和斗争的生活。您的童年很苦──一直生活在您至今仍迷惑不解的痛苦之中。您目睹过许多不幸，您自己也体尝过种种不幸。是您的意志拯救了您。您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您的坚定意向是以慈悲为本源的。您善良，这是您的隐痛，是您还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在大多数人身上，智慧线与生命线是独立有行的，而在您的身上，在您经受了某种精神震荡之后它们却汇到了一起，很可能，这种精神震荡与您内心的反对共同罪恶的斗争有关。”

　　“我的天，他的胡扯是多么巧妙，多么圆滑！我们的活动家们肯定满意！他围绕着穿黑制服的党徒们共有的履历兜圈子。可怜虫，我若是穿便衣来，他又该说别的了。”施蒂利茨一边不慌不忙地打量着那间屋子，一边想：“得吓唬吓唬这位预言家，会有笑话瞧的。”

　　“谢谢，”施蒂利茨说，“关于将来就不必说了。现在您愿意我给您算一卦吗？”

　　“噢，有意思。”

　　“把您的左手给我。”

　　施蒂利茨草草地看过他的手掌，就盯住预言家的眼睛凝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讲起来：

　　“您小的时候疾病缠身，有一次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是您的父亲救了您。他把您一直照料到痊愈。依我看您患的是白喉。”

　　预言家的身子微微向后仰了一下。施蒂利茨装作没发觉，继续说：“在学校里您的学习成绩很差，甚至都没能毕业，您干过许多体力活儿。您爱的女人不久前才离开您，故而您把全部的余爱都转移到了动物身上。您在大学里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您忍饥挨饿，最后发了财，但又得了重病。您最担心的是您的甲状腺病。我不主张您去做别人曾向您建议或将要向您建议的那种手术。您不要迷信形式逻辑和数学心理学。对于我们国家的思想，您的内心并不十分坦诚。或者您的亲戚中有人在集中营受到预防性监禁，或者您本人同犹太女人同居过。”

　　预言家谨慎地从桌子上抽回自己的手，可怜地笑了一下说：“这不是算卦。只是您看过我在警察局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当时，施蒂利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害怕，因为他根本没读过这个人的履历表之类的东西──他只是从他的眼睛里、脸上、手上，还有那略微凸出的眼睛的目光中，以及餐柜和书柜上的灰尘、挂在墙壁上的女人照片，还有他对他头几句话的反应中推断出来的──总而言之，是在对方周围的大量物件和他身上具有的特点、线索、痕迹、举止中，在使之成为占卜人的各种因素中，经过大胆的必要的推测得来的。

　　还有一次，性格急躁而格拉耶夫斯基伯爵跑来报告说，有个赤色分子被抓住了有损于他的声誉的把柄，策反他──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施蒂利茨听后，决定搭救这个来巴黎工作的反库捷波夫分子的秘密肃反人员，于是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的小伙子，不是您策反他，倒是他有可能把您争取过去。用丑闻如同用金钱一样，是策反不了的，如能策反了，肯定是些草包，对于稍微自重的侦察机构来说，他们是毫无用处的。”

　　“依您看，该怎样做他的工作？用什么去争取他？”伯爵惊奇地问。

　　“用智慧，”施蒂利茨回答说，“用智慧、思想和意志。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需要全面的观察：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是聪明的还是蠢笨的，是出色的还是普通的……金钱、女人、把柄──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有些好色之徒的性格很倔强，对这样的人是毫无办法的；而有些干巴巴的信徒却为可耻的恶行而痛苦──这种人，一争取就会成为您的人。应该从善与恶这些大的范畴出发，而不要从习以为常的问题入手。况且不同年龄的人对思想、善恶的态度也不相同。所以对这个赤色分子，您不必去理睬。他既然这样不加掩饰的接近您，您还是趁早躲开。否则您白费劲，这显然是他的计谋，请相信我吧。看问题要看本质，伯爵，必须只看问题的本质……”

　　“明天我应该仔细看看那个盯梢的尾巴，”施蒂利茨暗自想，“我要面对面地看看他──当即决定。我真讨厌这种事，就象拙劣的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哎，上帝啊上帝，我亲爱的作家们，你们胡扯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用白党俄罗斯的最后一任总理斯皮里东。季奥尼斯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的话说，是带叶子的辣根。”

　　科利亚在大街的另一边走着，尽量不让那个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的党卫军分子发现。那个党卫军分子离市中心越走越远，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弄得科利亚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什么地方开枪干掉他好呢？”他想，“这个恶棍，总是在有警备部队或没有穿堂的院子附近走。是不是他发现了我？不会。他一次也没回头看，而且在饭店的时候，我是坐在另外一个厅里。”

　　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月亮变得明亮起来，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仿佛更加贴近静下来的怯生生的大地。施蒂利茨猛地拐进一个角落，紧靠在房子的墙上。他听到跟踪他的人，竭力踮着脚尖急匆匆追了过来，穿过街道，以便缩短距离。

　　“一点不错。他是在跟踪我。”施蒂利茨明白了。“应该立刻弄清楚：我觉得，这家伙不是施韦雷尔派来的。一定要看看他的面孔。深更半夜，在寂静的城市里紧紧地跟在你的背后，对这样一个人总该看看他的面孔。”

　　科利亚一边跑一边把手枪从制服内兜里转放到外面的衣袋里。他竭力屏住呼吸，用脚尖走着，心想：“可别让他听见，恶棍。”科利亚也拐进了那个角落──正好面对面地同那个党卫军突击队队长撞到了一起。

　　法西斯的脸背着月亮，黑乎乎的辨认不清，而科利亚的脸则相反，被惨白的月光照得一清二楚。他一下子呆住了，连掏手枪也忘记了。有一刹那，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紧张地喘不过气来，而另一个泰然自若，黑乎乎的脸，双手背在后面。

　　科利亚突然失去了听觉，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他周围──沿着整个大街，向着天空，向着月亮，响彻着这个党卫军分子讲的一句话。他讲的只是一句轻声的，充满柔情的俄语：“萨耶奇卡……”

　　2、阿尼娅在哪里

　　近几天贝格一直没出办公室。他给自己安置了一张软沙发，弄来羽绒被和两个大枕头，还让新派来的司机运来一些通心粉、麦片和炼乳。他把这些东西都放进柜橱里，就在这间装有窗栏的安静的办公室里住了下来，闭门不出。

　　他明白，他的一切行为，他的每一次电话交谈，各种联系以至户外散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全都处于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之下。仅有一次，他给来该市的诺伊布特将军挂了个电话，要求他接见。

　　“您现在就来吧，”将军建议说，“我想骑马走走──我累极了，需要休息一下。我这里有匹非常不错的马，可以给您骑。”

　　贝格立刻意识到，将军要求骑马走走的建议包含着某种危险，尽管诺伊布特的妻子同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一家是远房亲戚。盖世太保是个凌驾于私人关系之上的组织。如果说诺伊布特能求助于有权势的亲戚的话，那么贝格也就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了：他同将军一对一地讲话，盖世太保是不会听到他们交谈的，因此，盖世太保有权对诺伊布特采取任何行动，而对待贝格就更不在话下了。

　　“非常感谢，我的将军，”贝格回答完，咳嗽了一声，“我很高兴同您一起休息，我也能想象得出，您有多么好的马，但是，可惜，我感冒了。也许您能另外安排个时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见面时谈一谈。”

　　“好吧，明天三点钟。不要在家里吃午饭了。我请您品尝乌克兰红菜汤。”

　　贝格十分满意地放下听筒：这意味着明天下午三点盖世太保将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因而这之谈话也将归入他的档案。所以应该尽量使这次谈话进行得有利于他自己，而不能带来不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打破盖世太保长官在贝格与那个可以把他带去见红军的俄国女侦察员打交道的问题上所持的谨慎的沉默态度。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盖世太保现在没有他的任何资料──无论是表面的监视、窃听他的电话，还是仔细分析他的私人关系，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至于他个人的私事，贝格心里更是坦荡：他从未有过男女私通的事；若是有也是在离婚之后，而且只是与一些女人有过暧昧关系。但是，所有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都是历史清白、出身高贵的纯血统的阿利安人。自从布隆贝格元帅因同一个有过妓女历史的女人结婚而被解职之后，贝格就变得极为检点了。此外，他还懂得，只有在党内供职的女人才可以成为最可靠的朋友，她们不会张扬跟谁睡过觉，因为纳粹分子有着清教徒式的法规。希特勒党的上层人物中，继戈培尔之后，最好色的要数卡尔登勃鲁纳了。但他不敢象戈培尔那样胆大妄为，跟电影厂所有的女演员都睡过觉，因为他不是在既可以盲目信任，也可以同样盲目地不信任的希特勒手下“行事”，而是在连信任这个概念都可以否定的希姆莱手下行事。希姆莱只注重盯梢。所以卡尔登勃鲁纳选进自己间谍机构的女人都是些党员和任他摆布、能为他消愁解闷的女人。在间谍机构中互相保守秘密是很难做到的：关于卡尔登勃鲁纳的那些女人的事可以说尽人皆知。但他总是能奇迹般地从难堪的境况中摆脱出来，而且一切又都能从头开始。贝格照搬盖世太保长官的经验──党内的女友没有背叛过他，这一点上校是知道的，以后也不会背叛，因为目前，刺杀事件之后，不只是在拿她们的人格押宝，而是关系到她们肉体能否存在的问题。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很可能现在就来一场大清洗，卡纳里斯的同伙都要受到审查，女人们会一时糊涂，把一切都向侦察官们抖搂出来：如果是盖世太保注意上的人，任何人担保都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贝格也并不十分害怕自己同女人的关系。她们都是些恪守规章制度的人，然而也应该看到，狂热的信徒也不是矿石做成的，他们也同样具备七情六欲，渴望男女之事。

　　最要紧的是，能使盖世太保对自己作为一个情报人员的忠实放心。这一点，通过同诺伊布特的谈话是有可能达到的，尽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这次谈话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尽力使诺伊布特不由自主地附和他。

　　差三分不到三点他来到了将军的住宅：正象礼仪上要求的那样，副官把他领进一间小客厅。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贝格很快就从这位副官的忙碌和他脸上那异常的笑容上明白了，这家伙是来为盖世太保工作的。贝格用信任而又温和的口吻说道：“只有我和将军两个人吗？”

　　“是的，”副官回答说：“只有您和将军两个人，上校。”

　　副官走后，贝格在房间里走动了一个来回。小柜上放着一部电话。贝格微微一笑，心想：“用不着来这套天真的把戏。往这种电话上安装仪器我干过几十次，也不怕别人耻笑，总以为自己最聪明，对手都是些瞎眼的猫崽儿。”

　　诺伊布特来晚了一会儿。

　　“请原谅，我刚才和大本营通直接电话了。我们可以美美地吃一顿。我们有时间，整整一个小时。请这边坐，这边阳光刺不着眼睛。天真热，您喜欢这样吗？啊？真是个奇怪的秋天……红菜汤很好吃，不是吗？来点伏特加？”

　　“不，谢谢您。”

　　“您戒酒了？”

　　“我从来就不是酒鬼。”

　　“我倒常喝点。有一次，从俄国人手里夺取了一个大仓库，他们作为礼物给我送来一桶伏特加。您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干杯！”

　　“谢谢。”

　　“您一定是爱吃放蒜的红菜汤。”

　　“谢谢。可是我现在讨厌吃蒜了。”

　　“怎么了？”

　　“卡纳里斯这只猪吃蒜。所以蒜现在开始让我倒胃口了──出于一种精神上的厌恶。”

　　“是啊，真是骇人听闻。谁能想道……”

　　“我至今也想不通。”

　　“一切都过去了，罪犯们被抓起来了，罪责难逃。”

　　“这我明白。使我不解的是：他们胆子怎么这么大？”

　　“卡尔登勃鲁纳亲自领导这次调查。”

　　“那我就放心了。”

　　“好了，是什么事使您来登我的门啊？直说吧。您是个滑头。您总是与上司保持一定距离。既然来找我──那一定是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您有什么打算，想提什么建议？”

　　“将军，虽然我有长远的打算，但我来找您不是为了这个。”

　　“好，好，那就请说吧，我洗耳恭听。”

　　“将军，我请您向指挥部说个情，把我调到前线部队去──随便什么职务都行。”

　　“为什么？！”

　　“能允许我吸支烟吗？”

　　“可以，请便……”

　　“自从元首大本营发生了那一切之后，自从出了卡纳里斯的阴谋事件之后，我总觉得自己负有道义方面的责任，因为我在军事侦察机构中工作，却没有识破敌人。”

　　“您疯了？！我同维茨勒本共事三年，同保卢斯也打过一年交道。难道我也要把这一切归罪于自己？！”

　　贝格高兴地身上一阵发冷：他是在做戏，他是在试探诺伊布特的反应，但没想到竟得出如此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将军又继续讲道：“别象个婆娘。我同您一样，对这些人的叛变行为无比愤慨！可是，难道因为这几个叛徒就把自己也否定了？我只是现在才明白，我们为什么在前线屡遭挫折：这是叛变行为所致。现在，我们清除了内部的隐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您看──后方行动起来了，人民上街游行，为争取胜利取得了大量的资金，而无数的青少年都是真正的士兵，争先恐后地参军！贝格，您──真象个婆娘！我不知道，您是这种人。一个天才的军事侦察员──突然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软弱。”

　　“将军，我的这种危机只是不久前才出现的。”

　　“怎么回事？”

　　“因为我觉得有人不信任我。”

　　“不要听信流言蜚语！谁能这样做？！我非常清楚集团军总指挥部对您的态度！”

　　“这种不信任出自于我视其为我们国家良心的那个机构。我指的是盖世太保。”

　　“请您告诉我，”诺伊布特停顿了片刻，问道，“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中谁不信任您？”

　　“东方局的局长克吕格尔。”

　　“这又不是中央机构。”

　　“对于我来说，地方和中央──没有区别。”

　　“坦白地说：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随便什么，哪怕一点点？是无意犯的？”

　　“我可以明天就到法庭上去──在祖国和元首面前我是清白的。所以我才要求派我到前线部队去。我准备用自己的血来抵偿我主要的过错──我在这个恶棍的机构中工作了那么多年，竟没能看透他。”

　　“这样吧……我从两方面替您说请：他集团军总部讲──这是官方这条线；非官方的，我同卡尔登勃鲁纳讲讲。我对您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贝格。我准备为您打抱不平。但是，如果有人告知我，证明您与阴谋集团有牵连，无论是什么样的材料，哪怕一点点，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枪毙您。”

　　“将军，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感激您。尽管如此，还要请您允许我将我的书面报告交给您。上面申明了理由。这是报告。请相信，虽说它是用化学墨水写成的，但里面倾注了我的一腔热血。”

　　“好，好。重要的事情还需要食物把它压住。您还没有对我厨子的手艺作出评价呢。”

　　“红菜汤好极了。”

　　“少来点伏特加吧？”

　　“好吧。我现在的心情如同小时候忏悔之后的心情。”

　　“干杯！”

　　“干杯！”

　　“别再拖延了，今天您就开始工作。这不是建议，是命令。”

　　“是，将军。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次行动的前景，请相信，是非同寻常的。我说的是策反那个俄国女侦察员和我用假情报同红军总参谋部的代表接触的事。在克拉科夫的盖世太保把他们的人，而在这一决定性阶段又是必不可少的人派来之前，这次行动是不会顺利进行的──顺便说一句，这时我们的联合行动，所以我不会将所有的功劳全部归于军事侦察机构。”

　　“一刻也不要拖延，赶快工作吧！振作起来！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将军，我非常非常感激您。”

　　“哎，不要这样，”诺伊布特皱了皱眉头，“我厌恶给人以恩赐，但我认为，履行军人的天职是自己不可违抗的法规。我履行了我的职责。我觉得您记住了：只要我相信您忠于祖国，我就会为您打抱不平。一旦我对您有所怀疑──我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将您送交法庭。”

　　到了第二天傍晚，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库戈·施瓦尔布来到了贝格的办公室。他来后大约过了半小时，电话铃响了，贝格拿起听筒。

　　“希特勒万岁！”他听到盖世太保的克吕格尔局长那响亮的、充满友好的声音。

　　“希特勒万岁！”贝格回答了一句。

　　“我的小伙子已经到您那里了吧？”局长问。

　　“是的。”

　　“很好，情绪如何？能使那个俄国女人倒戈吗？”

　　“现在咱们的力量大大加强了。”

　　“不要有顾虑，上校！您真是一个狡猾而谨慎的人，贝格！祝您成功。”

　　“谢谢。”

　　“请把进展情况随时告诉我。”

　　“一定。”

　　“施瓦尔布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他蛮干，请您提醒他，他是在您的领导之下，而不是您在他的领导之下。”

　　“感谢您的信任。”

　　“请您不必拘泥于上下级关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成了官僚，贝格？紧握您的手！”

　　“握您的手。非常感谢。”

　　“谢什么？”

　　“没什么。就是谢谢。”

　　“好了，再见。从发报中心给我打电话。如果碰不见我，可以夜里来旅馆找我。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

　　就在这一天，阿尼娅在贝格和施瓦尔布的护送下被转到了施杜科夫──喀尔巴阡山脚下的一座小城。

　　3、巨神

　　同任何一个妄图称霸世界、建立在以皮肤颜色、颅骨形状、眼眶特征以及讲什么样的梦话（个别的说法就是次要的了）为证明的人种优势原则上的暴君统治一样，希特勒帝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产生一种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与这一镇压人民的庞大机器相抗拒的力量，这种抗拒最初是自发的，继而便成了一种有组织、有意识的力量。

　　希特勒的军、党、国一提的机器以其愚蠢的暴行和可笑的伎俩产生了一些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想，确切说，是无法在这种独断专横、愚昧病态和践踏人格的条件下生活。

　　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俄国共产党人同法国神父关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和君主主义分子在同一间木板房里受折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目不识丁的农民睡同一张木板床；五、六岁的犹太儿童和俄罗斯教授被烧死在同一个炉膛中；比利时的部长和挪威的渔夫关在同一间囚室。

　　希特勒分子认为，消灭所有的，哪怕是稍有表现的异端分子，就可以加强阿利安人的信仰轴心。这种大规模的镇压甚至涉及到了信奉其他宗教的德国人。越是如此，对希特勒的反抗就越强烈，这种普遍的反抗不仅表现在所有法西斯占领区的世界各国，而且也出现在德国本土上。希特勒分子无视发展规律，以为既然元首是这样说的──天下事就将如此。但他们忘记了，任何一种作用都会产生，也不可能不产生反作用。

　　‘雄鹰’游击队长亚努什·普希曼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党液。战前他经常同共产党人作对。一九四一年八月从集中营跑出来之后，他仍认为不能完全赞同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秋天普希曼斯基带着三名同志钻进了大森林。一九四二年冬天他的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四十名是共产党员。到了一九四四年，他的游击队已达到七百来人。参谋长是共产党人。

　　“必须先消灭纳粹分子，”普希曼斯基说，“然后再收拾我们家里的事。共产党员小伙子是在为波兰而战──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一个亚布卢尼韦茨的农民来到游击队后遇上的第一个人是参谋长。他的参谋长说，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形状奇特的东西轰隆隆响了一声，那东西象飞机，但翅膀很小，头又尖又长，而且没有人驾驶。

　　参谋长领着这位农民找到普希曼斯基说：“这位老大爷有个重要的消息。你听一听，然后下个命令，该怎么办。”

　　说完他就走了。

　　一小时后，侦察小组骑着马，拉着三辆大车赶到了那个小翅膀飞机发出声响的地方。普希曼斯基听过伦敦的广播，他知道有关飞弹的事。

　　夜里，这个鱼形的庞然大物被运到了游击队营地。

　　普希曼斯基叫来参谋长，对他说：“亚涅克，听着，我们这样做：我们要与伦敦和红军同时取得联系。如果我们为了一些人而亏待另一些人，那么褐衫党徒们就会坐收渔利。谁第一个来取这东西，我们就把它交给谁。你不会指责我搞民族主义吧？”

　　普希曼斯基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作得对。”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参谋长回答说。

　　普希曼斯基同伦敦和红军前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告诉了地点，指定了下一次联系的实践，以便得到盟军协调一致的答复。

　　可是当普希曼斯基把这些电报发出去的时候，保卫维尔纳·冯·布劳恩工厂的党卫军已经封锁了飞蛋可能飞落的地区，并开始严密搜寻。当他们发现了飞蛋留在沙地上的痕迹，看到马蹄和靴子印迹后，党卫军的部队立即发出了战斗警报。

　　普希曼斯基的前哨警戒发现了纳粹分子的搜寻部队。普希曼斯基立刻召集全营人马，命令上山：那里有藏身之处──他明白，不这样做，他就会象落入捕鼠器的老鼠一样被敌人捕获。

　　施蒂利茨得到了莫斯科交给的任务──在克拉科夫了解被盗飞弹的全部情报。飞弹具有战略意义。红军指挥部希望，如果施蒂利茨能利用盖世太保掌握的情况得知普希曼斯基游击队的可能去向，可以吸收与旋风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工作者参加今后的实际工作。这是冒险，然而是必要的冒险。经过周密思考的必要冒险通常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只是这次成功不能取决于施蒂利茨，因为盖世太保也不知道普希曼斯基队伍的去向。‘雄鹰’游击队留下大部分兵力坚守和掩护撤退，而中坚力量甩掉了追击，潜入了喀尔巴阡山。

　　奉普希曼斯基之命到克拉科夫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参谋长与酒吧间抢劫行动的第二天，找到了谢多伊。一九三三年他们曾一起蹲过监狱，自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至交。这消息经过谢多伊又转给了旋风。旋风又委派科利亚办这件事。科利亚又转告了父亲。父亲立刻开始了工作。

第十九章 假情报

　　1、逃走

　　阿尼娅被关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半地下室的小屋里。当她被带进汽车，沿着洒满阳光的城市，时而在公路上行驶，时而穿过秋季特有的棕色、褐色、蓝色、白色相间的树林时，她贪婪地望着车窗外面，想着：很快，不是很快，而就在那个拐弯处，不，不是那个，是前面那个拐弯处，不，就在那个下坡的地方，旋风会突然冒出来，站在公路当中，还有谢多伊、科利亚，他们端着自动步枪，拿着手榴弹，而贝格没有自动步枪，那个德国人也没有；我们的人朝汽车轮胎上扫射，汽车一头栽到柏油路上，于是她朝旋风扑过去，她先扑到旋风身上，然后又扑到谢多伊、科利亚身上，不过在这之前，她还要在旋风面前站上很长时间，而他，大概会亲吻她，那时她也会回吻他，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她还会搂住他的脖子，用前额在他那长满胡茬的脸颊上偎依一阵。

　　可是没有人端着枪从树林里冲出来，也没有任何人来解救她。汽车开进了一座敞开的绿色大门里。阿尼娅被带下车。穿过安静的栽满鲜花的小院，被领进一座整洁的小宅，进了一间半地下室，接着门被锁上了。

　　阿尼娅脱掉外衣，放到小桌上，在整洁的小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打量着房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完全是受坐牢而养成的习惯所驱使，然后她躺到床上，等待着某个人连头也不探，就在走廊里向她大喊一声：“起来！”

　　可是没有人来喊她。她静静地躺着，暗自想：“也好，让我把前前后后的事再琢磨一遍。现在你要坦诚地对自己说：你相信这个德国人吗？哪怕是千分之一？在你这种先为他们工作，然后逃跑的默许中，是否隐藏着这样一种企望：想抓住他递过来的以同意为我们工作为条件的稻草，来救自己的性命？怎么，你不能马上回答？好，我可以等一等。我能等。只是要襟怀坦白，以求得内心深处不留下任何疑虑。”

　　她站起身，在房间里不慌不忙地踱起步，她倒背着双手，转身的时候很迅速，就象在队列中听到了口令：“向－后－转！”

　　贝格和施瓦尔布一起推敲和检查第一封伪造电文，两人琢磨了很长时间。贝格斟酌每一个实例，参照着一张大型作战地图核对军队的部署，检查人名的书写，同时也掺进了一些俄语中难免的谬误。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他还努力记住那些日后能够帮助他向布尔什维克代表解释清楚的确凿证据以及这封假电报是怎样写成的，前线的局势事实是怎样的。

　　“她把同意合作的字据交给您了吗？”施瓦尔布问。

　　“干吗急着要字据使她难堪呢？先让她把这组电文发出去，然后我们再让她签字承担责任。操之过急会使她反感。再说，别忘了，我是她的同伙，我在准备叛国。”

　　施瓦尔布笑了。

　　“我可做不到，”他说，“眼神总使我露馅。”

　　“这话可不要对任何人讲，”贝格建议说，“这话听起来好象是证明没有做侦察工作的能力。”

　　在去发报中心之前，贝格去了一趟盖世太保，他找到克吕格尔，对他说：“我不想当着您助手的面谈个人的事。我能占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请。”

　　“我有个建议。”

　　“是吗？”

　　“如果我从与俄国姑娘耍的把戏中脱出身来，您看怎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比如说，施瓦尔布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对她说我被捕了，他应该及早地在她的帮助下在发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而后，他便同她一起去找布尔什维克。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元首大本营发生的悲剧暗示给她，给她看报纸……您觉得这样做怎么样？”

　　“我认为这不高明。那样的话，她就会得出一种印象：我们的军队是由一伙随时准备背叛祖国的叛徒所组成的，或者她会立刻看穿这一把戏。难道可能这样做吗？怎么能这样做，上校？！”

　　“我应该告诉您，”贝格用低沉而伤感的语调说，“前不久，我同我们的一位军事长官谈过话，要求把我调到战斗部队去，调到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去。我还没有得到我们领导的答复。”

　　盖世太保长官听完险些笑出声来：他昨天又听了一遍上校同诺伊布特的谈话录音，还做了笔记，当时就收进了专案文件。

　　“是啊……”他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我理解您的愿望。这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的愿望。只是……请原谅我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向你您的长官提出这样的报告？”

　　“笨蛋，”贝格立即提醒自己，“我同他的谈话中没有用‘报告’这个词。关于报告的事，我只对诺伊布特提过。这下他露了马脚……”

　　“您知道，”贝格马上回答说，语调更加沉重和忧伤，“我觉得，自从发生了那次恶棍刺杀元首的卑鄙的叛变事件之后，您在一定程度上对我表现出了不信任。我能够理解您，请不要介意，我不生您的气。加入我是您，我也会这样做……”

　　“您对一切都能正确地理解，我很高兴，上校。不过，我并没有要伤害您军官尊严的意思。”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到您的办公室里了。”

　　“如此说来，刺杀事件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同您的谈话很使您难过了，是吗？”

　　“是的。”

　　“忘掉那件事吧。”

　　“这是您个人对我的好意还是总部对我的指示？”

　　“对于您，哪一种更为重要？”

　　“两者同样重要。”

　　“喏，这样的话，那您就认为这是对您的双重信任：既是总部的，也是我个人的。”

　　“这么说，您是拒绝我的建议了？”

　　“什么建议？”

　　“关于我放弃与俄国女侦察员打交道的建议。”

　　盖世太保长官站起身说：“上校，我没有听见这个建议。”

　　贝格根据盖世太保长官和诺伊布特将军的意见将假电报稿定下来之后，便和施瓦尔布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散步。他们一边在沙石小路上慢悠悠地走着，一边东一句西一句漫无边际的闲扯。

　　“怎么才能可靠地把她从这里送出去呢？”贝格心想，“大门有士兵把守。通往树林的小便门有冲锋枪手把守。她又不能从墙上翻过去，更何况，她会立时被击毙。”

　　“要下大雨了，”施瓦尔布说，“真闷。”

　　“天空晴朗，”贝格回答说，“雨也可能从别的地方绕过去。”

　　“我喜欢大暴雨。象是净化心灵。”施瓦尔布说。

　　“冒出个诗人来，”贝格暗自思忖着，“那个小绿亭子是干什么用的？是茅厕？”

　　“无论怎么说，山是很美的，”施瓦尔布又说，“我永远也欣赏不够。”

　　“小宅院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这一点我怎么忘记了？一切都妙极了──简单而又明显。她可以利用茅厕逃走。茅厕就盖在墙根。得用钳子拔掉几根钉子。怎么才能让她到那儿去呢？这个人可是来负责警备的……这样……命令不能由我来下。”

　　“看来，不管怎么说，”阿尼娅回答着自己，她感到自己的脚趾都冻僵了，“看来，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同意中还是有拯救自己的意思。我不相信他，连千万分之一也不相信。这意味着什么呢？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拒绝他──让他们枪毙我好了。若是他们真的想同我们建立联系呢？那我这样做就不可饶恕了。如果是我错了。如果他是一个同所有德国人一样的普通德国人，而我却为他工作，那我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他们会耻笑我，然后象仍掉一只再也无用的小狗似的抛弃我。不，不，还是让他们枪毙我吧。就这样。我决不为他们做事。”

　　贝格问：“告诉我，施瓦尔布，安装侦听设备的房间在什么地方？”

　　“哪个房间都能安装。”

　　“不，我是问设备已经安装在哪个房间了。我要同那个俄国女人谈话，您可以听听。不是我自信，您应该听听我们谈话的方式，以便我离开后，您一个人同她一起工作时也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我现在就给克拉科夫打电话，让他们把我们的技师派来。”

　　“好吧。”

　　“傍晚就能安装上了。”

　　“也许装在她的房间里比较合适。”

　　“我看不合适：墙壁光溜溜的，而且太厚，又是半地下室，床底下又藏不住──她会发现的，贱货。应该装在高处，对吗？”

　　“就这样决定吧。您选个房间──我听您的。”

　　施瓦尔布同克拉科夫联系去了，贝格来到了阿尼娅而住所。他随手把门关严，轻轻锁上，在椅子边坐下，望望天花板和墙壁──看看有没有通风口，这些地方通常是可以安放录音装置的，然后说：“请仔细听我说。”

　　“我不听。”

　　“怎么啦？”

　　“我改变主意了。”

　　“改变什么主意了？”

　　“我不给我们的人拍发任何电报。”

　　贝格疲倦地叹了口气：这正是他所预料的。

　　“莫非甩手不干了？听其自然？不行……我很明白后果是什么。只有死路一条。能够从困境中挣脱出去，为什么偏要到俄国人集中营去受罪呢？可以爬上岸，为什么要往激流中跳呢？”贝格想，“尽管对我来说，这岸是我所厌弃的，但毕竟是岸，而不是淤泥沉积的河底。”

　　贝格从衣服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折的弗拉索夫匪徒的报纸，上面登着企图刺杀希特勒的消息。

　　“您仔细看看。”他用手指着上面一张摄于拉斯滕堡爆炸现场的照片：炸坏的窗子、塌下来的天花板、翻倒的桌子，而碎玻璃后面却是一片嫩绿的生机勃勃的小桦树林。

　　阿尼娅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她如何拒绝，如何忍受痛苦和折磨，怎样去迎接死亡。但由于她年纪尚轻和缺乏经验，她唯独没有想过贝格会怎样做。她等待着喊叫、斥骂和殴打。她一切都预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条简短的，德国叛逆将军们刺杀希特勒的消息。

　　“他是什么时候对我说他想为我们工作的？”阿尼娅回忆着，“是在这次暗杀未遂事件之前吗？也就是在七月二十日之前吗？难道他真的想帮助我们？也可能这是他们特意印给我看的？不，这不可能。我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再说，他们也不敢──即便旋风落到了他们手里，为他，他们也不敢印这种伪造刺杀希特勒的消息。他们什么都敢印，无所顾及，唯独这个不敢。这就是说，一切都不象我想象得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我必须重新作出决定。”

　　于是阿尼娅又象与贝格第一次谈话那样感到自己很渺小、可怜、愚蠢和无知。

　　“自那时起又过了一段时间，”贝格说，“时间对你们是有利的。”

　　他从她手里拿过报纸，叠好，藏进衣袋，踮着脚，轻轻走到门口，不出声地转动了一下门锁，然后迅速推开门，走出了房间。

　　晚上，施瓦尔布对贝格说：“上校先生，我请您看看装配好的房间。”

　　“谢谢。我认为，第一次发报之后，有必要立刻同她进行一次谈话。今天晚上一切都会明了。您知道吗，我害怕女人。一般来说，所有的女人我都怕，尤其是女间谍，特别是俄国的，我更害怕。”

　　“您觉得她会发神经吗？”

　　贝格微微一笑，然后问道：“您结婚了吗？”

　　“还是独身。”

　　“那我就不怪您提出这种天真的问题了。”

　　“几点钟了？”

　　“我们还有时间。请您别穿黑制服去见她，她害怕盖世太保。”

　　“这使我很高兴。”

　　“是啊，是啊。敌人怕你当然令人愉快，但有效的行动需要遵循另一种规律。”

　　施瓦尔布望了望窗外：阿尼娅正在花坛边踱步，她不时地俯身看看被夜寒打过后仅存下来的几朵小花。

　　“她的体型真漂亮，”施瓦尔布说，“脸蛋儿也挺迷人。”

　　“怎么，您疯啦？她可是个斯拉夫女人。我讨厌她们……如果卫生间里有斯拉夫人，我就不进去……”

　　“不过，我们这儿可只有一个卫生间，”施瓦尔布说。

　　“如此说来，您是幸运的了，什么都不嫌弃，”贝格看了一下表说，“到时候了。我去叫她。再过半小时，她的总部就该联络了。请您关照一下报务员──让他们把机器调好。为我祈祷吧。”

　　“我是无神论者，上校，并且以此为骄傲。让那些身穿教袍的白痴们去搅昏斯拉夫人和毛发蓬乱的意大利人的脑袋吧！”

　　“什么样的意大利人？什么样的意大利人？”贝格笑着问，“这可是给我们的盟友下的绝妙的定义！他们会觉得委屈的……”

　　他走到阿尼娅跟前，附在她的耳边悄声说：“今天夜里，士兵将把您领到街上的茅厕去，那里所有的钉子都会被拔掉：您拆掉木板就可以逃走。往山里跑。到雷布内镇有三十公里。我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旧城城门附近的长椅上等您的消息。九点到十点之间。让你们的人说：‘代您的小姑娘问候’。记住了吗？”

　　“记住了。”

　　“走吧。”

　　2、冯·施蒂利茨的礼物

　　呈帝国党卫军首脑亨里希·希姆莱

　　绝密

　　一式四份 第二份

　　克拉科夫 盖世太保 希特勒万岁！

　　首脑：

　　谨报告：物色、挑选及批准负责摧毁克拉科夫城的党卫军驻帕斯捷尔尼克要塞值班官候选人的工作业已结束。

　　我们查阅了二十名军官的档案。经报请柏林中央人事部门之后，我们就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我们以完全负责的精神推荐两名党卫军军官来完成而一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

　　汉斯·利本施泰因，一九一八年生，我党中坚分子里哈德·利本施泰因之子。提到里哈德·利本施泰因，您是熟悉的，因为他在伟大的巴伐利亚革命中，同元首一起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日耳曼民族将坚定不移地向着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迈进。

　　汉斯·利本施泰因本人是逐级提拨上来的，其经历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可信赖的军官。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从不仰仗父亲的荣誉，而是始终站在奋进战士的前列，出现在伟大战争最危险的地方。他三次负伤，指挥过基辅和利沃夫的歼灭战。他荣获二枚骑士十字勋章和一枚士兵十字勋章，还因参加莫斯科远征而获得奖章一枚。

　　在日常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是受过良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统教育──谦逊、正直、善于同朋友交往，能与众人打成一片，而且烟酒不沾，体魄强健，与女人交往十分持重。

　　古斯塔夫·利博，一九二二年生，党卫军军官，生于汉堡一个共产党人家庭。其父死于汉堡叛乱，母亲被关进集中营，一九三四年因企图逃跑而被击毙。

　　他当时被孤儿院收养，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在“工作归于人民”的青年组织中获得好评。毕业于党卫军军官学校，后在前线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过两年。荣获骑士十字勋章一枚，士兵十字勋章二枚，还因参加高加索远征和克里米亚战役荣获奖章一枚。

　　利博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他忠于元首的伟大思想，真心实意地认为，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犹太财阀政治，还是布尔什维主义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一个孤儿永远是死路一条，只有在德国，他才得以成长为一名党卫军军官、民族的保卫者、人民称颂的英雄。

　　为完成您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特殊任务，部队各级组织推荐出许多年轻勇士，但无论是我们克拉科夫机构全体人员，抑或中央人事部门的同行们都认为，再也无法挑选出比古斯塔夫·利博更可信赖的为国家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

　　附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利本施泰因和利博所作的鉴定书及照片，他们的地址是：

　　１·利本施泰因──克拉科夫，圣扬街，２６号楼，古克·施特拉夫私宅。

　　２·利博──克拉科夫，阿尔弗勒德·罗森贝尔街，４２号楼，４室。

　　盖世太保东方局（克拉科夫）

　　局长、党卫军队长克吕格尔

　　冯·施蒂利茨兜里揣着这份文件，走在暮色初降的大街上，去同儿子会面。他全身汗津津的。自从乘坐白军的轮船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他还从未象今天这样激动过。

　　傍晚笼罩在淡淡的紫色中，四处静悄悄的，一片安宁的气氛。迎面走来一队巡逻兵──他穿的是军服──巡逻兵们向他打个‘立正’，然后迈着方步走了过去。

　　一看见科利亚，他几乎要冲上前去。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他转过身，背着双手，慢慢地朝他的公馆走去。那里停着一辆‘迈巴赫’牌汽车，这是为了查看城市的四周，从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那里借来的。

第二十章 发报

　　“听我说，”贝格在第一次发报之前对施瓦尔布说，“我很慌，真的，您这儿有伏特加吗？”

　　“我这就派人去取。”

　　“好，好，快派人去吧，”贝格催促说，“有两种情况需要举杯痛饮：一是她发出了我们为她拟定的密电；再就是她发作了歇斯底里症，快一点儿，好吗？”

　　施瓦尔布来到楼下值班室，对坐在电话机旁的下士说：“派个人到军官俱乐部去一趟，让他们把伏特加和可口的晚餐送来。”

　　“是。”

　　“另外，一定要弄点酸黄瓜之类的东西来。”

　　“一定。”

　　“还要弄些啤酒。”

　　“尽力办到。”

　　“还有，那个俄国女人如果要去卫生间，就领她到街上的露天茅厕去，我讨厌斯拉夫人。”

　　“明白了。”

　　“待她要客气些。”

　　“当然。”

　　“今天你们给她吃的什么？”

　　“士兵的伙食。”

　　“很好。”

　　贝格站在楼上，心中暗自高兴：施瓦尔布正在作茧自缚。如果俄国女人逃跑了，那么在审讯所有在场的无线电通信兵、下士和军官时，这个值班下士就可以作证，证明施瓦尔布，正是这个施瓦尔布，不是别人，是他命令去弄伏特加、啤酒，还有什么酸黄瓜之类的东西。也正是这个施瓦尔布吩咐带俄国女人到外面的士兵茅厕去。

　　“等她快结束发报时，我就把板子上的钉子拔下来。不行，看来还太早。或许，正是时候？因为，如果她很快提出要去厕所，而那里还是钉得严严实实的，那她准会认为我是在耍弄她，她肯定会大发神经。对，我现在就应该行动。天已经黑下来了，谁也不会发现钉子被拔下来。一般地说，黑夜中很难分辩板子上的锈钉子头和黑洞眼儿。我有钳子。对，现在就动手。等发报一结束，我领她回她的房间时，我要提醒她，要她趁夜里离开，那时已吃过晚饭，不过最重要的是要在我离开之后。或许，今天不应该这样做？要不要再过两三天？太危险了。第一次发报之后，他们会对她耍野蛮的。他们会认为她完全落入了他们的手心。对，现在就动手。必须立刻动手。”

　　贝格下定了决心，便对施瓦尔布说：“再过五分钟就开始，您去叫她吧。”

　　他等施瓦尔布离开房间，就快步走出小院子。外面漆黑一片，空气潮湿。山间传来滚滚的雷声。贝格手插着兜里握着钳子，机敏而迅速地走进露天小茅厕。

　　阿尼娅一听到博罗金那遥远的呼语，顿时在发报机前楞住了。电文就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她必须当着三个德国人的面，将它拍发给博罗金。她要拍发出去的是一大篇伪造的谎言：报告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师正在转移，修建虚构的飞机场，驻扎在前线地带的坦克团正在换防，还有一个党卫军坦克师正在向这里运动，他们的小组正盼着总部派人来开展工作。

　　用不着多么高级的军事指挥官，一个普通的侦察员就完全可以估量出这份情况的重要性。就在今天夜里，这份法西斯伪造的假密码电文肯定会被送到总参谋部：既然这份重要情报是苏联侦察员在前线附近搜集到的，那么显然，希特勒要在这里，在这一段战线上有什么重要部署。既然在森林里昼夜赶修飞机场，党卫军坦克师新增补的部队更在集结，既然从希特勒大本营后备部队抽调增补部队赶赴前线，那么在近千公里战线的这个地段上肯定将举行大反攻。也就是说，如果这份密码电文被误认为是真的──鬼晓得这些德国人为证明自己的情报还会耍出什么样的花招儿──那么我们的部队就会从别的战线调到这里来，而那里，在兵力削弱的地段上，法西斯的攻击力就会增强。

　　阿尼娅思索着这一切，活灵活现地想象出博罗金接到她这份密码电文后，立刻向前线指挥部参谋长报告，参谋长又叫醒剃光了头的、身材魁梧的总指挥，元帅也同样迅速地报告给斯大林，于是第二天，为了反击实际根本不存在的党卫军坦克师，向这里集结增援部队，这样一来，法四斯集中兵力进攻的漫长战线中的那个地段就变得空虚了。

　　显然，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这种真诚的信念，仅凭他的行为，或者想法，甚至是发自内心的愿望，会给前线，给整个国家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那么胜利的得来就会付出大得多的牺牲。

　　……贝格来迟了，他进屋走到电报员跟前，仔细看了看阿尼娅，而她，很奇怪，非常希望他不用这种冷漠、轻蔑的目光，而是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自己，就象是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从这里逃走以后，见到自己的人，就可以告诉他们，说这一切都是编造的，我会见到你的朋友，我会帮助他们，而这一夜什么也不会发生，别再考虑了。

　　“好了，开始吧，”贝格说，“他们在等着呢。”

　　阿尼娅象是猛然间看见了博罗金，看见他朝报务员走过去，样子异常激动：旋风有多少天不露面了，莫非出了什么岔子？阿尼娅想着他在电波中听到了她的声音后那种高兴的神情，他怎样注视着维科索夫斯基大尉，而大尉不停地咂着舌──有什么令他高兴的事，他必定要咂舌头，垂下两边的嘴角，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她还想象出，博罗金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点上一支烟，准备仔细倾听报务员给他翻译密码电文。

　　“好了，好了，”贝格说，“我们会把时间错过的。”

　　他抓准施瓦尔布去取烟缸的机会，朝阿尼娅微微点了点头。之后，他又朝阿尼娅迅速地眨动了一下眼睛。

　　于是阿尼娅开始按动数字键盘：“１２，６７，４２，７９，１１，５５……”

　　她怀着一种无比愤恨的心情敲击着这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数字键盘，随着按动键盘，她心中那种令人窒息的内疚也越来越强烈。

　　在一间有壁炉的小房间里，桌上摆着两个人的晚餐。贝格背对着生着火的壁炉坐着──夜里很冷，正是九月那种白天酷热如火而夜里寒气袭人的山区气候。白色的闪光在施瓦尔布的脸上晃动──忽而成尖角形，忽而又变成长条状。他们已经喝了很多。伏特加酒使贝格脸色苍白，眼睑下泛出淡紫色的斑点，而施瓦尔布正相反，满面通红，他的动作快得出奇，他那发不出‘格’音的柏林话中不时带出几句俄语。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我们的胜利，”他说，“比以前任何时候！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整个欧洲都被我们的盟军包围了，只是他们现在还没有投入战斗，但很快就会投入的。您在想，爱尔兰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行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绝不是！是还不到时候！为时尚早！土耳其是怎么回事？我明白元帅的意图：是让他们冒进，给他们点甜头。他们现在甚至都无法想象自己后方的情况。他们不象我们，不是一块顽石，而是春天溶在水中的冰块。元首是要等到帝国地下工事里的新式超级秘密武器研制成功以后，集中力量打击。这种集中力量打击会把整个西方击溃，迫使他们屈膝投降，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以后该做什么。我们就会明白以后该怎么做。”

　　“看到您我就高兴，”贝格说，“您这种可贵的乐观主义很使我振奋。要不是我现在必须去见局长，那我一定还要喝。”

　　“明天再去吧。反正您会得胜而回的。”

　　“我们都会得胜而回。我从来不把自己同一起浴血奋战的同事们分开，除非……”

　　施瓦尔布哈哈大笑起来：“这么说，您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同您的朋友卡纳里斯分开过喽？！”

　　“看来，您喝多了。”贝格说着，从桌子旁站起来，他感到命运正在帮助他立刻离开这里，“您最好是去睡一觉，施瓦尔布。”

　　“我是开玩笑，上校……”

　　“蠢货才会开这种玩笑。”

　　“什么，什么？！”

　　贝格从桌子后面站起身，说：“告辞了。”

　　施瓦尔布在他身后嚷了一句，可是贝格连头也没回；他走到报务员跟前，拿起装着密码电文的公文夹，下楼到了院子里，坐进汽车，走了。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他那非凡的智慧和真正的侦察员天才：施瓦尔布喝干了瓶子里的酒，真的叫来了值班士兵，对他说：“我两小时后回来。”

　　说完，他朝镇子里走去。他需要女人。

　　阿尼娅敲了敲门。等下士把门大开，她说：“我有话要同贝格上校讲。”

　　“嘟－嘟，”下士学着汽车的喇叭声，示意说，“不在，走了。”

　　阿尼娅在房间里转了一会儿，然后又敲敲门说：“去厕所。我想去厕所，可以吗？”

　　下士点了点头，把阿尼娅领到那个绿色的木板棚里。阿尼娅反锁上门，下士按照施瓦尔布吩咐的那样留在外面守候。

　　“为什么女人做这种事比我们用的时间要长得多？”他边在沙石路上踱步，边想“我的洛塔一进卫生间，总是要锁上门，在里面待半个小时。他们命令我要关照这位姑娘。要不要喊一声，让她快点儿？我从这儿给洛塔寄点什么东西呢？这里的厚织袜很好。山区的人一般都很会做这种防寒用品，没这种东西在山里简直没法活。所有山民的腿都很瘦，象两根棍子。可是山里的女人却相反，长着漂亮的肉墩墩的大腿。他妈的，这可很重要，女人嘛，腿就得丰腴、有力、匀称。法国人喜欢瘦型的。真是一个不幸的退化了的民族。为什么这里的夜晚这么冷？露水都下来了，就象到了晚秋时节。九月份，魏玛的夜晚也是很凉的。有意思，在我什么都不想的间隔时间里，我想的又是什么呢？不，现在我想的也正是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冒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好久没有去采蘑菇了。上星期格什盖采了两桶好蘑菇。可以把它们晒干，寄回家。冬天烧蘑菇汤──简直太美了。见鬼，该吃晚饭了。我现在就把她带回房间，自己去吃饭。一定到那间有壁炉的房间里拿桌上剩下的东西。他们肯定剩下一种好吃的东西。给他们送去了烤羊肉、蒜血肠，还有奶酪。这儿的山民为什么往肠子里放那么多蒜？他们身上的那股味儿，简直没法让人跟他们在一块儿。如果他们同我们乘一节车厢，那会怎么样？”

　　“太太！”下士喊了一声，“快点，太太！”

　　说完，他便沿着小路往回走。

　　盖世太保长官克吕格尔说：“我亲爱的贝格，别理睬他，他不值一理。从我这方面说，我要让他公开向您道歉。同我们取得的胜利相比，这些都微不足道。我这就打报告给柏林。”

　　“我希望您能明白，我为什么对这句酒后玩笑话这样认真。”贝格说。

　　“怎么是酒后玩笑？”

　　“他喝醉了。”

　　“等等，等等，他醉了？”

　　“是的。我们一起吃的晚餐，他喝得太多了，难免说出些不着边际的话。”

　　“好。他会得到惩罚的，别让这个管不住自己的酒鬼办的蠢事扫了我们的兴。既然我的同事当中有人忘记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象可恶的犹太滑头那样酗酒，又能怎么办呢？！”

　　这时电话铃响了。盖世太保长官说：“对不起，上校。”

　　他摘下听筒，从他听到报告的后的表情上看，贝格明白了：俄国女侦察员逃走了！他猜对了。

　　盖世太保长官说：“施瓦尔布在哪儿？！什么？！立刻找到他！发警报！调动部队！搜查附近所有的地方！都喝醉了，这些可恶的蠢货！笨蛋！”

　　盖世太保长官冲着话筒大声喊叫的时候，贝格心里就盘算起来：“当然，最可怕的是：她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人，今天或明天就会被抓住。那她肯定又会落入盖世太保手里，他们会杀死她。怎么办？没什么。他们会让我去办这个案子。只有一点──她会供出钉子是被拔掉的。为什么这种事就一定是我干的呢？谁会产生这种念头呢？俄国女侦察员会供出来吗？如果事先就知道会失败，那就根本不会去干了。真是左右为难──怎么都不好。眼下还都顺利。我现在就回自己的住处，真的喝个痛快，然后躺下睡觉，一直睡到九点钟。”

　　克吕格尔放下听筒，说：“您都明白了吧？”

　　“施瓦尔布不见了？”

　　“我早就没把他放在心上！您的那位姑娘逃跑了。”

　　贝格霍地从桌旁站起来。

　　“这不可能，”他说，“可能是搞错了。”

　　“得了，请别说什么搞错了！跑了！从厕所跑掉的！您明白了吗？！”

　　“不明白。”贝格坚决地说，“我不相信。施瓦尔布在下令不让领她去军官卫生间，而是去这个厕所之前，亲自检查过这个厕所。让他们赶快查找一下：那姑娘会走野蛮自杀这条路的。”

　　“什么？”克吕格尔问。

　　“是的，是的，要让他们去仔细看看。”

　　“上校！上校！您是在开玩笑！厕所围板上的钉子都没有了！她逃到山里去了！”

　　贝格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掏烟。

　　盖世太保长官打开选择机的开关。

　　“值班组！立刻派向导带着军犬去发报中心。然后马上把施瓦尔布带到我这儿来。”他又转身对贝格说：“这件事多么有趣，不是吗？”

　　“有趣极了，”贝格回答说，“我本想回去休息，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得同您一起搜查到底了。”

　　“谢谢，”盖世太保长官说，“承蒙您的盛意。”

　　阿尼娅在钻过灌木从时心想：“我不能去山里。这里的地形我一点也不熟悉。小河都干了，他们有军犬，肯定能抓住我。应该走大路。豁出去啦！我这是在波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阿尼娅逃跑很顺利，因为在发报中心的警卫人员打开探照灯、开枪射击之前（德国人并不吝惜子弹，但很注重效果），她已经到达了离公路不远的地方。阿尼娅想沿大路去雷布内，可能的话，拦一辆汽车，最好是军车；这样遇到巡逻队就用不着停下来了。

　　首先驶过来的是一辆德国造的大卡车，它亮着两盏暗蓝色的前灯，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阿尼娅刚一举手示意，它就刹住了。车门打开后，姑娘爬上温暖的驾驶室，里面散发着烟草和发霉的面包气味。

　　“啊，小姐，”司机问，“你去哪儿？”

　　“去那儿，”阿尼娅在眼前挥了一下自己的手说：“克拉科夫。”

　　司机见她懂德语，高兴起来，一边斜眼打量着阿尼娅，一边语速很快地讲起来。

　　“我听不大懂，”阿尼娅说，“只懂一点儿。”

　　司机听她故意不规范地发音，笑了，从黑色遮阳帽下取出一支烟，灵巧地扔进自己的嘴里叼住，又同样灵巧地用一只手擦着火柴点上，把火柴棍扔出车外，然后用左手握住方向盘，把右手放在阿尼娅的大腿上。

　　“瞧，这就开始了，”阿尼娅心里想，“马上就会来劲的。我们走了多远了？有五公里。现在狗是找不到我了。如果他要纠缠，我就得跑掉。”

　　她瞥了司机一眼。

　　“已经上了年纪，”阿尼娅心想，“但都是一样的公狗。我对付得了。”

　　德国人小声嘟哝着什么，把阿尼娅朝他身边拉了拉，开始减慢车速。这时公路上迎面驶过三辆汽车。强烈的蓝色光亮晃了一下眼睛──无疑，这几辆车的蓝色前灯是开着的，不象怕挨炸弹的军用卡车只留一道缝隙。

　　“大概，是抓我而。”阿尼娅想，“虽然还太早。也可能附近有他们的警备队，他们派出分队，去搜索树林。”

　　司机关掉了车灯，搂过阿尼娅，开始用冰凉的手指很快地解她上衣的扣子。

　　阿尼娅紧贴在德国人身上，抱住他的头，小声说：“请等一等。”

　　“好吧，”德国人回答说，“但要快点儿。”说着就动手解自己的皮带；驾驶室很大，也很暖和，看来，他想和阿尼娅就在这儿睡觉。

　　“上衣是要不成了。”阿尼娅瞬间做出了决定，“否则他马上就会起疑心的。让上衣见鬼去吧。”

　　她把自己的上衣递给德国人，用眼睛示意他把上衣挂挨着他的上衣挂到钩上。德国人停下解皮带的手，点了下头，转过身去挂她的上衣。趁此机会，阿尼娅推开车门，从驾驶室里跳了出去。她越过排水沟，跑进了树林。德国人在她的背后喊叫着。她越往前跑，那声音就变得越微弱。最后，终于完全听不见了。

　　凌晨，盖世太保长官得到了报告：树林和山周围进行了彻底搜查，军犬嗅到了俄国女人的脚印，但追到公路附近，脚印中断，后来的搜查毫无结果。

　　深夜接到通知的巡逻队在公路上检查每一辆过往的汽车，包括军车在内。然而所有的汽车里都没有发现那个俄国女人。

　　第二天傍晚，阿尼娅到了帕列克那里。

　　一小时之后，谢多伊来找她。

　　当天她就被领去见旋风。她一下子扑上去，双手勾住他的脖子；他抚摩着她的头，亲吻她的脸颊，她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双肩不停地上下抽动，而对象小翅膀似的娇小的肩膀使得旋风的心紧缩成一团，充满了怜爱之情。

　　帝国党卫军首脑 野战指挥所

　　第56，37，63号 1944年9月7日

　　打印件第９份 绝密

　　东线党卫军、盖世太保（克拉科夫）最高领导人克吕格尔：

　　局势是这样的：只有对帝国面临紧要关头时的各种决定性因素做出冷静而又认真的估计，才能帮助我们制定出今后的正确方针。

　　死而复生是复活的最高形式。我用这句话作开场白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是再一次强调目前局势的严重性。

　　虽然总的趋势是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虽然我从未象今天这样深信我们伟大的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鉴于布尔什维克和西方的共同行动，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出现的结局，无论这些结局从表面上看多么令人痛心。

　　因此，您必须根据新提出的计划完成您份内的全部工作，但这种工作要做得丝毫不影响党卫军官兵的士气和爱国情绪。

　　一切具体的建议和命令您都可以根据您执行任务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酌情处理。

　　命令如下：党卫军的全体干部都应做到，在失败的情况下使党卫军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能从死灰中萌生出不可战胜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组织。

　　准备采取的第一阶段的措施是：现在就将整个帝国疆土划分为具有军事意义的地区和区域。接到我的指示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东方局全体军官应从您的命令中得知各自应奔赴的地区和区域。党卫军军官要在那里扎根，占据能对新制度表现忠顺的合法位置；并且希望能深入到工业中心去，也就是那些忠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有组织的工人阶层特别强调的地方。而后，党卫军军官通过自愿的临时秘密组织的核查以保证党卫军所有指挥员逐步登记入册，然后再经过一段准备工作，每一地区和区域的全体军官都要组成中立的同乡会或联谊会。

　　第二阶段的工作需要进行四、五年的时间，要求党卫军军官核查所有党卫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的工作，主要是与政治组织进行试探性接触。而后，在这种接触中直接着手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建立新编的军事部队。

　　由于党卫军部队人员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坚战士年龄在十八至三十五岁之间，再过十到二十年我们就有了一支在党性和组织方面都已成熟的党卫军部队。

　　显而易见，本文件属国家机密文件，在您完成第一阶段组织工作之后，应立即销毁。

　　希特勒万岁！

　　帝国党卫军首脑亨里希·希姆莱

　　（假如施蒂利茨不来克拉科夫，不是以党卫军情报机构头子舍伦贝格代理人的身份在工作中与盖世太保东方局的头目有接触，那他当然不会知道这份文件，因为这一计划是希姆莱的秘书处起草的，没有通过保安处。）

第二十一章 父亲和儿子

　　1、儿子

　　为了在克拉科夫多住几天──同儿子一起，施蒂利茨假托心脏病复发了。他又拖延了三天，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把军官团服务部的理发师安德留沙·格里尚奇科夫叫到自己的房间。在这之前，他还施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他来到科利亚工作的那个理发店，等候理发的军官们都站起身，他示意要大家坐下，自己走到靠窗的一把软椅前，坐下埋头读报。

　　“请，”科利亚说，“您请。”

　　施蒂利茨坐到座位上，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儿子的手在摸自己的脸，心里异常激动，又欣喜，又痛苦。

　　“您在什么地方学的手艺，这么好？”

　　“在明斯克。”

　　“听口音，您是柏林人？”

　　科利亚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明白，给这位党卫军让座的军官们正听着他们的谈话。

　　“我是俄国人。”

　　施蒂利茨睁开眼睛，仔细看了看儿子，他哼了一声，说：“有意思。我曾审讯过俄国人，但还不曾让他们理过发──一次也没有。”

　　“我是个奉公守法的俄国人。”

　　“值得称赞。”

　　“您能信任我，我很荣幸。”

　　“请按摩吧。”

　　施蒂利茨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儿子的手在抚摩他的脸，摸他的眼皮，又轻轻地朝鼻子部位摸来，按摩他那布满皱纹的太阳穴，在他那平滑、突起、宽大的前额上拂来抹去。

　　“要洒点花露水吗？”

　　“不要。谢谢。”施蒂利茨回答说，眼睛仍没有睁开。

　　“若不是我的这些同事在排队等候您这位手艺高超的师傅，我真想请您再按摩一遍。”

　　“噢，那您就请吧。”一位坦克兵军官说。

　　“突击队长先生，您请吧。”另外一位空军军官也说。

　　“谢谢，朋友们，”施蒂利茨回答说，“不敢滥用诸位的好意。噢，您……叫什么名字？”

　　“格里尚奇科夫。安德烈·格里尚奇科夫……”

　　“这样吧，安德莱，请您每天早晨七点钟和晚上九点钟到我那里去按摩，法兰西饭店，２７号房间。”

　　然后他又转过身对军官们说：“在枯燥的执行公务期间应该劳逸结合，找点愉快的事。”

　　军官们奉承地笑了，也可能，他们觉得确实可笑：下级对上级的狂热尊重一旦成了第二灵魂，那么一位党卫军高级人物面带微笑所说的一切，都会使他们觉得可笑。

　　第二天，科利亚来到父亲的住所，父亲把门锁上，立刻开大正播放爵士乐的收音机音量。他又给闹钟上好定时──十分钟之后按摩应该结束。起初他们讲话的声音很轻，也非常快，彼此插话；他们用不着回答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后来施蒂利茨沉默了片刻，把儿子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抚摩起来，又贴到自己的脸上，就象一九二二年时那样。他用自己的前额、鼻、嘴唇在萨沙那双漂亮的手上不停地亲吻。

　　贝格是一个人来接头的。没有尾巴盯梢──这是科利亚、斯捷潘、谢多伊小组和旋风安排的。化装得认不出的阿尼娅象贝格传达了任务。她要求贝格明天就把这些情报交给她。她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施蒂利茨要急着回柏林，而对上校要交来的情报不经复查，那么对他进一步的策反工作就无法进行，太冒险。

　　贝格带来了情报。晚上按摩的时候科利亚将情报转交给了施蒂利茨。他审查了情报。情报绝对确切。这可以构成贝格上校的渎职罪，若是盖世太保知道了，会立即枪决他。

　　施蒂利茨是这样判断的：如果贝格是耍手腕，意在打入与波兰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俄国侦察员内部，那他绝不会将关于‘Ａ’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如此详细、真实的情报交给他们，即便是座位‘第一次的见面礼’。

　　施蒂利茨在同盖世太保长官谈话时很轻松，没有丝毫的压力──他询问了与‘Ａ’集团军群前线谍报机构联系的情况。

　　“唉，”盖世太保长官摆了摆手说，“他们仅仅靠与大本营保持的老关系维持局面。我在这种官僚派系的厮杀中感到无能为力。如果凯特尔不是德高望重的党员，那我就轻松多了。可是总有人扯我的后腿。私人关系，私人关系──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

　　“我不能对您有什么帮助吗？”施蒂利茨问。

　　“谢谢。您不能。自由主义在侵蚀着我们。元首对那些胆敢威胁他生命的人太软弱。”

　　“那我们怎么办？军队毕竟是军队。不能因为百十个下流家伙就对众多的忠于元首思想的军官、将军失去信任。猜疑──这终归是从内部腐蚀国家的蛀虫。我们相信了俄国人弗拉索夫，他也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

　　“有时敌人比自己人更好些：因为他经过全面考查。而对待自己人要以礼相待。我已经感觉到了背叛行为，但又无能为力。我上面还有十来级呢。”

　　盖世太保长官没有点名道姓。施蒂利茨无权追问。他必须随时随地意识到：如果暴露了──他的失败会殃及一大批人，顺藤摸瓜，凡是与他谈过话、通过电话的人以及他私人信件和公文中提到过名字的人都会被抓起来。

　　但是尽管如此，施蒂利茨根据盖世太保长官对所有军事谍报人员所持的怀疑态度，还是做出了明确的结论：很可能，贝格确实是在寻求与我们建立联系，因为他明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是想铤而走险。如果这后一种估计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对上校施加压力，迫使他真心实意为我方工作；至于如何去做，施蒂利茨是非常精通的，他把这种‘施加压力’的方法告诉了儿子。

　　不过，当贝格转交了阿尼娅要的关于集团军群司令部情报之后，施蒂利茨明白了：上校是孤注一掷了。

　　于是他对儿子说：“萨尼亚，你要保护这位贝格。如果他能成为我们的谍报人员，那可是巨大的成功。”

　　施蒂利茨把克拉科夫市郊的坦克师发报中心的地址告诉了儿子，那里几乎没有设防。

　　“你们要夺两部机子，”他说，“一部给游击队，用我的密码与总部联系，你记住了吧？为了取走还没有引爆的飞弹，那边将派一架飞机来。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第二台发报机你们自己用，发报时间不能固定──他们会测出方位的。”

　　施蒂利茨一大早就要飞往柏林。科利亚来为父亲做最后一次按摩。可是房间里坐着盖世太保的长官，他是来送柏林来的人的。

　　这位长官欣赏了好半天俄国小伙子给施蒂利茨按摩面部，然后说：“见鬼，我现在才明白，这玩意儿大概非常舒服。您是从哪儿找到这家伙的？”

　　“他会讲德语。”施蒂利茨回答说。

　　“小伙子，”盖世太保长官说，“如果您能给我揉揉就太好了。”

　　“非常高兴，将军先生。”

　　“请您好好地待他，”施蒂利茨说，“我可能会把他带到柏林去：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按摩师。他真是技艺高超。”

　　施蒂利茨把钱往桌上一扔，科利亚毕恭毕敬地躬身施礼，把钱装进兜里，走出了房间。

　　上汽车的时候，施蒂利茨最后一次看见了儿子：他站在教堂附近一群老人当中，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激动得脸色苍白。

　　第二天斯捷潘·波格丹诺夫领导的战斗小组发动了对坦克师发报中心的突袭。在激战中牺牲了三名游击队员，击毙了五名德军守备人员。

　　发报设备运到了谢多伊的秘密住所。斯捷潘和另外三人同游击队参谋长一起去塔特拉山：维尔纳·冯·布劳恩研制的飞弹就藏在那里。

　　第二部电台藏在阿佩尔的汽车里。傍晚，阿佩尔带上夜间通行证把汽车开上通往扎科帕涅的公路。

　　阿尼娅向博罗金拍发密码电报，报告了自己被捕、贝格的情况和拍发假情报以及为破坏城市而选拔处理的盖世太保分子的情况。整个电文是阿尼娅用备用密码拍发的，她始终紧张地紧咬嘴唇，浑身发冷。

　　接着，她又拍发了科利亚写的，连她也不明白的三位数字的电报：这是施蒂利茨搜集到的关于飞弹情况的报告。

　　阿尼娅往椅背上一靠，开始等候回音。可是博罗金没有立刻作出答复：他要将答复推迟到明天。

　　2、丘吉尔先生致斯大林元帅的私人绝密信

　　１·海军部要我向您请求帮助，事情不大，却很重要。苏联海军向海军部报告在塔林截获的一艘潜艇上发现两枚德国Ｔ－５型声纳鱼雷。这是唯一的一种已知型号的根据声学原理研制的声控鱼雷，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商船，也可用来对付护航舰。虽然这种鱼雷尚未广泛使用，但在它的帮助下已有二十四艘不列颠护航舰，其中包括五艘派往俄国北部的舰只被击沉或受到重创。

　　２·我们的专家发明了一种特殊仪器，对这种鱼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该种仪器已装备目前苏联使用的不列颠驱逐舰。但是，为寻找防御措施，研究这种Ｔ－５型鱼雷是极其重要的。海军上将阿尔切尔请求苏联海军当局能提供其中一枚鱼雷用于在联合王国进行研究和实际试验。据悉：苏联海军当局没有排除这个可能，但问题一直处在审查之中。

　　３·我相信，如果我提醒您：在过去的数月内敌人已经准备好借助具有水下高速的新型潜艇在广大水域内发动新的水下战争，您会承诺苏联海军可以向联合王国海军提供这一巨大帮助，立刻将其中一枚鱼雷运往联合王国。上述情况将会给调动美国军队和从海路向两个战场提供补给带来极为紧急的事情，以致我们随时准备派不列颠飞机到您指定的任何地方接受鱼雷。

　　４·所以我请您关注这件日益重要的事情，因为德国人有可能将这种鱼雷的图纸转交给日本海军。海军部将非常高兴向苏联海军提供所有对这枚鱼雷研究和试验的结果，以及任何而后设计出的新式防御装置。

　　3、信任危机

　　阿尼娅发来的情报使博罗金大为震惊。他读了好几遍密码电文，然后拿过一张白纸，把所收到的情报按内容的重要程度编码，写在纸上：

　　１·阿尼娅曾被捕。

　　２·逮捕她的贝格上校表示愿意为反希特勒工作提供帮助。

　　３·阿尼娅发假情报（这份假情报已作为紧急情报送至总部）。

　　４·旋风小组开始同贝格接触。

　　５·贝格面交‘Ａ’集团军群司令部人员的情报（如果不是假情报，这将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

　　６·旋风发来关于希姆莱党卫军一些部队──军官团和士兵转入地下的计划的绝密情报（由于该情报文体似是而非，象是一份精心策划的假情报。我不相信。尽管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他们以此来蒙骗谁呢？或许还有另外一个转入地下的计划？很可能。）

　　７。旋风发来负责摧毁克拉科夫城的党卫军军官姓名的情报（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情报呢？）。

　　８·旋风发来关于起草摧毁克拉科夫城及其铁路交通计划的党卫军工程兵上校克劳赫情况的情报。

　　９·旋风发来关于奥得河沿岸防御工事路线的情报，也属于绝密情报。

　　１０·旋风发来关于游击队兵团调动的情报。

　　１１·旋风来电报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战斗小组在作为防御工事的铁路支线上进行七次破坏活动的情况。

　　１２·旋风用前线指挥部不明的密码向总部发来密码电报。总参谋部接到后，没有发出通知。

　　博罗金心里十分清楚，只要他一报告阿尼娅被捕和她与贝格建立了联系，而且是与上校这种级别的反间谍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那么旋风小组的所有活动都将受到重大的──也是完全正确的──猜疑。

　　“科布佐夫考虑得很简单：她在法西斯那里坐过牢吧？坐过。别的爱国者出生入死，而她却与法西斯匪徒做交易吧？是的。她向总部拍发了假情报吧？是的。这是不是背叛行为？是背叛行为。应该立即召回──关进他妈的审查营。战争嘛，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细致入微的工作。等胜利了，再仔细分辩去吧。”“如果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呢？”“这还得进一步证实……”

　　博罗金用红铅笔在抄写到白纸上的所有问题下面都画上了红线。还在最后那个问题──同前线指挥部不明的密码给总部发来密码电文──下面用蓝铅笔画了一道线。

　　“看来，莫斯科的答复能救这位姑娘。”博罗金思索着，“如果他们从那边通过高频打来电话，说旋风小组在莫斯科采取的与那个从柏林飞到克拉科夫城的德国人有关的行动中起了积极作用，那样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现在就告诉科布佐夫，那就不仅仅是她一人处在危险之中，那边所有的人都会……”

　　维科索夫斯基大尉朝办公室里望了一眼，然后坐到桌旁，精心地梳理起头发来，一边梳理，一边用手心抚弄着他那光亮而微曲的头发。

　　“这不雅观，廖尼亚，”博罗金说，“男人应该在卫生间梳理头发。您就象一位小姐在剧院休息室打扮自己似的。”

　　“您这是因为那封密码电文冲我撒气吧？”维科索夫斯基问道。“说真的，我没有一点过错。她是个坚强的姑娘，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对明摆着的事我们也过于敏感了。我对任何显而易见的事有时都不相信。”

　　“您已经把她的情况报告给科布佐夫了？”

　　“我困得要命，”博罗金象是没有听到问话，说，“看来，要变天了。”

　　“秋天……真让人讨厌。”

　　“您不喜欢秋天？”

　　“我恨秋天。”

　　“为什么？”

　　“不能游泳。”

　　“我喜欢秋天。对于我来说，晚秋意味着春天的开始。我说的是晚秋。反过来说，秋天，冬天，新的一年带着它的忧郁是在三月开始，正值早春时节，树林里小溪日夜流淌，积雪融化。”

　　“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这大概是因为老了的关系吧。人老了就会洞察一切，受预见的折磨，会预先知道──出了什么事，什么地方出了事，为什么出事。”

　　“莫斯科还没有答复？”

　　“事情糟糕就糟糕在他们没有必要答复我们。我还担心，他们对我们的询问也不作出答复。而且还会训斥我们：不该问的别问。”

　　“您同科布佐夫商量过吗？”维科索夫斯基又提起那个问题。

　　“最要不得的，”博罗金继续若有所思地说，“就是对别人的事乱插嘴。您是怎么认为的，啊？顺便问问，您有安基比林药片吗？”

　　“我有阿斯匹林。”

　　博罗金摸了摸自己的前额。

　　“不，阿斯匹林对我不管用。”

　　“可能是感冒了吧？”

　　“鬼知道。过去把流感叫做‘英福流爱茨雅’。多么优雅。我们要求一切都简单化。流感。为什么叫流感？为什么不叫草莓？或者叫红莓？‘您病了吗？’‘是的，您知道吗，我得了红莓啦。’”

　　维科索夫斯基明白──老头儿心里有火。因此他克制地笑了笑，开始想办法怎么巧妙地脱身。

　　“您把关于战俘──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尼古拉耶维奇和诺维科夫的情报转给科布佐夫了吗？”

　　“转给了。”

　　“他是怎么答复的？他那里有这些人的材料吗？”

　　“没有对他们不利的材料。科布佐夫说：正在审查，如何对待他们，以后再做决定。”

　　“正在审查，是这样说的吗？”

　　“是这样说的，正在审查，上校通知……”

　　“请听我说，”博罗金要求道，“您愿意乘飞机去那么那里一趟吗？靠无线电联络什么也搞不明白……如果他们在那里真的这样干──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份关于‘Ａ’集团军群司令部要人名单的情报报告莫斯科了吗？”

　　“当然。”

　　“您认为他们明天会答复吗？”

　　“难说。”

　　“所以我才问您，”博罗金皱了下眉，“否则我就不问了。您遇上不愉快的事时，是喜欢发泄出来还是闷在心里？”

　　“我憋闷不住。”

　　“我也一样。”

　　维科索夫斯基又说：“我喜欢闷头思考。如果一讲出来，思路马上就会断。”

　　“是个谨慎的小伙子，”博罗金想，“他在耍滑头。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他的眼睛是很敏锐的。”

　　“当然，”博罗金说，“这是常有的事。”

　　“上校同志，何时动身起飞？”

　　“我只是问问您有没有这个愿望。至于何时动身，这是以后的事。我们等一等，熟悉熟悉情况，好不好？您是怎么想的？”

　　“显然，需要去一趟。”维科索夫斯基回答说，“不然就会毁掉整个行动计划。那可太遗憾了。还得把脑袋搭上。”

　　“您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博罗金说，“既令人遗憾，还要掉脑袋。精辟──真是绝了……”

　　“不，他不会跑到科布佐夫那边去的，”博罗金心里作出了判断，“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不是胆小鬼。胆小鬼只会打小算盘，保全自己。而他首先是说‘遗憾’，而后才想到掉脑袋。”

　　“关于她发给莫斯科的那封密码电文，您说是假的，是吗？”

　　“没这么明确。我是说，根据旋风和阿尼娅新发来的情报看，这份材料象是敌人为了虚张声势而制造的彻头彻尾的假情报。您这就要第三次问我科布佐夫的意见了……”

　　“我不再问了。”

　　“那倒没必要。只是那时我没拿定主意自己该怎么办。”

　　“现在呢？”

　　“现在我决定考虑什么时候派您到旋风那里去……”

　　维科索夫斯基微微一笑说：“事情的关键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对吧？关于电报的事只有我和您知道……”

　　博罗金扬了扬眉毛，回答说：“您知道没什么关系。这样更好。您可知道，战前使我最生气的是，好事也得用欺骗掩盖起来。显然，官僚主义首先缠住的是那些与之斗争的人。可惜，科布佐夫几乎完全不理会信赖问题。我是信奉它的。”

　　“我已经做好了明天就去旋风那里的准备，”维科索夫斯基说，“我想，到了那里一切都会清楚的。”

　　“时间我们另定。不必着急。侦察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应该匆忙……”

　　“什么情况？”

　　“等到了机场，临起飞时我再告诉您。”博罗金说，“好啦，给旋风起草电文吧。”

　　维科索夫斯基掏出钢笔，看了看博罗金。博罗金咬了一下老人特有的那种酱紫色的嘴唇，若断若续地吸了口气，莫名其妙地耸耸肩，开始口述电文。

　　查清有关上校的所有情况：出生年月、出生地、父母、是否到过苏联、职务、工作单位。迅速回告。我将立刻报告指挥部。博罗金。

　　维科索夫斯基暗自注意到，这份电文老头子拟得多么巧妙──他既没有预示任何东西，又准许包括名声已经败坏的密码报务员在内的小组依照证实下达的行动指示继续工作。

　　“问问他，”维科索夫斯基想，“看他是否明白，万一克拉科夫那边发生了什么不测，上边会怎样对待他？当然，他明白。所以他才这样拟稿。可是他是否明白我也会遇到与他同样的麻烦？显然他也明白。所以他才会说到信赖的问题。我哪怕有一丝念头，认为阿尼娅会变成法西斯的贱货，那我就是狼心狗肺的人。咳，一个建立在对人信任基础上的组织却不相信人，这样的组织根本就不应该创建。”

　　“梅利尼科夫上校什么时候到？”博罗金问。

　　梅利尼科夫是前线军事反简单组织锄奸部的负责人。他在德国做过五年地下工作，又在西班牙战斗了两年。可是后来进了科雷马劳改营，恢复名誉后，战争爆发初期作为一名肃反人员又回到了前线。

　　博罗金在马德里和巴赛罗那的军事情报部门做过两年梅利尼科夫的助手。

　　现在梅利尼科夫正在医院里住院──结核病正折磨着他。尽管如此，有人说他下星期要回司令部。博罗金同他可以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

　　“听说，他的病情恶化了，”维科索夫斯基回答说，“前天肃反委员会的人去看望过他，他咯血了。”

　　“是这样……您快去叫辆汽车。我们马上去看他。我觉得要坏事。”

第二十二章 夜航

　　1、约·维·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的私人绝密信

　　您的关于德国Ｔ－５型鱼雷的来信收到。苏联海军确实缴获了两枚德国声控鱼雷，目前我们的专家正在研究。很遗憾，我们现在已无法将其中的一枚运往英国，因为两枚鱼雷由于爆炸都受到损坏，致使为了研究和试验必须将其中一枚鱼雷的未损坏部件代替另一枚所损坏的部件研究，否则就无法进行研究和试验。故此有两种可能：或者将我们研究鱼雷所获得的图纸和书面材料立刻转交不列颠军事代表团，待鱼雷的研究和试验结束后再将鱼雷转交不列颠海军部使用；或者立刻派不列颠专家来苏联，实地研究鱼雷的部件和翻拍图纸。我们已准备好提供其中任何一种可能。

　　2、夜航

　　施蒂利茨关于飞弹的密码电报由阿尼娅拍发到莫斯科后，很快就呈给了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由于收到的情报至关重要，安东诺夫又立刻转交给了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

　　看来，波斯科列贝舍夫对斯大林讲了些什么，因为早晨，安东诺夫来到大本营后，最高统帅就习惯地用动作很大的左手强调着说：

　　“如果这不是谎报，那么是很重要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从长远的观点看──无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不仅仅是目前，更重要的是将来。其次，这无疑是与丘吉尔交谈的一个话题。”

　　斯大林抬起疲倦的，略微肿胀的眼睑看了看安东诺夫──他喜欢身材魁梧的军事指挥官──然后微微一笑，露出他那古怪的带有几分警觉的笑容，又补充说：

　　“如果炮兵是战争之神，那么火箭制造业就是和平的基督。不过，我们的宣传部长大概不会容忍这种说法：它带有崇神色彩。无神论者是不会原谅我的。”

　　当天，总参谋部的情报机构给空军拍发了电报──务必在近日内与波兰“雄鹰”游击队和派到克拉科夫的“旋风”侦察小组取得联系。之后，总参谋部的四名侦察员应从利沃夫机场乘“道格拉斯”飞往德军后方，降落到游击队预先修好的场地，装上维尔纳·冯·布劳恩的飞弹，然后即刻飞回莫斯科。

　　游击队领导人普希曼斯基和波格丹诺夫来电：“由篝火围成半圆的四十四平方米降落场已修整完毕。半圆形由八堆篝火组成，中央为三角形。”

　　利沃夫，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特别小组给普希曼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回电：“飞机于星期五二十三时至二十三时半到达。”

　　普希曼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回电：“请求更改星期五的起飞日期。秋季泥泞致使降落场地无法使用。星期日以后飞抵。我们正准备一个沙土铺面的备用降落场。”

　　利沃夫致莫斯科电：“普希曼斯基和波格丹诺夫通知说秋雨破坏了降落场地。他们正在准备一个沙土铺面的备用场地。请求改在下星期起飞。待指示。”

　　由于总参谋部的值班人知道关于德国飞弹的问题已报告给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而安东诺夫将军又在斯大林那里，所以电话直接打到了最高统帅部。

　　值班人：戈尔巴乔夫同志，总参谋部萨温中校报告。从利沃夫给我们发来了紧急电报。

　　戈尔巴乔夫：请讲。

　　值班人：“飞弹”小组请求指示：游击队方面的降落场地被雨水破坏。他们认为现在降落有危险。他们请求推迟到下星期。

　　戈尔巴乔夫：我现在就向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报告。

　　十分钟之后，斯大林接待室值班员戈尔巴乔夫上校给总参谋部打来电话说：“意见是：起飞不宜推迟。”

　　“那就是说，必须起飞？”

　　“我再对您重复一遍，意见是：起飞不宜推迟……”

　　“明白了，戈尔巴乔夫同志。再见。”

　　莫斯科致利沃夫电：“务必立刻执行『飞弹』行动，不得推迟到星期日。”

　　利沃夫给普希曼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电报：“请回告，是否有某种着陆的可能。”

　　普希曼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回电：“有降落场地，但我们无法提供任何保障。”

　　利沃夫的回电：“今天在预定时间起飞。”

　　普希曼斯基和波格丹诺夫躺在一堆干树枝上。地下透出阵阵凉气──一切迹象表明，严寒即将来临。天空很亮，不象是夜晚，但星星却格外醒目──甚至不是淡蓝色的，而是鲜亮的清绿色，显然这是由于冰冷的寒霜所致。

　　“两天就能把一切丧失掉。”普希曼斯基说。

　　“他们在那边看得更清楚。”

　　“为什么？我们看得更清楚。”

　　“我们是站在我们的钟楼上看，而他们是站在他们的钟楼上看。”波格丹诺夫回答说。

　　“不管怎么说，这是愚蠢的。”

　　“您有火柴吗？”

　　“有。”

　　“德国人的火柴很好。”

　　“他们的火柴才糟糕呢。纸做的。烧手指头……他们什么时候飞到？”

　　“应该马上到。”

　　“再过三小时您就到自己人中间了，”普希曼斯基在黑暗中微微一笑，夜色下几乎看不出，但能明显地感觉到俄国人在微笑。

　　“真不能相信，”波格丹诺夫说。

　　“安静……”

　　“是他们？”

　　“依我看是。来，照照表。”

　　“时间到了。”

　　“是他们。分秒不差。就是他们。”

　　普希曼斯基从那堆干树枝上站起身，用小树条抽了一下自己的靴筒，说：“点火！”

　　柴堆立刻向天空喷吐出白色的火舌。斯捷潘·波格丹诺夫觉得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抖动起来：他现在就要把这条长着小翅膀的‘鲨鱼’装上飞机，和自己的同志们一起飞回家，然后去见老父亲──哪怕待上一天，然后再回到前线去，那时就能说俄语了，不再总是小声地自言自语：‘为了祖国！’而是用尽全身力气高喊这句口号，不再象贼似的在夜幕笼罩的街道上蹑手蹑脚地溜过，与战友们说话的时候也不用四处察看，又可以学会放声大笑，重新憧憬未来，也不必为往事而责骂自己。

　　这时侦察员尤列克骑一匹大汗蒸滕的光背马，拼命地挥舞着双手朝普希曼斯基跑过来。他的神色异常激动。

　　起初波格丹诺夫还以为是篝火的光焰照在他脸上的缘故。可是后来他看到小伙子紧夹在瘦骨嶙峋的马肚子上的两条瘦腿在剧烈地发抖，他立刻明白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您听见了没有？！”尤列克气喘吁吁地压低声音说，“公路上开来一队坦克。有两辆停下了。”

　　波格丹诺夫听到了低沉的轰鸣声：公路距离这里有三公里远，沿着轧平的土路走──人需要半小时，而坦克最多只需要十分钟。

　　普希曼斯基挥动着双手喊道：“把火灭掉！”

　　可是就在这时，头顶上飞来一架轰鸣着的飞机──它正在着陆。

　　“不行！不行啊！”波格丹诺夫喊了一声，“他们会扎到泥里去的。”

　　“灭火！”普希曼斯基又喊了一声，但声音已经变弱了，“灭火！”

　　但还没有来得及扑灭篝火，“道格拉斯”那绿色的机头就刺破了夜幕，冲到了篝火前。舱门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飞行服的小伙子跳了下来。

　　“你们好，兄弟们！”他在黑暗中说，“险些栽下来……”

　　“小声点……”普希曼斯基说，尽管飞行员的声音透过轰响的发动机勉强才能听到，“小声点……有德国人。”

　　大家运送拆散的飞弹时，都带着一副奇怪的呆滞的神情，都不敢仔细谛听，因为最可怕的就是现在听到坦克的轰鸣和在这块窄小的泥泞的降落场地上见到它们。

　　“离这里有多远？”飞行员问波格丹诺夫。

　　“大约三公里。”

　　“我们被包围了吗？”

　　“我们也不知道。”

　　“小心点搬，舱门会撞坏的，弟兄们！”飞行员说，然后又向把脸贴在座舱玻璃上的其他驾驶员们用手势解释了几句。

　　“你们有多少人？”斯杰潘问。

　　“六个。你是波格丹诺夫吧？”

　　“是的。”

　　“克拉科夫小组有几个人？”

　　“四个。”

　　“那没什么。我以为还要多，那就坐不下了。”

　　飞弹装进了机舱，用铁丝固定牢。飞行员说：“好了，快，弟兄们。再见──走吧。”

　　可是谁和谁也没来得及告别。从凹地里射来了耀眼的灯光：这时坦克在行进，后面跟着士兵。

　　波格丹诺夫看了普希曼斯基一眼。普希曼斯基说：“记住：马尔沙尔科夫大街，９楼８号。目前叫玛丽亚太太。”他把自动步枪拉到胸前，又说，“起飞吧。”

　　而他腰一弯，同留下的游击队员们一起朝着轰鸣着的坦克冲去。

　　飞机转过弯，发动机象玻璃碎似地吼叫了一阵，开始滑行，溅起一团团黑乎乎的稀泥。可是它越是艰难地向前滑行，机舱里就越是绝望地发出嗡嗡的怪叫和叮叮当当的乱响声，座舱查神色呆滞的驾驶员和紧紧抓住固定在舱壁上的金属小凳的波格丹诺夫，还有那几个在地板上摇来滚去的小伙子心里也就越清楚，飞机飞不起来了──它上了坡路，轮子陷进了泥里，已无力再飞起来。唯一的出路是，减少轮子的转数，调转机头，朝相反的方向──山下起飞。

　　而坦克恰恰正从那边，从山下驶来。

　　飞行员们把飞机调过头，但飞机原地不动，左轮子深深地陷进了泥里，而发动机仍在不停地狂吼，周围的一切都发出绝望的声响；驾驶员团团乱转，他呼地一声推开门，看了看轮子，狠狠地骂了几句，使劲跺着脚又回到了座舱里。

　　斯捷潘站起身，跟在他后面，推开舱门，问：“有反坦克手雷吗？”

　　一位驾驶员扭过头，仔细看了看他，回答说：“有三枚。在箱子里。就在这儿。”

　　斯捷潘拿过长柄手雷，回到自己战友的跟前说：“你们把轮子挖出来……我去把敌人拦住。”

　　他跳到泥泞、寒冷的地上，不断地改变着路线，朝着坦克轰鸣的方向跑去。他边跑边在弹光闪闪的黑夜中高喊：“同志们，回来！到飞机那边去！需要人推！得挖轮子！轮子！”

　　他反复喊着这句话，象是在念咒，冲着那些卧倒在草从里射击的人，冲着那些在树间跑来跑去的人大声高喊。

　　人们开始往回跑，朝着飞机那里跑，而他却迎着越来越近的马达轰鸣声冲去。他看见了黑黝黝的坦克轮廓，它们越过大坑小洼，向降落地扑来。

　　波格丹诺夫卧倒在地，朝坦克匐前进。他非常害怕现在，也就是在他没有把手雷扔出去之前被流弹打中，那样的话坦克就会冲到降落场，一切也就全完了。所以他紧紧贴在地面上向前爬，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把一枚手雷投到了一辆坦克跟前。轰的一声爆炸了，腾起一团火光闪射的浓烟。灯光熄灭了，冲锋枪的哒哒声骤然激烈起来，尖利刺耳，持续不断。

　　第二辆坦克继续朝前冲来。斯捷潘回头看了一下，可是黑暗中他看不见飞机，他既不知道飞机已经开始滑行，也没有听到发动机那长长的呼啸声，因为坦克已经冲到了他的跟前，只需瞬间就能开到降落场地。斯捷潘又扔出了第二颗手雷，可是坦克继续向前行进。

　　于是斯捷潘可怜而又绝望地大喊一声，把长柄手雷紧贴在胸前，朝坦克直扑过去。就在那最后的一瞬间，他听见了背后的发动机声，顿时他明白了飞机已经飞离地面，他想把手雷甩出去，可是脚下一滑，摔倒了，他感到一阵憋闷，闻到一股浓烈而煤油味，觉得就在自己的身旁，很近，也就是一米左右，散发着金属的灼热。紧接着变成了一个白茫茫、轻飘飘、忽大忽小、吐着火舌的庞然大物。而后──一切都消失了。

　　飞行员走进座舱，摘掉头盔，对同志们说：“我们的一条腿断了。只能用肚皮着陆了，给利沃夫发报。这个家伙可别爆炸。到家了再爆炸才冤呢……”

　　4、

　　总部：在接近舍伦贝格的一些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三月中旬前，红军没有力量攻打克拉科夫附近的德军阵地，因为那时正是大雪封路的季节。这种说法与德国可能在西线发起进攻战役有关。他们在什么地方和使用什么部队实施这一计划──尚未查明。一切都十分秘密。儿子怎样？

　　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制定西线进攻战役计划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是谁？

　　总部

　　总部：有一次提到冯·龙德施泰特这个名字，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最近，帝国党卫军首脑经常到巴伐利亚去见希特勒。希姆莱与武装部部长施佩尔几次商讨关于扩大生产‘梅式歼击机’和坦克问题。舍伦贝格还会见了‘法尔贝宁杜斯特里’和‘克鲁伯’康采恩的代表，调查通过瑞典引进战略物资以帮助他们加快生产必需的进攻型武器问题。请告知儿子情况。

　　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请查明希姆莱需要的是何种进攻型武器（数量和种类）。施佩尔最感兴趣的是哪些战略物资？利用取得的关系，转交您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有关党卫军和与之有联系的康采恩的罪恶活动的材料。所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的材料我们都需要，因为希特勒分子正在解放了的土地上销毁档案和人证。

　　总部

第二十三章 绝望的天真

　　1、主观推测

　　独裁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有先见之明的人，恐怕此时他恰恰是最不明智的人，在他主宰的政体日见削弱的时候尤其是这样。民主制度可以在对局势的估计中预见真实的东西，而个人独裁制度除了独裁者虚妄的幻想，什么也不会预见到，因为他总是要求所发生事件的客观本质服从他的主观推测。

　　一九四四年秋，希特勒独裁政权受到了同盟国铁钳似的两面夹击。第三帝国江河日下的悲惨结局在所有客观的观察员面前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而希特勒正相反，认为一九四四年秋冬两季是新纪元的开端──对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美国的财筏政治的胜利已指日可待。

　　当古德里安、凯特尔、冯·龙德施泰特、莫德尔和希姆莱在希特勒大本营聚齐之后，值班联络官报告了来自西线的情报：霍德热斯将军的盟军部队突破了德军防线，进入亚琛地区。

　　希特勒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快步走动了一阵，象怕冷似地搓着手，俯身在作战地图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突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大笑起来。

　　希特勒：这有什么，先生们。看来，只有当内心失去了预定的、明确的、无可争议的奋斗目标时，只有这时，迂腐的知识分子行为才会成为流言蜚语。你们现在听到的奇论本身就包含着某种乐观主义，它无疑将伴随我们去迎接未来几个月的胜利会战。美国人和应该人侵入亚琛之时，就是他们彻底灭亡之日。正是在今天──我请各位记住十月十二日这一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必将胜利的计划。我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当最后一名德国战士撤离敌人领土的时候，我盼望过，当前方和后方连成一片的时候我盼望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只有现在，当我们不必再担心情报被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其他劣等种族的人泄漏出去的时候，只有现在，当我们的每一棵树都成了我们的盟友，每一栋房子都成了我们的堡垒的时候，我们才能集中德国所能集中起来的所有力量去打击已经开始瓦解的西方各民主国家。

　　请大家回忆一下一九四○年法国是在何时、何地垮台的？不必告诉我巴黎投降的具体日期，这是幼稚的。我肯定地说，法国是在我们越过阿登，是在我们使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置于我们强大的两面突破，成为一条孤立无援的只能吓唬天真烂漫的孩子的中世纪怪物时垮台的。

　　现在，在那一胜利过去四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要重演阿登那一幕。在这里，在阿登森林，我们要阻隔英、美军队的集结，切断他们的联系，逐一消灭。

　　冯·龙德施泰特：我的元首，您是否为了恢复齐格菲防线，建议进攻亚琛，以此来重建西线堡垒？

　　希特勒：我要你们向前看，我要你们看到胜利！进攻亚琛？听到您这样讲我都感到惭愧！我的目标是安特卫普！对，对！安特卫普！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主要基地、港口，控制住它，我们就能切断他们的交通。我们要将阿登以北地区的四个集团军分割开来，把他们消灭在包围之中！我去年的号召是：把东方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间房子都变成堡垒，虽然这在某些军人那里引起的是消极的沉默，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英明的！东线目前是稳定的。我们还有时机：借布尔什维克准备冬季攻势之际，我们要消灭西线的同盟国。他们也就会被吓跑！到那时，我们就象他们提出媾和的条件，而不是象他们那些昏头瞎眼的宣传家们叫喊的那样，是他们向我们提出条件！被击溃的军队至少三、四个月才能恢复。你们要把这段时间延长到冬天。还应考虑到西线部队的士气：那里的士兵不给他们万元的保险费，不给他们营造温暖的茅厕，不给他们端来巴西咖啡，他们是不会作战的。他们的英雄主义──是一种上了保险的英雄主义！而德国士兵的英雄主义──是理想、信仰、追求的英雄主义！为此，莫德尔，我任命您为集团军群司令，领导阿登地区的反攻战。而您，龙德施泰特，作为我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对者，也要为此次进攻的胜利承担义务，请您担任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我给您三十六个精锐师，您要率领他们去争取民族的胜利。整个准备工作要一直进行到天气不适合飞机起飞为止，这样敌人的航空部队就失去了作用。所有因职务而得知进攻计划的指挥官都必须签立严守国家机密的专门字据。与指挥官的书面联系只能由通信员传递。部队进入出发地点必须在发起冲锋前的夜间。完了，诸位先生。我请你们在近期内向我提交制定好的详细计划。

　　希特勒说完，没有看任何人一眼，走出了办公室。冯·龙德施泰特看了看希姆莱。希姆莱站在地图前，俯着身，用伤风的嗓子咳嗽了几声，搓着自己那双漂亮的小手，象是在发冷。

　　希姆莱：摧毁了西方，我们就能赢得时间，以便集中兵力被东方以致命打击。如果说摧毁东方──就是把布尔什维克赶回他们的老家去，那么摧毁西方──就是迫使他们屈膝投降。

　　龙德施泰特：英国人的国歌中宣扬的则相反：‘不，不，英国人永远不做奴隶……’

　　希姆莱：写国歌是为了唱。而作战则是另外一些目的，其中之一我认为就是可以更改他们国歌中的歌词。

　　2、猎兔

　　旋风和科利亚坐在树林边上。黎明显出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黑蒙蒙的，已经落光叶子的山扬树树枝切开树林上端那片显出红色的天空。苍穹灰蒙蒙的，仍笼罩着夜色。林子里很静──就象头几场寒冻过后，夜寒封冻大地，初雪还未到来的时节一样。

　　旋风用冻僵的手指摸了摸自己枪上镶的银饰物，说：“你的枪上虽说没这玩意儿，可还是比我的强。”

　　“为什么？”

　　“十二毫米口径。我不喜欢十六毫米的。女人用的枪。没气派。”

　　“我十六岁生日时妈妈送我的礼物正好是十六毫米的。我已经习惯了。也是件很不错的搅拌棒。”

　　“什么？”旋风没听懂。

　　“妈妈的朋友都把枪叫做搅拌棒。”

　　“可笑。”

　　“可笑。”

　　“合肩吗？”

　　“还行。”

　　“来，给我试试。”

　　旋风接过科利亚的枪，麻利而又轻捷地往肩上试了几下。

　　“我觉得枪托有点短。”

　　“你胳臂长……阿尼娅怎么样了？”

　　“不大妙。”

　　“走了？”

　　“暂时还没有。”

　　“博罗金也没动静了？”

　　“怎么没动静？正等着呢。”

　　“我已经为克劳赫准备好了一切。”

　　“你说过了。”

　　“我为他选好了房间。”

　　“你要明白，他可是党卫军军官。”旋风若有所思地说，“有党卫军分子在，我就担心，真的。”

　　“施蒂利茨对我解释过……”科利亚停顿了一下，说，“如果是党卫军骨干分子或者军人──那就得当心。但如果他有高超的非军事性的专长──那还是有把握的。你要明白，一般的党卫军只是党的卫队，他们除了保卫、杀人和放火，什么都不会。选进去的都是些死心塌地的家伙。一九二九年希姆莱手下总共才有二百五十几个人。到了战争期间，他们开始扩充，把工程师、教师和工人都吸收进了党卫军。他们不仅会杀人，还会工作。对这些人还是可以施加点压力的。他们多少还有些思考能力。”

　　“是他吗？”旋风朝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的人点了下头，问道。那人一边往枪里压子弹，一边离开公路，沿小道走来。

　　“是他。”科利亚回答说。“你没认出来？”

　　“现在认出来了。”

　　贝格走到他们跟前，说：“您约定在这里会面，我来了，您好。”

　　“您好。”

　　旋风站起身，把手伸给贝格。他们互相问候。然后贝格又同科利亚问好。他们又彼此打量了一番，贝格才问：“怎么，要交枪吗？”

　　“不必着急。”旋风回答说，“先到树林里──去打兔子。”

　　“还没到捕猎期，”贝格微微一笑，“打不成猎。何况又没戴狗。不过，如果您坚持……”

　　于是他们开始往树林里走：旋风和贝格在前面，科利亚殿后。他在林子边躲到一棵树后观察了五分钟：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田野里的幼苗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泛着淡淡的蓝光。天空现在已经晴朗了；拘谨的秋季的蓝天还蒙着一层黑夜过后的灰蒙蒙的余雾。

　　“如果他是带着人来的，那他们现在也该出来了。”科利亚一边看表一边想，“他们应该明白，让我们进树林就等于是放掉了我们。那样他们就只能依靠狗了。狗就无所谓了。我们约他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几条小河，还有几百公里的山川，他们无法包围我们。看来，他是一个人来的。”

　　科利亚急忙去追赶旋风──他们已商定好带他往哪里走：沿着山谷，穿过桦树林，再过去就是一片长满枯黄深草的丘陵，那里的草已经被夜寒摧倒了。

　　“我在俄国打过几次兔子。这种猎物我们那里比较多。”贝格说。

　　“您的俄语讲得很不错。”旋风说。

　　“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所以这不奇怪。您可以向总部报告，说我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在驻莫斯科武官处工作，用的名字是施马尔施列格尔。请写下来吧，这姓很难记。”

　　“没什么，我记得住。”

　　“请再说一遍。”

　　“施马尔施列格尔。”

　　“您的记忆力令人羡慕。一般说俄国人讲德国人的名字很糟糕。”

　　他们听到背后有树枝的响动，就停住了脚步：科利亚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

　　贝格问：“您是去看我带没带尾巴？”

　　“不是，”科利亚回答说，“解手去了。”

　　“不必欺骗谍报人员。”贝格叹了口气说，“您可以在您设想的游戏中安排他扮演任何一种角色，但绝对不要欺骗他。我相信，你们不会招募愚蠢的间谍，而聪明的间谍一下子就会明白，并会对你们抱有戒心。侦察工作是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您过去的敌人有可能成为您的朋友。”

　　“作为托词，您是否需要一只兔子？”旋风问道。

　　“兔子，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托词，因为它是死的，即便是活的──也不会说话作证。”

　　旋风伸手去掏香烟。

　　“这么说，可以象俗话讲的那样，直接抓牛角啦？”

　　“不过，咱们先得谈谈抓牛的条件，”贝格说，这时，科利亚发现贝格的脸色变得苍白，前额堆满了皱纹。

　　“那您就提吧，”旋风说，“我们洗耳恭听。”

　　“你们也明白，我不需要钱。我只需要一点：可靠的担保，保证战争结束后我能在自己家里生活。其它什么我都不需要。”

　　“如此说来，您关心的仅仅是保全您的性命？”

　　“这么说，您好象不关心您的性命？”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旋风说。

　　“无论这个问题多么复杂，也不应该欺骗自己。”

　　“我们保障您的生活和自由。”旋风应允说。

　　“且慢。这不是戏言。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您的权限我也不清楚，我更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接受我们投降时，我应该找谁申诉。”

　　“戈培尔扬言要在今年打败我们。”旋风插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具有不严肃的性质。思想体系同侦察没有任何关系。”

　　“嗯，这要看怎么看了。”科利亚说。

　　“好了，”旋风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朝前走去，穿过寂静、肃穆、黑白相间的小桦树林，“好了。显然，您有您的道理。我们需要您把奥德－维斯瓦基地的防御工事平面图交给我们。如果您无法弄到这张平面图，请帮助我们搞到一名从事这想工程工作的党卫军高级军官。”

　　“比如，克劳赫，”科里亚说，一边折断一根长长的草茎，“据说，他曾多次巡视这道防线。”

　　在这场谈话中，旋风和科利亚表演得十分出色。他们在等到贝格的反应。

　　听到克劳赫的名字贝格立刻想起来了，这位党卫军上校正在执行大本营的任务，与建造防御工事无关。克劳赫具体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贝格也不清楚。他只知道这个党卫军工程兵上校有元首大本营授予的特别权限。

　　因此，贝格又开始分析两位俄国人的话──或许他们是偶然提到他们知道的人名，或许他们是围绕他们并不清楚，但对他们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兜圈子。

　　“让他们再提一次这人的名字吧，”贝格拿定主意，“我先不吭声，尽管这显然是个试探性的问题。”

　　“算了，去他的克劳赫吧。我们关心的是防御工事。”科利亚最后说。

　　“也许是吧。”旋风回答。

　　“明白了。从职业上讲，你们不是侦察员。确切说，你们只是战争期间才成为侦察员的您以前没有同外国间谍打过交道。您知道，这行当就象一个普通人进入了电影世界：他觉得一个时髦的影星不是一般人，而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主要是一种错觉。其实时髦的影星每天夜里都哭泣，因为心爱的丈夫背叛了她，或者是由于不能怀孕，或者是由于在排练时电影厂的老板大声斥责了她，并且把她赶了出去，就象哄走一只做了坏事的猫一样──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我同女演员打过交道，一九三八年我利用她们诱惑过法国人。总之，你们还需要一个表示我忠诚的证据。防御工事的图纸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证据。然后经过适当的考验，你们再使我同总部联系上。显然，现在那边还不能信任你们。”

　　科利亚发现，旋风微微苦笑了一下。

　　“上校，”旋风说，“我现在感到一种很久没有体验到的愉快。您讲得都很对。我就是看不透与我谈话的对手，就侦察工作来说，您比我强一百倍。见鬼，何止一百倍！一千倍！然而，是您来找我的，是您！”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瓶自酿的白酒，打开木塞，喝了几口，然后递给贝格说：“喝点吧。”

　　贝格比旋风喝得多一些，他又把瓶子递给科利亚。科利亚喝干后，顺手把瓶子扔进了密林深处。

　　“我不生您的气，”贝格边吸烟边说，“因为您没有侮辱我，您讲的是真话。仅此而已。对讲真话生气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暴躁狂。好，让我们言鬼正传吧。看来，这样安排是最可靠的：我把你们的一个人安插到我们内部──‘Ａ’集团军群军事情报机构。为此，我准备用我的汽车领他沿整个防御工事走一趟。为了不引起盖世太保不必要的注意，驱车行动的详细步骤我要仔细考虑一下。问题这样解决您觉得合适吗？”

　　旋风心想：“博罗金不表态。至今又未得到总部的任何指示。而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胆小鬼上不了赌场。这是谚语。民间谚语。赌场是旧社会的残余。不是吗？当然，‘傻瓜’‘酒鬼’除外。这种赌博不正常的孩子也可以玩。钻进脑袋里的念头有多古怪。”

　　“这是个有趣的建议，”旋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是个长远的建议。您身上带有母亲或孩子的照片吗？”

　　“我是重感情的民族……当然带着。”

　　“给我看看。”

　　贝格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用蓝带子捆扎的信件。

　　“全都给我吧。”旋风要求说。

　　贝格说：“我明白您的意思。请您拿一封吧──带地址的。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我的母亲和孩子。其余的还是留给我吧。”

　　旋风拿了一封带地址和邮票上盖有邮戳的信，取出照片，然后把信件装进自己的衣袋里，说：“就这样吧。我的朋友将潜入你们内部。”

　　贝格看了科利亚一眼，点了下头，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旋风；猛然间，从他那精确、敏锐的记忆深处一下子浮现出那个苍蝇曾迎候、后来被盖世太保抓住、又从他们那里，从集市上逃跑了的俄国侦察员的形象

　　上校突然象是疲劳而颓丧地想：“我若是把他交给盖世太保长官，我就能成为民族英雄。很可能，为这份厚礼我可以得到一次假期。”

　　“请约定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吧。”贝格说。科利亚这时觉得上校的声音一下子变了。

　　旋风看了看科利亚，然后又扫了贝格一眼，说：“这个小伙子，”说着他把手搭在科利亚的肩上，“就象我的兄弟一样。对您──就象是儿子。明白吗？”

　　“明白了。”

　　“假如他脑袋上哪怕少了一跟头发，我都会给您许多苦头吃的。”

　　“好了，”贝格的语调仍旧有气无力，“我们没有必要彼此威吓。本来活在这个世上就够可怕的了，我明早等候。我想，地址没必要告诉您了吧？”

　　“用不着了。”科利亚说。

　　“再见。”贝格说。

　　“再见。”

　　“我是在朝左边走吧？”贝格迈出十几步，又折回来问，“我辨不清方向了。”

　　“是的。一直沿着峡谷走。到了小路上，朝右拐。它会把您引上公路的。”

　　“谢谢。”

　　贝格又开始朝前走，但被科利亚叫住了。

　　“听着，上校，”他说，“您还是设法打听一下克劳赫正在干什么，好吗？”

　　贝格摇了摇头，说：“不。这事得您去干。您亲自干。”

　　他弓着背，象个老人似的，步履艰难地走了。

　　“如果我警告那个年纪大点的，要他别在城里露面，他显然会大吃一惊，”贝格暗自思忖，“他会害怕我，对什么都不相信。当然他不是我所需要的那一级侦察员。他还不明白，对于他们的指挥部来说，我有多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盖世太保印制了他的照片，如果他被抓住了，无论他有多坚强，他们都会把他折磨地供出我来。不，这个人会守口如瓶的。”

　　贝格扭过头：俄国人还站在原来的地方。

　　“不，还早。”他拿定了主意。“他逃出盖世太保──这是我的王牌。为时尚早。应该学会做买卖。而聪明人做买卖是要单独行动的。”

第二十四章 痛苦的尝试

　　谢多伊和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在驶出城外的汽车里等候旋风。旋风来迟了；谢多伊焦急不安，不时地看手表。特龙普钦斯基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他是个既幽默又冷静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处在错综复杂的偶然事件之中，”他开口说起来，“而且，老实说，我们与逻辑毫无关系，就好比整个太阳系一样。哪里有什么逻辑？大自然给了我们生命，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它干嘛又每时每刻地向人们索取它亲自送给人家的东西呢？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啼，就是对未来死亡的呐喊。害怕死──这是天真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我们指示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从小别人就拿地狱来吓唬我们，而能吓唬人的，应该只有一种东西──想象出来的地狱，也就是生命。”

　　小胡同里突然闪现出旋风：他戴着眼镜，身穿时髦外衣──活象个市长的办事员；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装着两颗手榴弹，公文底下放着一把自动手枪。他的两个嘴角下垂，左边的眉毛有些蓬乱。

　　“对不起，”他说着坐进汽车里，“市里正在搜捕，我避了一会儿。开车吧，有话要谈。”

　　特龙普钦斯基踩了一下油门，汽车缓慢地开动起来。

　　“是这么回事，”旋风讲起来，“我衣袋里有两个地址。这两个地方住着两个将要炸毁克拉科夫城的德国鬼子。”

　　“这场序幕还挺诱人，”特龙普钦斯基说，“什么时候穿透他们的脑壳：今天晚上还是夜里？”

　　“这是单枪匹马的干法，”旋风回答说，“这回要来一次有趣的联合行动。当然，是同一时间的联合行动，对它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但为了拯救城市，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有这样一个情况：这两名党卫军分子中有一位的父亲是在汉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母亲也是共产党员，在集中营里被枪杀的。但这些情况他本人一无所知。能够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的只有一个人──特劳布。”

　　特劳布问特龙普钦斯基：“听着，尤素福，您明白您来我这里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吗？”

　　“明白。”

　　“把收音机打开，我担心有窃听器，虽然我也知道这里没有──电话被拆除了，今天早晨，我带着一根木棒爬遍了所有的通风口。”

　　收音机正播放轻歌剧选段。看来是维也纳的录音──歌声动人，乐曲和谐，合唱象是把独唱慢慢地推出，而后又轻柔、温情地收拢回来。

　　“这些情报是怎么到您手里的？”

　　“这不重要，特劳布先生。最好是立刻把盖世太保叫来。”

　　“我答应帮助您──在对我没有危险的限度之内……请对我解释一下，我是怎么赢得你们这种可恶的、我根本用不着的信任的？”

　　“您是作家。”

　　“德国的作家还少吗？！干嘛你们非要缠住我呢？！”

　　“德国的作家很少。其中一位──就是您。其余的都算不上作家。”

　　“亲爱的特龙普，”特劳布微微一笑，“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我只能在我认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有利于你们的事。再往下走就该写警察小说了，可我以前是写性问题心理剧的。自从元首认定性问题正腐蚀着民族的未来──青年人，我就开始写无聊的报刊通讯了。”

　　“如果您拒绝，那可太糟糕了。克拉科夫城将变成一片废墟。您帮助过我们一次，帮了大忙，难道这第二次您会拒绝吗？”

　　“我希望您不要拿我帮助过你们来威胁我，您会吗？”

　　“如果我相信这样做有效，我是会的。”

　　“我的上帝，别胡说。您可以随便吓唬什么人，可吓唬不了艺术家，因为他已经用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吓唬过自己多少遍了，总之，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害怕了。作家就象女人一样：她愿意以身相许──您就能得到他，如若她不愿意──您只能是一无所获。”

　　“作家先生，我不相信您会拒绝我们。”

　　“让我们认真地推断一下：就算我去找那个儿子，我对他讲些什么呢？我在这里无人不知，他一个电话打到盖世太保，我第二天就得落到他们手里。”

　　“干嘛这么悲观？别这样。我们可以再来做另一种计划……”

　　“‘我们’指谁？”

　　“我们就是我们。”

　　“算了，你讲吧。我听着。当做写小说的素材。”

　　“很简单。我记得您曾对我父亲讲过，一九二二年起义时您正在汉堡工作。”

　　“是的。只是我那时曾反对这位党卫军分子的父亲，我拥护日耳曼共和国。我当时非常不喜欢共产党人。”

　　“不要总盯着过去。我们来谈谈未来。您去找这位小伙子，最好是无意中在他家的门口遇上他──这我们可以帮忙──您叫住他，只向他提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利博。当然，您要穿军服。以后的一切都取决于他对您的回答。”

　　“他会回答让我见他妈的的鬼去。”

　　“您是少校，而他才是中尉。他绝不会那样回答您。”

　　“好，就算是这样。接下来呢？”

　　“因此，他不会让您去见鬼。他会问您是什么人。您就向他做自我介绍。军界都知道您是战地记者，西班牙、阿比尼西亚、埃及战役的英雄。他就会同您攀谈起来。肯定会跟您攀谈。这时您只问他一件事：他是否记得与自己相貌十分相象的父亲，汉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您会亲眼看到他对您这句话的反应。以后的事就由我们来办。您明白了吗？您的理由是：想给报纸写篇文章，报道一个敌人的儿子如何变成了战斗英雄──小孩子戴上了奖章，这会使他喜欢的。您不必去知道他们的秘密，您是动笔杆的人，您不会招来任何嫌疑。让军事检查机关去删掉这篇稿子好了──这与您无关。”

　　（后面的一切旋风连微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在利博家附近安排一个耳目。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话──他的住所离兵营只有五分钟的路。他与特劳布谈过话后去什么地方和是否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应首先查明。如果利博一整天都不出去，那么就应该进入下一阶段由旋风亲自担负的行动。如果他到盖世太保去，特龙普钦斯基就要去提醒特劳布。他本人也立刻迁居。如果他回司令部去，那问题就明了了。也就是需要作家再与利博接触一次，需要特劳布赶写一篇激昂的文章，并争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

　　“依我看，这把戏不会有什么结果，”特劳布说，“尽管您对我说得天花乱坠。将来可能用得着。您还是用铅笔把您的计划写出来。对我可能构成危险的地方请您写得详细些。后面的这要求并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好奇和理智的谨慎──必须把日记藏起来。”

　　“喏，这还早……”

　　“我不知道什么是早，只知道什么是晚。况且，您的计划中还有漏洞：就是这位利博的父亲。他是什么样子？您有他的照片吗？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他。”

　　“我们没有照片。”

　　“如果他们突然拿出十几张照片问我：‘这当中谁是利博的父亲？’我怎么回答？”

　　“您肯定他们有这些照片吗？”

　　“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呢？”

　　“这倒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

　　“这里只有一个有利的情况：即便有这些照片，他们也来不及向盖世太保索要。”

　　“怎么解释？”

　　“都被封锁住了。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

　　“您跟德国人讲话太乐观了。应该谨慎点儿，我的心是德国的，头脑也同样是德国的。”

　　“您现在的主子完蛋得越快，对德国越有好处。”

　　“这只是说说罢了，特龙普，说说罢了……对我们领袖的仇恨转变为对我们民族的嘲讽。”

　　“我认为您讲得不对。”

　　“好了，我亲爱的劣等人种的代表，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拯救克拉科夫城吧。死了也无愧。顺便问一句，您从来没有见过我们那些白痴们用来测量劣等人种头骨的卡钳吧？”

　　“见过。”

　　“在什么地方？”

　　“我被他们测量过。”

　　“对不起。”

　　“明天我来接您，好吗？”

　　“不必来接我了。把地址给我，我到那附近走一走。”

　　“不用。利博是个很准时的人。他每天从兵营回来是晚上七点到七点一刻之间。”

　　“我怎么认得他呢？”

　　特龙普钦斯基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就是他。”他说，“请记住。”

　　“好吧。”特劳布说，“我试试看。”

　　“谢谢，作家。”

　　“嗳，别这么说，用不着感谢。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您别以为是您把我引到这上面来的，是元首，是我的胡思乱想和用来测量人种优劣的木制卡钳引我走上这条路的。”

　　元首：从军事观点看，战局决定我们必须在西线从徒劳的防御战转向进攻战。只有进攻才能重新使这场战争在西线形成我们所希望的趋势。防御战会使我们在短期内陷入绝境：一切将取决于敌人得以加强其不断扩大的武器装备的程度。况且进攻战所付出的有生力量的牺牲没有想象的那样大。至少以后比现在需要得少。那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进攻战总比防御战损失大的看法是不符合世纪情况的。恰恰是在防御战中，我们总是流血最多，遭受的损失最大。如果把敌人的损失同我们部队的损失相比较，包括俘虏，实际上，进攻性战斗总是于我们比较有利。在目前的进攻战中，类似的情景已明显表现出来。当我估算敌人投入到阿登战场多少个师和他们单俘虏就损失多少人时（要知道，俘虏和被击毙没什么区别，同样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当我再加上敌人其他方面有生力量的损失，合计他们武器装备及物资上的消耗，当我军将这一切与我们的损失相比较的时候，结论将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我们在这几天内进行的是短促进攻，但是已经为立刻缓解全线的紧张局势提供了保证。

　　……为这次进攻和紧接之后的突击动员力量，是需要有巨大魄力的，而这种魄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所以，如果你们听到东方战线的南部，在匈牙利，形势并不十分有利，那你们应该清楚：我们当然不是在所有地区都同样强大。我们失去了许多盟友。因此，鉴于我们可爱战友的背叛，很遗憾，我们只得一步步退到日益缩小的包围圈的边缘。但是，尽管如此，大体上固守住东方战线还是可能的。我们还要阻止敌人在南部地区的推进。我们要在他们的道路上筑起一道铜墙铁壁。无论怎样，我们还是扩建了许多新师，保障了他们的武器装备，恢复了原有各师的战斗力，其中包括补充他们的兵力，整编了坦克师，储备了燃料。还恢复了空军的作战能力，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的新型飞机已经开始装备，并且空军终于可以在白天攻击敌人的后方了。还有一点，我们终于得到了足够的大炮、飞行器、坦克以及步兵师，从而有可能在西方恢复势均力敌的局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需要不断的加强，数月的努力，坚持不懈的精神，甚至在细小的方面也是如此。但我还很不满意。每天都肯定要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就是在今天我还收到一封例行信件：前线需要２０１毫米的火炮，为此我象魔鬼寻找作恶的灵魂一样奔忙了几个月，看来还不能投入生产。不过我希望，这些东西我们终将能够得到。斗争在不断进行着：为武器，为人力，为装备，为燃料和一切鬼才晓得的东西。当然，这种状况不会永远下去。我们的进攻必将毫无疑问地取得成功。

　　以进攻行动来整顿西线──这就是我们必须努力的目标。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当然，我身边大概就有人心里不同意。还有一些人想：对，对，全都正确，只是能成功吗？各位先生，一九三九年也有过这种情绪！当时有人用书面形式，也有人用口头形式向我表示：不能这样做，这不可能。还有一九四○年冬天，有人对我讲：不能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留在西部防御线上，说我们建立了西部防御工事，那就让敌人进攻我们好了，我们则可以给予反击，只要敌人一开始进攻，我们紧跟着就举行进攻；说我们有无与伦比的防御工事，何必还去冒险！现在你们说，如果当时我们不举行突击，我们会怎样呢？现在我们又面临类似的情况。与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年相比，今天的力量对比并不差。相反，如果我们能用二次突击消灭美国集团军，那么力量对比就会变得全然而又绝对地对我们有利。同时，我还考虑到，德国的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

　　在我们进攻的日子里，全体德国人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但不允许把这种松口气变为新的昏睡，不过不能叫昏睡，不确切，似乎更应该叫做意志消沉。人民松了一口气。我们能够发起进攻的想法本身就是唤起了人民必胜的意识。我们还将取得新的胜利，我们目前的处境丝毫不比俄国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时更艰难，他们当时在漫长的前线开始一步步逼退我们已经转入防御的部队。总之，当我们继续展开进攻，当我们取得最初的重大胜利，当德国人民见到这些胜利的时候，你们就会相信，人民将会付出人所能付出的全部牺牲。我们的每一个号令都会深入人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要求，无论是再次征集毛织物品或采取其它什么措施，无论是招募新兵还是提出别的什么要求，我们的民族都会在所不辞，青年人将欣喜若狂地响应我们的号召。而其余的所有德国人对我们的号召也将是完全拥护的……

　　所以我想最后要求各位，你们要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即将开始的这次战役中去。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它的成功必将导致下一次打击的胜利。而下一次，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又能保证消除我们正在进攻的集团军左翼面临的威胁。如果能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我们就能完全摧毁西部敌人的大部分战线。到那时我们再看看。我想，敌人是无法长期抵抗那一时期投入进攻的四十五个德军师的。到那时我们再和命运决战。

　　为我们能够确定在新年之夜开始这场战役，我要对所有参加战役制定工作的各参谋部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以大无畏的精神担当起这项工作的重任。我从这一可以实现的计划中看到了光明的前兆。德国历史上的新年之夜总是给人民带来战果。而新年之夜给敌人带来的则是不祥之物，因为他们庆祝的不是圣诞节，而是新年。对于我们来说，给敌人再一次打击是最好的新年开端。如果新年伊始，德国人民得到的消息是德军在另一战场发起新的进攻，并且这一进攻必定取得胜利，那么他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一年中的失利连同过去了的一年都已成为过去，而新的幸福的一年开始了。

　　冯·龙德施泰特：我的元首！我想以在场所有指挥官的名义表示坚信，为保证这次进攻的胜利，全军将士将全力以赴！

第二十五章 哎，阿纽塔，阿纽塔……

　　阿尼娅在树林里的陡崖下一座狩猎的小房子里住下来，这座小房子被茂密的小杉树林掩盖着，不留意是很难发现的。每隔一天旋风了来找她一次，给她带来吃的东西；趁阿尼娅在用铁桶做的炉子上煮土豆和甜菜的时候，旋风坐在小窗子前看科利亚、谢多伊和特龙普钦斯基交给他的材料。材料很重要，有些地方说法不一，因为科利亚、谢多伊和特龙普钦斯基的这些材料来自十几个不同的人。所以旋风只得先按它们的可靠程度分类排队。他首先把来自德军指挥部的材料挑选出来，对照着其它材料细心分析。如果发现能证明的这样或那样的事实，最好是有多条线索交叉的证明，他就抄在一页纸上，用红铅笔标出来。有些材料找不出多条线索的证据，但从今天的局势来看，他认为很重要，很可信，他同样也抄录下来，不过是用蓝铅笔标出──他的这些做法同博罗金的完全一样。

　　他必须在夜里把这一叠材料全部整理好：这里有各指挥部命令的副本；谢多伊侦察小组绘制的士兵制服、坦克和汽车上新出现的标志图；需要参照地图核对──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出现了新的部队，在什么地方埋设了电缆，确定它们与防御堡垒设防点位置的关系，推测，然后或者推翻，或者确认敌人可能的行动计划。为了缩短无线电传送的时间，电文要尽可能压缩到最短限度，然后再将这些情报发给博罗金。

　　可是博罗金始终没有回音，自从发了阿尼娅那封电报之后，似乎中断了联系。阿尼娅在那封电报里讲了自己被捕和贝格提出同我们合作以及她在临逃跑前给总部发的是假情报。而且博罗金在提出索要关于贝格的所有材料之后，又命令在他对此作出特殊决定前不要联系。阿尼娅认为，搏罗金这样做是对她政治上不信任的表示。

　　阿尼娅煮着土豆，听着呼呼的火苗声和饭锅里颜色变深了的水发出的咕嘟声，目不转睛地望着旋风，望着他那头发蓬乱的大脑袋，心里想，连他旋风也在回避她，不正眼看她，只顾埋头在看材料，连头也不抬一下。难道他没有感觉到，她现在非常需要他坐到她身边来？难道他们之间就这样一直冷漠下去？他当然明白她对他的态度，只有瞎子聋子才不明白。他躲避她，是因为他不相信她，他认为，既然她被德国人逮捕过，那就不可能干净。旋风不会无缘无故对她闭口不谈贝格的事，博罗金也不会无缘无故不作答复，而科利亚一次也不来这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所有这一切都刺痛着她，她的眼圈成了深褐色的，她几乎没有睡眠；当旋风听到她的手指关节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时，心里猛然一震──阿尼娅过去从未有过这种习惯。

　　“土豆煮熟了，”阿尼娅小声说，“我把它盖好，放在炉子边。好吗？”

　　“谢谢，”他头也没回，说，“你自己吃过了？”

　　“吃过了。”姑娘回答说。

　　她走到隔墙后面，脱去衣服，躺在简易床上，把羊皮大衣拽到自己的下巴处。

　　“只要能相信我，要我的命都行。”姑娘痛苦地想，“若是人家不相信你，而你又无法证明自己清白，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过去总是教导我们：情况要受逻辑的支配。而实际上他不受任何东西支配。我们倒受情况的支配，受它的制约，对它无可奈何。”

　　阿尼娅躺在那里，在寂静中仔细谛听着。她全身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连旋风擦火柴的瞬间动作她都能感觉得到，能清楚地想象出他如何从香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怎样用手在桌上摸索（因为他在埋头看材料），怎样摸到火柴盒，从里面取出一根火柴，然后把火柴盒摆好，灵巧地擦着火柴──火苗起初是白色的，后来显出红黑色的炱杆；她觉得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去点烟，只是当火苗几乎烧到他的手指时，他才赶忙将香烟点着，然后又是长时间地、动作缓慢地，象是犹豫不定地把火柴熄灭，扔进烟缸里，这烟缸是用反坦克炮弹壳做成的。

　　过了午夜旋风才从桌前站起来。他踮着脚尖，走到快要熄灭的炉子前，往里面扔了几块桦木劈柴，掀去盖在饭盒上的旧棉衣，吃起甜菜烧土豆来。

　　阿尼娅很喜欢看别人吃东西。有些人吃东西是为了填饱肚子，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咬面包，食物上留下一排排贪婪地大牙印。另一些人吃东西是享受，吃的时候话很多，把菜汤或点心仔仔细细打量一番：大盘子里的蘑菇、盆里的白菜、小木桶里的嫩黄瓜──在西伯利亚，这些东西摆到光洁的木桌面上显得特别好看；还有些人没什么用意，只是出于需要：该吃就吃。阿尼娅最喜欢这种人。

　　“也可能这是我胡思乱想出来的，”阿尼娅心里想，“就因为见到旋风吃东西象呼吸一样从不挑拣。有一次他说，他妻子，那时她还没有离开他，把洗涮碗具的泔水当菜汤端给了他，而他竟全喝光了。讲到这儿他笑起来，可我却真想哭──她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而这件事怎么还使他发笑？”

　　阿尼娅听到旋风盖上盛土豆的小锅，把它推到炉子旁。后来他又走到挨着门边的一张窄小的铁床前，脱掉靴子。

　　“旋风，”阿尼娅轻声呼唤他，“旋风……”

　　她在叫旋风之前的瞬间，并没有想到会开口叫他。这声音是不知不觉地发出来的。

　　“什么事？”

　　“没什么。”

　　“你怎么还没睡？”

　　“我正睡呢。”

　　旋风笑了一下。

　　“睡吧。”

　　他脱掉上衣，搭在椅子上，又从衣袋里掏出手枪，放到身旁。

　　“旋风，”阿尼娅的声音更轻了。

　　他凝然不动地坐在那里，一直没回答，只是眼睛睁开又闭上，闭上又睁开……

　　“旋风，”阿尼娅又呼唤起来，“请……”

　　后来变得那样寂静，静得似乎周围的一切成了天国仙境，没有苍穹，没有深渊，没有森林的絮语，没有飞雪的沙沙响声，也没有炉火中桦木干柴碎片的毕毕剥剥的声响，没有飘忽不定的烛光灯影。

　　他们两人并排躺在一起，他们感到不安而又幸福，同时又都害怕一种东西──黑夜的结束。

　　……诗人──最敏感的雷达：

　　暴风雪在大地上飞旋，

　　无边无际，

　　桌上烛光摇曳，

　　烛光摇曳……

　　蚊虫象旋舞的云团，

　　朝蜡烛的火苗飘去，

　　雪花从院子里扬起，

　　扑打着窗框。

　　暴风雪在玻璃上精雕细刻，

　　塑出杯盏和利箭，

　　桌上烛光摇曳，

　　烛光摇曳。

　　照亮的天花板上，

　　影移形转

　　交叉的手臂，交叉的腿，

　　交叉的命运。

　　这样的诗会被人认为是战后写成的。也许是吧。然而这首诗是诗人在战争最后那年初冬的一个早晨，用他那敏锐的忧伤的感情雷达听到、看到和接收到的。

　　“怎么，你哭了，小姑娘，”旋风低声说，“我相信你。我爱你，我怎么能不相信你？”

　　“我现在不是为这个哭。”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跟您在一起太幸福了。”

　　“那你笑笑。”

　　“我笑不出来。”

　　“我要你笑。”

　　“那我就欺骗您了。”

　　“欺骗吧。”

　　“我不想。”

　　“你固执吗？”

　　“非常固执。”

　　“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人哭。”

　　“我现在已经不哭了。我们经常这样。”

　　“谁？”

　　“女人。”

　　“为什么？”

　　“我们是有缺陷的人。是用你们男人的肋骨做成的。”

　　“你刚才笑了一下吧？”

　　“是的。”

　　“让我看看。”

　　“不。”

　　“看看吧。”

　　“脸上都是泪痕。鼻子也肿了。看到我这副样子您就不会喜欢我了。”

　　“我会喜欢的。”

　　“我知道，您不会的。”

　　“阿纽塔，阿纽塔……”

　　“您在城里的时候，我连动都不敢动──就担心您。”

　　“我不会出什么事。”

　　“您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

　　“您进城时，我常祈祷。”

　　“向上帝祈祷？”

　　“向炉子、向森林、向天空、向自己。向周围的一切。”

　　“有用吗？”

　　“难道您没有感觉到？”

　　“没有。”

　　“这时因为您不知道。如果在大森林里，一个人翻山越岭，猎人肯定要为他祈祷。我们那里大家都相互祈祷。我过去为我叔叔祈祷时心里总这样想：‘大森林，保佑他一路平安，不要让我的瓦夏叔叔迷失方向，不要把路藏起来，保佑他的火在夜间不要熄灭，把他引到有溪水的地方过夜。上苍保佑，不要下雨，不要让云遮住星星，不然的话，瓦夏叔叔会迷路。他有腿疼的病，可他还总是去打猎，因为他收养了我，他想攒钱供我上技校……”

　　“下面呢？”

　　阿尼娅转过头，把被烛光映得柔和的脸对着旋风低声说：“我想起来了：那是在第三天的夜里──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着。他回来以后，总是笑，讲那天夜里有只不冬眠的母熊碰上了他，而他当时正睡觉。突然好象有人碰了他一下──他一把抓起猎枪。可我知道谁碰了他一下。”

　　“是你？”

　　“不……是大地。一棵大树嘎吱嘎吱响，篝火喷吐着火舌，烤疼了他的后背──所以他就醒了。我祈求过森林和上苍保佑他。”

　　“你是女巫。”

　　“对别人来说──我是女巫。可对我自己却什么都帮不上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我祈求大地和上苍的？从一开始？”

　　“不是。”

　　“那是什么时候？”

　　“在监狱里的时候。”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经常想起您。任何人也没有象您那样让我经常想起──无论是故去的妈妈，还是爸爸，还有瓦夏叔叔。”

　　阿尼娅又哭起来。

　　“你怎么了？”

　　“我现在一辈子也洗不清了──进过盖世太保，为他们发过密码电报。”

　　“别说了，”旋风止住她，“为了让你别在折磨自己，请你记住，并且把它望掉：我也进过盖世太保。”

　　“什么时候？”

　　“我第一天就被捕了。我是一星期以后才去接头的，记得吗？”

　　“记得。”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盖世太保。”

　　“那怎么……”

　　“我是从集市上逃跑的。这讲起来话就长了。总之，我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

　　“那为什么……”

　　“什么？”

　　“那为什么您只字未提过？”

　　“因为我要完成任务。完成了──再讲。”

　　“您对任何人也没有提过？”

　　“对任何人也没有讲过。”

　　“包括科利亚？”

　　“对他也没有讲。”

　　“这么说，您是不信任我们了？”

　　“我相信你们大家，就象相信我自己一样。”

　　“那……您为什么……一直不讲？”

　　“你是不是还不明白？你是不是觉得总部不再相信你了？我这个小组领导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原来认为我也不相信你，对吧？”

　　“是的。”

　　“那我们就只好离开了。可是新的小组需要准备多长时间？一个月。再取得联系呢？一个月。建立好联系呢？一个月。熟悉情况呢？又得一个月。那么城市会怎么样了呢？对于我──工作是首要的，其次才是自己。明白了吗？”

　　阿尼娅没有回答。

　　“睡着了？小姑娘。”

　　阿尼娅还是没有回答。

　　旋风用温柔的动作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

　　阿尼娅并没有睡。她非常清楚地记起贝格讲的那件事：盖世太保有意安排一个俄国侦察员倒戈后从集市上逃跑。他甚至还讲了在哪一天，什么时间。阿尼娅现在想起来了，旋风就是在那一天来接头的。

　　早晨，旋风进城去了。阿尼娅把贝格讲的话同昨天夜里旋风讲的那番话又对照着思索了一番。旋风说他在城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然而阿尼娅把他这句刚强好汉的安慰话完全理解到另外一方面去了，她自作主张地同总部取得了联系，向博罗金报告了旋风被盖世太保抓获以及他逃跑的事。然后她又找出自己的手枪，把子弹推上膛。接着她便站在桌旁一动不动，仿佛化作了一尊石像……

第二十六章 自杀

　　1、丘吉尔先生致斯大林元帅的私人绝密信

　　西线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随时都会要求统帅部作出重大决策。您凭自己的经验就可以认识到，在暂时失去主动权后守卫异常广阔的战线这种局势有多么令人不安。艾森毫威尔将军非常希望而且有必要大致了解您的行动设想，因为这关系着他和我们各方面的重大决策。我将非常感谢，如果您能告诉我，我们是否能够指望俄国大兵团在一月份，或其它您愿意提及的任

　　何时间进攻维斯瓦战线或其它地方。这一极为秘密的情报，除布鲁克元帅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之外，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绝对严守秘密。我认为此事紧迫至极。

　　2、利博

　　“请，特劳布先生，请进。”

　　“谢谢，利博先生。”

　　“先生找我有事？”

　　“只是感兴趣。”

　　“哪方面？”利博把特劳布让到近前，打开房间的灯，迅速朝窗子望了一眼──看看蓝色的灯光管制窗帘是否放了下来，然后打了个手势请特劳布坐下。

　　“现在我就对您解释一切。”

　　“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能引起您这位知名的战地记者注意，真使我荣幸。我曾有幸读过您的著作。”

　　“噢！”

　　“对于这些书的写作技巧，我给予过适当的评价。但令我震惊的是，您是从哪里找到这样一批无能、软弱的窝囊废？当然，请原谅我这样直率。不过，您写的战地通讯我还是相当喜欢的。”

　　“谢谢。”

　　“我想先提一个问题：您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的？要咖啡还是啤酒？”

　　“如果可以的话，要咖啡。”

　　“我现在就煮。”

　　“至于您的姓氏，”特劳布望着这位党卫军分子的后背，慢悠悠地说，“请相信，我并不知道，刚才我也不敢肯定您就是利博。”

　　中尉转过身，微笑着问特劳布：“您是神秘主义者？”

　　“也可以这么说吧。要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您就是利博。使我惊奇的是您的相貌与另一个利博很相象。显然，那人是您父亲──汉堡共产党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利博继续煮咖啡。他拿着勺子在一个白色的大碗里均匀地搅动着。然后以优雅、准确的动作慢慢地拿出勺子，悬在碗上停了片刻，以免咖啡滴到雪白的桌布上，然后把勺子放在淡黄色的餐巾上。

　　他转过身，一手拿着两个杯子，一只摆到特劳布跟前，另一只放到自己面前，然后坐到软椅上问：“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记得您父亲。我采访过他。”

　　“我们长得象吗？”

　　特劳布拖延了一下，回答说：“有些地方──象极了。”

　　“到底是哪些地方？”

　　“这说不好。”

　　“我觉得，您可能搞错了，少校先生。”

　　“如果您对利博这个名字没有反应，那我就是搞错了。可现在我肯定，我没有搞错。”

　　“具体讲，我哪些地方象父亲？”

　　“步态，气度，脸型，还有许多细微的地方也象，这些地方都能使我想起相似之处。当然他很令我震惊：他作为一个人来讲，是敌人，危险的敌人，但又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他的头发是淡黄色的吗？”

　　“说不上淡黄色……不是那种明显的淡黄色。反正他的头发与您的一样，也是浅色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最主要的──我记得他的眼睛、眼形、嘴形、举止。这些地方都象极了。但使我感兴趣的不是您父亲──他是民族的敌人……”

　　“少校先生，我请您表达意思要准确些……”

　　“给共产党暴乱首领，确切说，是首领之一，下个民族敌人的定义您不同意？”

　　“您应该首先向我证明我是这个敌人的儿子，然后再来评价他的行为。”

　　“中尉，说真的，对于您的家谱我并不怎么感兴趣。使我感兴趣的是您，您的成长史──一名光荣的党卫军战士，那位里博……的儿子，”特劳布笑了笑，“我这样讲，可以吗？您不反对吧？”

　　“我不反对。”

　　“这种异常的冷静也许是张惶失措的表现，”特劳布一边搅动咖啡里的糖，一边琢磨，“或许他成了一块冰，铁了心的人，这大概是最可怕的了。”

　　“来吧，老朋友，开始吧。”特劳布笑笑，从兜里掏出活页本和钢笔，请求说，“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地谈谈。我要赞美士兵。世界上唯一诚实的人就是士兵。”

　　“从军官和记者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我很高兴。”

　　“那么……”

　　“我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这我不知道。”

　　“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孤儿。”

　　“父母的情况您一点也不知道？！”

　　“一无所知。”

　　“他们什么也没对您讲过？”

　　“谁？”

　　“上司。”

　　“没有。”

　　“您是党员吗？”

　　“您是吗？”

　　“我始终同情这一运动。”

　　“那我始终是为它而战的。”

　　“妙极了！回答得好。”

　　“这不是回答，这是实情。”

　　“那就更妙了！不过，我觉得您不是一位健谈的人。请您讲讲您的战斗史吧，比如，前线的情况，您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获得了勋章，以及您的战友、作战的详细情况。士兵应该谨慎持重，但也应该尊重报界。”

　　“在党卫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我被派到东线执行党卫军指挥部交给的特殊任务。由于完成了这些任务，我的部下和我本人受到了祖国和元首的嘉奖。还要咖啡吗？”

　　“不。谢谢。不要了。”

　　“这是地道的咖啡。”

　　“我尝出来了。”

　　“我还能为您作点什么？”

　　“没有了。请原谅我打扰您，中尉。”特劳布干巴巴地说，“祝您幸福，再见。”

　　“少校先生，由于我正在执行一项特别任务，条例责成我必须坚决地请您到我的上司那里去一趟。”

　　“我不明白……”

　　“您应该现在同我一起去见我的领导。所有与我接触的人都必须见我的上司。这是帝国党卫军野战指挥部的命令。”

　　“中尉，您的神智清醒吗？请您向领导报告，说军人作家特劳布来找过您。如果必要，他们会请我去解释的。”

　　“我全都明白，但是，少校先生，我必须服从命令。”

　　“难道全完了吗？”特劳布心想，“多么愚蠢！天啊，这小伙子有多可怕。他简直不是人。人性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了。他是只动物。不。甚至都不能说他是动物。是一部上了弦的机器。可能，末日到了，这也好──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利博先生，趁彼此还没有超越尊重的界线，我还是把这视为玩笑。”

　　“特劳布先生，”利博站起身说，“请您不要逼我动用武力。”

　　“您放肆了。”

　　“特劳布先生，我不再重复我的话。”

　　“我拿这个大块头怎么办？”特劳布心想，“看来，得跟他走一趟了。”

　　“那好吧，”他强作笑颜说，“请。既然您坚持──我可不是您的对手。”

　　利博这里没有电话。只有报警蜂音器和呼叫盖世太保汽车的按钮。利博按动了叫汽车的按钮。

　　盖世太保长官克吕格尔把几张照片摆在特劳布面前，说：“这太有意思了，少校。看看吧，请指一下，这些人当中谁是利博的父亲。”

　　特劳布仔细看了看照片说：“总的说来，这些人的相象之处都不怎么明显……”

　　“这就怪了。作家，作家，我将永远称颂你们。我们侦察员要是有你们的记忆力就好了……喏，他们中间谁是？要集中精力。从单纯的职业观点出发，对此我很感兴趣。”

　　“不，这里没有他。”特劳布心想，“从服装上判断，这些照片都是三十年代的。他想干什么？这是什么把戏？这里面没有利博。里面的人没有任何与这位小伙子相象的地方。如果有，我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的。”

　　“这里面没有利博。”

　　“哪一个利博？”

　　“老利博。”

　　“是您在汉堡采访过的那个吗？”

　　“正是。”

　　“他叫什么名字，您还记得吗？”

　　“记不得了，确实记不得了。就叫利博。大家都这么叫。”

　　这时盖世太保长官犯了一个错误──没能克制住自己。他若是克制住了自己──谁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如果他向特劳布道个歉，放他走，然后派人盯住他，跟踪追击，找到特龙普钦斯基、谢多伊和旋风──那样的话谁能知道克拉科夫城以后的命运。可是他没能控制住自己。他一拳打在特劳布的嘴上，大叫起来：“出卖灵魂的败类！败类！根本没有利博！只有伯尔！利博只有一个！那是他在寄宿学校时的姓，明白吗？！站起来！快回答，败类！这位利博的历史是怎么落到你手里的？！从哪儿得来的？！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说！！”

　　特劳布被带往囚禁室后，利博向长官提出了一个问题：“长官，特劳布的话是真的吗？哪怕是一点点？”

　　盖世太保长官深叹了口气，用一块大手帕不住地擦脸。

　　“是的，孩子，”他回答说，“不仅有，而且他的话都是实情。但这丝毫不影响你。你是我们民族忠实的儿子，你不是敌人的儿子，是人民的儿子。你回忆一下，你对什么人讲过你的任务吗？”

　　“没对任何人讲过，长官。”

　　“我信任你，孩子。谢谢你，孩子。你帮了我们大忙。谢谢。”

　　“我的母亲──也是民族的敌人？”

　　“我从未对你说过谎……我现在也不能欺骗你──我的兄弟和党的同志：你的母亲和你父亲一样，也是敌人。”

　　“她还活着吗？”

　　“不，”盖世太保长官看了看利博那双坚强、安详的眼睛，又重复了一遍：“不。她企图杀害你真正的父亲──我们的元首，没有成功。这之后她被关进了集中营。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德国人的母亲，可以教育你，孩子。她抛弃了你，站到敌人那边去了。她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了。元首收养了你，孩子，而且你将永远能感觉到他怀抱的温暖。”

　　“是，长官。”

　　“党卫军首脑知道你的历史，信任你，并且为你骄傲。我们不能相互欺骗。请原谅我的坦率。”

　　“我明白。”

　　“你的心里是不是产生了怜悯之情？”

　　“怜悯？怜悯谁？”

　　“说得好，孩子，说得太好了。如果你想和我谈什么，请随时来找我，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我的房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的，孩子。现在你走吧，我还有很多操心事要办。”

　　“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孩子，希特勒万岁！”

　　利博迈着当初特劳布喊住他时的那种从容的步伐从党卫军营房回到家。他还是那样平静地走进自己的房间，象往常那样点上灯，看了一眼灯光管制的窗帘，收去桌上的两只碗，洗净，放进橱里，又洗净勺子，收好，然后走进洗浴间，在里面开枪自杀了。

　　3、

　　约·维·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的私人绝密信

　　傍晚收到您的来信。

　　利用我们炮兵和空军的优势打击德国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为此，需要适于空军起飞的天气，没有影响炮兵瞄准射击的大雾。我们准备发起进攻，但天气现在不利于我们的行动。不过，考虑到西线我们盟军的情况，最高统帅部决定尽快结束战备工作，无论天气如何，不迟于一月下旬，在整个中部战线对德军展开大规模进攻。请相信，为协助我们光荣的盟军，我们将竭尽全力。

　　丘吉尔先生致斯大林元帅的私人绝密信

　　我非常感谢您的令人激动的来信。我将它转寄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仅供他本人阅读。祝愿您崇高的决策取得圆满成功。

　　4、链环

　　要写战争史，必须在分析这场大悲剧的各个方面的同时，严格尊重保存在文件、报刊和档案中的史实，而不是情感、同情或者新发现的观点。历史可以非常慎重地选用重大事件参加者的回忆材料作为可信的内容。有些人偶然对问题有大概的了解，或者接触到某一局部，尽管十分重要，但对于这类人武断的结论应加倍慎重；这种人的记忆时常出现偏差。历史有责任记载所有人的名字，编入所有的失败和胜利，既不能为哪一方辩解，也不能为哪一方歌功颂德。

　　皮娩永垂青史是因为他的编年史是以遗世独立的精神写成的，无论现实有多么残酷。任何一部历史都应是事实的历史，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随心所欲，歪曲事实，那么，编出的史书，即使出发点很好，也同样会遭到当代人的蔑视和后代人的耻笑。

　　历史学家一旦成为有所倾向的人，一旦想夸大丑恶和颂扬真理，一旦开始在研究中强调个人的观点──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成为不负责任的令人怀疑的大杂烩。真实，只有真实，完完全全的真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才是壮丽的誓言，因为他的证词决定着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命，还决定着几代人的观点。而后代人的观点──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可以使宇宙保持生命力，也可以使它变成一摊无声无息的急速流动的石灰岩和花岗岩，然而在朝着这一悲剧迈出第一步之前，必定有人产生厌倦的念头，这个人有权决定：“让你们这些人和你们那些可笑的谎言都见他妈的鬼去吧。讨厌……”

　　梅利尼科夫躺在医院里，一边大口大口地吐着殷红的血，一边说：“博罗金，你不是小孩子了。人们可以为我们提出的苛刻要求而责骂我们，可是我倒想看看，假如没有除奸部，在人们撤退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还有情况依然不妙的一九四三年，在出现班杰拉分子的一九四四年，以及将要在德国本土上清算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一九四五年，局面会是什么样子。由谁来清算他们呢？这件事当然应该由我们，除奸部的人来干。为了让政治部信得过，我只好不相信了。”

　　“可是这里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这些都是我的人，我了解他们。既然旋风相信阿尼娅，那就是说，他有相信他的理由。”

　　“‘另外一码事，另外一码事……’你不是孩子，博罗金；盖世太保编造出来的假情报是不是她发出来的？是她。这是其一。”

　　“其二呢？其二在我兜里。她逃出来了，她建议同侦察机关的贝格上校合作。这也不是理由。所以不用扳手指头数，这个其二──于我有利。”

　　“我喜欢你这种温柔的性格，博罗金。”

　　“我也喜欢你的温柔性格，可是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也在这里。一九四三年我就假装倒戈，放走过一个狡猾的家伙。确切说，怎么能算是放走呢？不是放走，而是我巧妙地安排了一场逃跑戏。后来掌握了他的全套人马，与他的总部建立了可靠的联系。我把他们蒙骗了半年，在这半年里得到了他们的武器和联络人员。也许你没玩过这种把戏吧？如果你忘了，我要提醒你别忘了那个巴伦西亚的托洛茨基分子。”

　　“一会儿是狡猾的家伙，一会儿又是托洛茨基分子，而现在是阿尼娅。”

　　“阿尼娅，阿尼娅……你是在发誓。阿尼娅是阿尼娅，而侦察机关的贝格上校还是贝格。”

　　“那你是该怎么办？”

　　“总参谋部对那封用他们的密码发来的电报答复了吗？”

　　“没有。”

　　“这是你唯一的一张王牌。在你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指示之前，你还可以认为你同我商量过，如果莫斯科还不作答复，那你就正式与科布佐夫联系，让他参加进来。”

　　“你了解他……”

　　“嗯……”

　　“你能相象出他会提出什么建议吗？”

　　“我能相象出。你尊重辩证法吗？”

　　“哪敢不尊重。他会很快处理这件事的。”

　　“他会做出正确处理的。”梅利尼科夫笑了笑，“至于辩证法──它是对立面的统一。斗争吧，真理属于谁，谁就成功。”

　　“在我跟他斗争的时候，事情也就停止了。”

　　“怎么，你的旋风还是个孩子吗？他可是个严肃的小伙子。归根到底，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怎么，你怕科布佐夫？”

　　梅利尼科夫吧嗒了几下苍白的嘴唇，强忍住要发作的咳嗽，脸憋成了紫红色，过了一会儿，他闭上眼睛，缓了好长时间，才小心地用鼻子呼吸着说：“我只担心一点：我们的人别让这个贝格耍弄了。那样的话克拉科夫城就要毁于一旦，那将是奇耻大辱，我怕的就是不能拯救这座城市。你不是小孩子，你明白。”

　　“我今天就请示总参谋部。”

　　“你还没向他们报告吗？”

　　“我很快就回你这儿来。”

　　“有人还说什么，侦察员和特别处的人相处得很不好呢。”

　　“梅利尼科夫和博罗金相处得很好。”

　　梅利尼科夫用炯炯发光的眼睛看了看博罗金，然后用手指示意他凑近些。

　　博罗金俯下身子，梅利尼科夫用手帕掩着嘴，轻声说：“侦察员，到医生那儿打听一下：我是不是快进匣子了？”

　　“你说什么呀？”

　　“博罗金，你别老想安慰我。我可是个老过了劲儿的肃反人员。好了……快去吧……试试看。要不是这病传染得厉害，我早就逃走了；他们闭口不谈，不告诉我──我传染不传染周围的人。”

　　……半个小时后，博罗金回来了。他坐到朋友的旁边，长时间抚弄着盖在马裤上的长罩衫，想把皱褶弄平。

　　梅利尼科夫说：“如果你回来有说有笑，拍我的手，就象我们党委的那些人，那我一下子就能明白──要见上帝去啦。”

　　“他们说，还是能够摆脱的，”博罗金说，“可能是可能，但一切都取决于你，而不是他们。”

　　“一群蠢货！他们都没有了勇气。既然他们都没有勇气，我最好别活了。谢谢你，博罗金。那我就摆脱吧。我要战胜这可恶的病魔……”

　　“我明天再来看你。”

　　“如果你还能……”

　　“我能来。后天我还来。”

　　“听我说，你的大尉在哪儿？”

　　“维科索夫斯基吗？”

　　“是的。”

　　“在指挥部。”

　　“你派他到他们那里去一趟，授予他全权。”

　　“不等莫斯科的指示啦？”

　　“那就再等一天，最多两天。”

　　博罗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有三条消息在等待着他。

　　第一，最高统帅部命令为援助西线阿登地区的盟军展开全线进攻；第二，为表彰“飞弹”行动，统帅部授予“旋风”小组全体人员列宁勋章。这第三条消息摆在维科索夫斯基的面前：阿尼娅发来的那封电报，她在这封电报中报告了旋风被捕和逃跑的事，并说明逃跑一事是贝格上校告诉她的。

　　“会有这种事……”博罗金拉长声音慢慢地说，开始擦他的前额，“好吧，亲爱的，你去他们那里一趟吧。象平常那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启程。至于怎么办──说实话，我现在也给不了你什么好主意。也许你得充当旋风的预备演员……他的一切关系你得接过来。那里只有一个人干净了──科利亚，你就依靠他吧。我有这样一种意见，那里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然而是悲剧性的混乱。那里没有坏人。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我也坚信不疑，尽管客观上看那里越来越糟糕。”

　　维科索夫斯基没能和旋风接上头。在他跳伞的地点曾发生了一场激战，有个人，看样子受了伤，跳进了河里，后面还有人带着警犬追他。谢多伊侦察小组的人询问过目击者：从描述的外貌推测，这个人就是维科索夫斯基大尉。

　　尤斯塔斯：感谢发来关于龙德施泰特的情报。儿子一切都好。关于任命希姆莱为“维斯瓦”集团军群总司令的传闻是否属实？

　　总部

　　总部：感谢告知儿子的情况。请求推迟报告情况。关于任命希姆莱为“维斯瓦”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帝国中何人负责为海军生产新式鱼雷的保密事项？

　　总部

　　总部：由于实行“特密”制度，在进攻西线前夕弄清这类问题异常困难。

　　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我们理解完成这一任务的所有困难。

　　总部

　　总部：自负责军事反间谍问题的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情报局被粉碎后，为海军生产鱼雷的保密工作由空军情报局（戈林）和德国国家保安总局第四局下属各地方分局（盖世太保，米勒）掌管。根据未经证实的材料，飞弹工厂在布莱梅地区。盖世太保布莱梅分局局长是党卫军队长施莱格尔。一部分你们感兴趣的材料──关于纳粹分子的罪行──已弄到，准备转交给可靠的联络人。儿子怎样？

　　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请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在通常地点接头。暗语及回语照旧。

　　总部

第二十七章 有专业的人

　　1、

　　贝格一星期来都在等候阿登攻势的消息。如果莫德尔和冯·龙德施泰特的推进速度很快而且富有成效，如果他，一名高级军事侦察员，明白了战局确实象戈培尔叫喊的那样，到了最后的转折，那么他会当机立断，把科利亚和旋风交给盖世太保。贝格当然清楚，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冒险。可是他已经累了，在自己玩弄的游戏中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他开始时常屈从于自己的感情，而不是理智。

　　在放映了颂扬胜利的，表现被俘的美国佬和欢笑的德国“装甲掷弹勇士”的新闻纪录影片之后，在听完戈培尔和施特赖赫尔那激昂的演讲之后，贝格又看到了莫德尔对其部队发出的写有：“我们成功地粉碎了敌人企图进攻我们祖国的阴谋”号召书，于是一切都明了了。这就足以使理智提醒贝格：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这是绝望的进攻，而不是力量的进攻。这一点士兵们还不明白，而贝格上校很清楚。于是他立刻叫来了化名为奥托的谍报员。这人就是科利亚。

　　“有件事跟你谈，”他们来到大街上，贝格说，“请转告您的上司，别让他在城里露面。盖世太保有他的照片，对他搜查得很紧，就象搜查你们的女谍报员一样。”

　　“我们领导的照片盖世太保是怎么弄到的？”

　　贝格很快第扫了他一眼，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他在反俄国人的间谍部门工作了多年，所以很清楚峨国侦察小组的领导人落入了怎样的困境。

　　“请安排我同你的上司会一次面。”他说。

　　贝格认为，在进行面对面的谈话之后，他就能巩固自己未来的地位──侦察员是非常精通秘密交易的。

　　“好吧，”科利亚说“我会安排的。”

　　“现在我们继续谈……我们得到的一些情报表明，你们的人正准备发动进攻。您知道吗？”

　　“不知道。”

　　“您把维斯瓦河─奥得河防线的情报转交给你们的人了吗？”

　　“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感兴趣。照片洗出来了吗？”

　　“洗得很不错。”

　　“别生我的气，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听我的：这些照片应该转交给你们的人。用无线电传递这种情报会走样的。”

　　“怎么，您想自荐越过前线吧？”

　　“请您解释一下，多疑──是俄罗斯性格的民族特点还是后天的？”贝格阴沉地问。

　　“看来，您指的是警惕性，”科利亚笑笑说。

　　“不，我指的是疑心，就是疑心。”

　　科利亚停住脚步，说：“上校，您没发觉，脚下的雪发出的声响是多么欢快吗？”

　　“什么，什么？”

　　“没什么。”科利亚回答说，“在战争期间我还是第一次发觉，雪在脚下嘎吱嘎吱作响有多美。”

　　“您的鞋不合脚吗？我可以发给您一双靴子。”

　　科利亚又微微一笑。

　　“不，”他回答说，“我的靴子很好。谢谢。”

　　“您笑什么？”

　　“没笑什么……我常这样。”

　　“您多大岁数？”

　　“我们把战争的一年算作三年。”

　　“少了。”

　　“那您说应该算几年？”

　　“一年算一个世纪。”

　　“上校，我需要见克老赫。”科利亚突然说。

　　他们默默地走了半条街。城市象是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正在步步逼近，显出一副抑郁的样子，披上了黑白相间的服装，犹如穿着一身丧服。

　　“这很难。”

　　“我知道。”

　　“您什么时候需要见他？”

　　“现在就需要。”

　　“这很难……”

　　“您是从哪儿得到我们要举行进攻的情报的？”

　　“什么意思？”

　　“就是：这情报是通过空中侦察，还是战术侦察，或者从上面得来的。”

　　“我已养成了不大相信上面情报的习惯。”

　　“为什么？”

　　“幻想家太多。此外，无论什么他们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元首怎么决定，他怎么评价客观情况，下边的人就怎么跟着喊。”

　　“这很好嘛……”

　　“好什么？”

　　“当然好。”

　　“好极了……就是这个‘好极了’才使得您到了克拉科夫，而我得为你们工作。”

　　“即便元首没有把情报搞得面目全非，我们也还是要到这里来的……”

　　“您是个很懂分寸的人。”

　　“是因为没提到您吗？”

　　“当然。”

　　“不过，我还是想过，”科利亚说，“如果说真话……”

　　“知道吗，最高形式的分寸在于不把所想的全部讲出来。”

　　“这是当代的分寸。我们希望将来人类最高形式的分寸恰恰相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是基督所希望的。”

　　“基督没有国家和我们这样的军队。”

　　“有意思……国家和军队就是为了使所有的人彼此能讲所想的东西。”

　　“您有兄弟吗？”

　　“没有。”

　　“姐妹呢？”

　　“也没有。”

　　“我也一样。所以我常设想兄弟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我的天，你们都是什么样的幻想家……”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对我们讲过了。”

　　“谁？”

　　“英国作家赫·威尔斯就是一个。”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您的上司？”

　　“明天早晨。”

　　旋风向贝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特劳布的事。

　　“这对我来说是新闻。”上校回答说，“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详细情况怎么才能知道？”

　　“这无法办到。盖世太保不会让我们参与的。”

　　“有什么办法没有？”

　　“一点办法也没有。”

　　“怎么能帮助他？”

　　“您是想上天揽月？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特劳布我们只得舍弃了，虽然我很可怜他──一位才华出众的记者。还是谈我们的事吧。我让奥托转告您，要您别在城里露面，波普科同志……”

　　旋风慢慢地熄灭香烟，问：“您是说，他们不会放您进盖世太保？”

　　“您这是第一次跟我开诚布公的讲话。”

　　“是第三次，问题不在这里。”

　　“在哪儿？”

　　“现在──在特劳布和克劳赫的事情上。”

　　“不。在您。”

　　“是吗？”

　　“是的，您明白吗，如果盖世太保的文件夹落到你们人的手里，您会怎样？他们会开除您。难道不会吗？况且这件事您还瞒着自己的同事──甚至连奥托也不知道。”

　　“我的上级会知道的，上校。用不着您充当我的保护人。你们从苍蝇身上没得到什么，也不会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可是我却从苍蝇那里了解到您的情况：我把他枪毙了──现在没有必要隐瞒。但这事已经过去了，所以您不必惊奇：您有您的王牌，我有我的。我的更厉害些。帮帮克劳赫的事吧。”

　　“您同总部联系上了吗？”

　　“没有。”

　　“您能同我讲实话，这很好──从您那里截听到一次简短的发报讯号。所以您要换个位置，已经测出来了。”

　　“在什么地方？”

　　“我暂时还说不准确，不过，大致的方向是克拉科夫城西北约三十公里的地方。”

　　“不错，”旋风暗自想，“打猎的小房子正是在那里。可是阿尼娅自己不能单独联系呀。这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我们的人，”旋风说，“尽管如此，谢谢，我们还是要考虑。看来，是游击队，或者是你们的机关出了差错。”

　　“请您排除后一种可能。”

　　“莫非阿尼娅出了什么不幸？！”旋风脑子里突然闪出样的念头。“就她一个姑娘在那儿！简短的发报讯号！可能她在那里意外地被捕了？”

　　“您肯定吗？”旋风边吸烟边问，“你们的装置不出这方面的差错？有一次发报？”

　　“是的。”

　　“我今天就与总部联系。明天我或者我们的人将转告与您有关的全部情况。”

　　“好。”

　　“克劳赫的事您什么时候考虑？”

　　“明天我会想出办法的。奥托会得知，由他告诉您……克劳赫的事应该干得简单，不用搞什么花样……显然我们没有时间用心计……我没法提示些什么……”

　　“好吧。”

　　“明天见。”

　　“也可能，特劳布把特龙普钦斯基功出来了？”旋风心里不由得一惊，“特龙普钦斯基又把他们领到森林里的那个小房子去了？不。这不可能。特龙普钦斯基永远不会这样做。他是条硬汉子，不可能屈服。他不在城里──必须尽快出城，通知他躲一躲，把阿尼娅也带走。谢多伊那里有备用的住处。”

　　当旋风猛地推开狩猎小屋的房门时，阿尼娅站起身，对站在旋风身后的特龙普钦斯基说：“等一会儿。”

　　“阿尼娅，没时间了，”旋风说，“事情以后再说。”

　　“让他出去，”阿尼娅又说，这时旋风看见阿尼娅手中握着一把巴拉贝伦手枪，“你出去，尤素福。”

　　博罗金：阿尼娅报告的情况属实。我进过盖世太保。为了逃出来，我答应倒戈。明天我与阿尼娅和贝格当面对质。我请求准许继续进行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的工作。我保证拯救克拉科夫城。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也会是一名布尔什维克。请接受贝格向科利亚提供的有关他本人的情况……

　　电文最后还有几句话：希特勒分子指挥部得到了我前线部队调动的情报，贝格认为这可能是进攻前的准备。请采取措施。联系到此。我今夜行动。

　　2、旋风

　　科布佐夫放下电文，摇摇头，哼了一声，说：“拧成一股绳了──明摆着的事……如果我的主人遇到这种乱糟糟的事，他是不会犹豫不决的。”

　　“你呢？”博罗金问，“你自己呢？”

　　“我无法把自己同主人分开。”

　　“你知道，”博罗金慢慢地回答说，“我力争使自己永远不同我们的事业分开，而公开宣扬自己对领导的忠心是极不谦虚的一种表现。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不这样认为。”

　　“那就是你的事了。”博罗金说。

　　“正是。”

　　“还是让我们同上级联系吧。”

　　“这才对。对他们讲什么呢？”

　　“你的意见是什么？”

　　“你的呢？”

　　“我不是在跟你捉迷藏。”

　　“捉迷藏是一种有意思的游戏。顺便说一句，有时玩玩──也不是罪过。”

　　“这也没错。只是那里是人，”搏罗金说着朝电文点了下头，“他们可没跟我们捉迷藏。他们是在跟那些人捉迷藏。”

　　“空话，空话，”科布佐夫皱起了眉头，“我真不喜欢听您这种高谈阔论……人！知道吗，人是鳄鱼托生的。”

　　“你尊重经典著作，这很好。只是旋风那些人的后面是事业。拯救克拉科夫的事业。这件事我和你也是负有同样责任的。不是吗？我准备立刻给他们发报：让他们通过前线来找你接受审查。”

　　“不无道理。”

　　“那就这样定了，好吗？”

　　“就这样吧。”

　　“好。我现在就草拟两封电文。第一封：请你们立刻在指定的地点越过前线──具体情况我同你商定，看在哪里放他们通行。第二封则相反。我准备这样拟定：必须保证完成摆在你们面前的拯救克拉科夫城的任务。你在哪封上签字我就发哪封。只是这两封都要存档。好吗？以备克拉科夫城真的报销了，我们俩也好一起去解释。喏，怎么样？”

　　科布佐夫掏出一包“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香烟，打开来，请博罗金抽，于是两人目不转睛地对视着吸起烟来。

　　“没什么，没什么，让他合计合计吧。”博罗金狠狠地吸着烟想，“不这样也不行，否则他就会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而我就象只轻信的羊羔。”

　　科布佐夫想的却相反：“这个坏蛋，不是吗？耍手腕。如果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无论是哪一种，那就等于把我和他拴在一起了。如果德国人把克拉科夫城毁了，不用说，我的脑袋也保不住。当然，还有点细微的不同：如果我把旋风召来审查，其结果，是暴露了我自己。还有，如果旋风真的已向盖世太保倒戈了，那里的整个行动也就完蛋了，那博罗金就得负责。”

　　“听着，上校同志，”科布佐夫狠狠地吸作烟说，“我和你刚才说的这堆废话有什么意义呢？领导一再教导我们要相信人。难道你真的以为，我能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都不相信你？你自己决定，不就完了。你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这么说，是要溜……”

　　“我？”

　　“不，是小兔子。”

　　“你真是个怪人。你是来找我商量的，对吧？”

　　“是的。”

　　“那我就建议你：你的革命觉悟怎么提示，你就去怎么做。”

　　“那你的革命觉悟是怎么提示你的？”

　　“它提示我要相信你。相信你本人。你对自己的人负责，对吧？这就是信任。”

　　博罗金来找梅利尼科夫。梅利尼科夫听完他的话，又把两封电报草稿看了一遍，然后在建议旋风继续工作的那封电报稿的边角上签了字：“同意。前线除奸部部长梅利尼科夫上校。”

　　“只是要拿给科布佐夫过一下目，不然，他大概又要对你兴师问罪了。顺便转告他：如果贝格上校确实用那个名字在莫斯科工作过，那我是知道他的。我甚至在列昂季耶夫斯基胡同他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同他一起喝过酒。从旋风对他外貌的描述来看，就是他。这非常重要，意义深远。这样那里就有了一条牵线，一条牵往柏林的线，或牵向更远的地方。战争就要结束了，应该往远处想……”

　　回到指挥部，博罗金就坐下来给元帅写报告。报告说，在克拉科夫城活动着总参谋部的一支侦察小组，其任务是保卫这座城市免遭毁灭。博罗金在自己的报告中还说，司令员决定为避免巷战而不缩小包围圈，禁止炮轰克拉科夫城这一具有冒险性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他，愿为发誓不让该城遭到毁灭的“旋风”小组的一切活动承担全部责任。

　　克劳赫拉开车门，费力地坐进汽车里，同阿佩尔问过好，说：“去盖世太保。”

　　“是，上校先生。”

　　“您后面的麻袋是干什么用的？”

　　“那不是麻袋，上校先生。”

　　“那是什么？”

　　“是油桶，上面盖着麻袋。”

　　“那个小箱子是干什么用的？”

　　“小箱子里装的是油和瓶罐什么的。我喜欢储存些备用的东西，上校先生。”

　　“这是好习惯，不过，重要的是别污染了汽车里的空气。”

　　“不，不会的，上校先生。”阿佩尔看了看仪表，说、“您能允许我去趟加油站吗？”

　　“之前没加油？”

　　“请原谅，上校先生，没能加。”

　　“远吗？”

　　“不远，不远，五分钟，上校先生。”

　　“那就去吧，”克老赫皱了皱眉头，“我的司机哪儿去了？”

　　“去检修了，上校先生。”

　　汽车刚刚驶过加油站，阿佩尔立即加大了油门。检查站出口处的党卫军向克老赫敬过礼后，把身子挺得笔直。克劳赫略微抬起左手，向他们还礼。手刚放下，克劳赫觉得有个东西顶住了他的后脑勺。他稍稍转下身子。后面坐着一个身穿没有肩章的德国军服的人，手里的手枪枪口正顶着他的后脑勺。

　　“这是什么把戏？”克劳赫问。

　　“这不是把戏，”科利亚一面拿掉膝盖上的麻袋，一面回答说：“感谢上帝吧，战争对您来说，已经结束了，克劳赫。”

　　贝格准确地向旋风通报了城周围检查岗的情况。科利亚准确地计算出时间和地点。阿佩尔准确地将克劳赫带出了那个检查站。从这里可以去谢多伊的住处──克什利茨的秘密联络点……

　　克劳赫被带进一个漆黑的地窖里，他在地板上爬着高声喊叫：“我是工程师，我是工程师，我不是军人！别枪毙我，我求求你们，别打死我！”

　　科利亚说：“安静，没人想打死您。”

　　“您是德国人？请告诉我，您是德国人。我听出来了，您是德国人！这都是为什么？！我求您！”

　　“我是俄国人，”科利亚回答说，“请别喊叫，这是实话……好了，安静，真的，请安静。我们需要你活着。您会活下来的，如果您能把克拉科夫城的布雷图和摧毁该城的计划交给我，并告诉我防止爆炸的办法和时间。”

　　“好，好，我全都照办，我会把图，所有的图带给你们……”

　　“不，现在您就把这些图画出来。”

　　“那你们在我画完之后能不枪毙我吗？你们说的我知道，是指摧毁布拉格的图──图是我绘制的，我一个人都知道！再没有别人知道。我是工程师，是他们命令我干的，我恨希特勒！我是工程师！”

　　科利亚笑了笑，问：“总之，您是一个有专业的人，对吧？”

　　“是，是的！您说的对，我是个有专业的人！是非军事专业！我会设计，我是──建设者……是那些可恶的法西斯逼我去破坏……是他们，他们！我渴望建设，只建设……”

　　“那好，我们说定了：请把克拉科夫和布拉格的图画出来。我们需要您活着。只是请您别这样发抖。您是军官，克劳赫先生。”

　　谢多伊侦察队的掩护小组依照贝格的建议，把阿佩尔的汽车推到土路上，伪装了一个被反坦克雷爆炸的现场。由于阿佩尔的汽车后仓里放了五桶汽油，所以汽车象干柴一样轰的一声燃烧起来。汽车里还放了两具从警察局里弄来的尸体，这是前一天按照地下组织的决定枪毙的叛徒。因此盖世太保并没有惊慌，也没有改变炸毁挥拉科夫城的传动装置图纸──伪装克劳赫车毁人亡的行动没有给他们留下改变计划的根据。

　　至少旋风是这样认为的。

　　3、活下去，但要记住

　　施蒂利茨看了看表：二十三点三十分。还剩下十五分钟。他提前来到万泽耶，转了一会儿，四处看了看，然后下了汽车，不慌不忙地朝一家小啤酒馆走去，十五分钟后联络员将在那里同他接头。他要把文件交给联络员，为保存这些文件还设立了断头台，不过，在那可爱的刀刃落到脖子上之前，还得经受一天一夜惨无人道的拷问，因为这些文件上都印着：“国家重要文件。绝密。”

　　施蒂利茨往前走着，浑身不住地打冷战。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万一失败将等待着他的那种恐惧，而是因为今天早晨，天色未大亮时他醒来后想到：“如果他们送我礼物，那会是什么呢？他们会不会把儿子派来？”他知道这不可能，知道克拉科夫城的那次巧遇是不可思议的，是极为特殊的，也是不会再重演的；他什么都明白，然而盼望见到萨耶奇卡、科利亚、安德留沙、格里尚奇科夫的愿望却总是执拗地在他心里翻腾。

　　“我累了，”施蒂利茨对自己说，“那次和萨尼亚的会面对我震动太大了。我从未尝过做父亲的滋味，我一个人生活，而且过得很轻松，因为我只对自己一个人负责。只对自己一人负责──这没什么可怕的。再没有比对孩子承担责任更艰难地事了。说它艰难，是因为我知道儿子和我们千千万万的孩子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等消灭了希特勒，到那时为孩子承担责任将是一件美好而善良的事情。那时还会有困难，这些困难父母们还会觉得是不可解决的，但这是不对的，那时困难不可解决，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别人。即将来临的是另一种时代，人们将谱写另一种歌词，只是不要再有希特勒分子，不要再有我所体尝过和正在体尝的那种恐怖……如果我通过联络人员，要求把萨耶奇卡送回家，是可以把他带出克拉科夫的──他们同游击队已经建立了可靠的联系。他会走进家门，抱住妈妈，在昏暗的前室里站在妈妈身边一动不动，久久地站在她的身边，他会闭上眼睛，很可能，他还会看见我，也可能再也见不到我：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怎么会想象出父亲身穿戴着十字勋章的黑军服呢……但以后，等他得知是由于我的请求才把他送回后方，是由于我的请求才使他与朋友分离，也是由于我的请求，剥夺了他消灭希特勒分子的权利……难道他会原谅我吗？他是不会原谅我的。可是我会原谅自己的，如果他要求……不，我没有权利允许自己想这些。他不会出事的，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他现在差不多已经有我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那么大了，可那好象是不久前的事，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我都四十五岁了。我已经累了，象个垂暮的老人，所以脑子里就生出了荒唐的念头，变得婆婆妈妈的，疯了似的胡思乱想……或许，这不是胡思乱想？也可能做父亲的都这样，你过去从未当过父亲，你只是伊萨耶夫，再往前，父亲在世的时候，你是弗拉基米罗夫，后来你成了施蒂利茨，让这个可恶的名字滚一边去吧……噢，天啊，他快点来吧……如果来的不是‘他’，而是‘她’怎么办？自从英格里德死后，我是那样为‘他们’担心……要知道他的父亲也是可以不让她同希特勒斗争的，那样的话，她还会活着，会成为博登·克劳茨伯爵夫人，会在巴伐利亚某个地方躲藏起来，避开恐怖。然而老人自己死了，没有阻拦她成为她所成为的人，牺牲了……我不应该想这些。我会支持不住的，会把事情弄糟的。如果我失败了，他们就会利用我的所有关系，就会找到萨耶奇卡，让我们当面对质，他们做这种事是很有一套的……”

　　十分钟后施蒂利茨见到了联络人。

　　三十二小时后他转交的文件将被送去研究──这些文件很有研究的价值，后代人应该牢牢地记住。

　　4、

　　帝国党卫军首脑 慕尼黑

　　野战统帅部 特罗根大街５６号

　　第１３９７－４２号 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收

　　共三份 国家重要机密文件

　　第二份

　　亲爱的拉舍尔！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的关于强冷却人体的试验报告。党卫军突击队总队长西维尔应向您提供条件，以保证您在我们附近的研究所实施您的想法。

　　我把那些一贯反对用俘虏进行这种试验，而让英勇的日耳曼士兵死于这种冷却术的人看作是叛徒和卖国贼，并且我坚持要求在有关机构中公布这些先生们的名字。我授权您向有关部门宣布我这一主张。

　　请随时将试验进程告知我。

　　希特勒万岁！

　　您的海·希姆莱

　　首脑！

　　我们拥有丰富的几乎包括所有人种头骨的收藏。只是用于研究犹太人头骨的数量还不多。因此，这些头骨的研究还不能得出可靠的结果。东线的战争可以使我们得以弥补这一空缺。

　　为顺利进行这项世纪收集和精选头骨材料的工作，最适宜的方法是命令德国所属部队立刻将所有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活着送交战地警察局。战地警察局也应收到特别指示：即刻通知有关部门将驻地现有的犹太俘虏妥善保存，直到特派人员到来。负责采集头骨材料的特派人员（德军中，甚至战地警察局中的年轻医师或医学远的大学生均可充任，并向他们提供轻型汽车和司机），应及早安排一系列拍照、人类学测量和尽可能记录其族系、出生日期等其他个人情况的工作。

　　在窒息犹太人之后，其头颅不应受到损伤，特派人员要把头颅与身躯分开，将头部装入为此特制的放有防腐剂的密封铁罐里送往指定地点。在眼前照片、测量数据和其他一些头骨资料的基础上，最后即可开始对头骨进行比较解剖研究，研究人种的属性、头骨形状的病理现象、大脑的形态体积以及许多其他课题。

　　根据任务和使命，新斯特拉斯堡大学是保存和研究按此种方式获得头骨材料的最理想的地点。

　　希特勒万岁！

　　您的奥古斯特·希尔特

　　格罗斯博士 国家重要机密文件

　　人种政策管理局

　　关于对待东方非德意志民族人员的几点意见

　　在对待东方非德意志民族人员方面我们应执行尽可能扩大区分个别民族的政策，即处波兰人和犹太人外，还要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古里人、列姆克人和卡舒布人区分出来。

　　我希望犹太人这一概念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乌克兰人、古里人、列姆克人作为民族在我们领土上消失也应该是可能的。对于这些民族的论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也适用于波兰人。

　　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时，教学以及由此产生的精旋和淘汰青年的问题则是原则性的问题。除四年制小学外，不准为东方非德意志居民开设其他任何类型的学校。小学校应以最多只教会学生五百个数和学会签名为限，以及宣传服从德国人、诚实、勤奋和顺从是上帝训戒的思想。我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们学会读书。

　　除小学外，在东方完全不应有任何学校。

　　在这些措施付诸实行后的十年内，总督管辖的臣民将由留存下来的被认为是低能的当地居民构成。

　　这些居民将成为劳动力的资源，每年可向德国提供季节工人和特殊工程的产业工人（道路建设和开采业）。由于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这些居民就会在德国人民严格、合理和正确的领导下，为建设日耳曼文化和建筑的永恒丰碑而工作，并且很可能，这些工作都会因此而完成，因为这一事业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

　　人民高级法院 科隆

　　检察院 贝多芬大街７号

　　第３Ｉ３０Ｉ／４４号案件 纳博埃夫人收

　　帐单

　　古斯塔夫·纳博埃案件，被指控犯有瓦解武装力量罪

　　┌──┬──────────────┬────┬─────┐

　　│顺序│　　　　　　　　　　　　　　│ 以马克 │ 应 付 款 │

　　│　　│　　支 出 项 目 及 理 由　　│　　　　├──┬──┤

　　│编号│　　　　　　　　　　　　　　│ 计 值　│马克│芬尼│

　　├──┼──────────────┼────┼──┼──┤

　　│　　│宣判死刑手续费　　　　　　　│　　　　│ 300│　　│

　　├──┼──────────────┼────┼──┼──┤

　　│　　│邮资费，依照诉讼法第72条规定│　　　　│ 2　│ 70 │

　　├──┼──────────────┼────┼──┼──┤

　　│　　│付给辩护人费，阿尔斯多夫，地│　　　　│　　│　　│

　　│　　│址：柏林，利希特费尔德东区海│　　　　│　　│　　│

　　│　　│尔特纳大街１０a　　　　　　 │　　　　│ 81 │ 60 │

　　├──┼──────────────┼────┼──┼──┤

　　│　　│监禁费，依照诉讼法第72条规定│　　　　│　　│　　│

　　│　　│判决前羁押期，从43年12月24日│　　　　│　　│　　│

　　│　　│至44年3月28日，共96天，每天 │　　　　│　　│　　│

　　│　　│按1马克50芬尼计算　　　　　 │　　　　│ 144│　　│

　　├──┼──────────────┼────┼──┼──┤

　　│　　│判决后至期满，从44年3月29日 │　　　　│　　│　　│

　　│　　│至44年5月8日，共40天，每天按│　　　　│　　│　　│

　　│　　│1马克50芬尼计算　　　　　　 │　　　　│ 60 │　　│

　　├──┼──────────────┼────┼──┼──┤

　　│　　│执行判决费　　　　　　　　　│　　　　│　　│　　│

　　│　　│a)执行判决　　　　　　　　　│　　　　│ 158│ 18 │

　　├──┼──────────────┼────┼──┼──┤

　　│　　│另付帐单邮资　　　　　　　　│　　　　│　　│ 12 │

　　├──┼──────────────┼────┼──┼──┤

　　│　　│ 共 计　　　　　　　　　　　│　　　　│ 766│ 80 │

　　└──┴──────────────┴────┴──┴──┘

　　尤斯塔斯：情报收到。我们明白您很艰难。多保重。

　　总部

　　施蒂利茨哭了。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二一年的春天，那是他第一次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贵重物资库失窃钻石一案出国执行任务；他想起了安静而又美丽的塔林，想起了莉达·博塞的面容和她的问话：“你同我告别，也会说‘同志，多保重’吗？”他听到自己回答说：“一定。”当时他的口气里含着讥讽的意味，那时他还很年轻，比儿子现在的年龄还小六个月零三天……

第二十八章 各得其所

　　阿佩尔和克雷霞带着克劳赫和谢多伊的三名侦察员上山找游击队去了──准备迎接红军的先头部队，科利亚、旋风、阿尼娅、特龙普钦斯基和贝格来到谢多伊的备用地点，一个地窖里碰头。

　　旋风：“阿尼娅，你不想向贝格上校了解一下我的事吗？”

　　阿尼娅：“不用了。一切我都从博罗金那里得到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旋风：“还是问问吧。”

　　贝格：“姑娘，我没有别的办法。”

　　旋风：“为什么？”

　　贝格：“因为当时我是真的在做戏。”

　　科利亚：“是假投降？”

　　贝格：“是的。”

　　旋风：“您是什么时候转变的呢？”

　　贝格：“当我明白了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不想扯谎，说我一开始就对制度不满，这不诚实。在我没有认清它必然要失败之前，我一直是拥护那个制度的。”

　　阿尼娅：“您懂得什么是仇恨吗？”

　　贝格：“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仇恨。我历来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旋风：“阿尼娅，上校帮了我们大忙。这已是证实了的。”

　　贝格：“没什么，我能够理解她。”

　　科利亚：“只是理解吗？”

　　贝格：“理解──就是宣告无罪。”

　　旋风：“时间到了！贝格，您同自己的人走吧。有人会找您，那人会把您这张照片的一半给您。我会把您那半个家还给您的。孩子们会在您那里，而您本人──要留在我们这里。”

　　贝格：“您还保持着幽默。这好极了。”

　　旋风：“再见，贝格。”

　　贝格：“先生们，我应该说，作为侦察员，你们的工作令人惊叹。上帝帮助了你们。再见。（他转过身又对科利亚说）奥托，我在这儿等您还是出去等您？”

　　科利亚：“在这儿等吧。”

　　旋风：“科利亚，我们到一边去……”

　　科利亚：“走吧。”

　　旋风：“科连卡，他把文件给你了吗？”

　　科利亚：“给了。我奉“Ａ”集团军群的命令去军事情报司令部，找弗拉索夫，还要到布拉格去。”

　　旋风：“科连卡，要小心，老弟。这是老话了，可又没别的话……”

　　科利亚：“谢谢你，旋风。”

　　旋风：“谢什么？”

　　科利亚：“没什么。”

　　旋风：“也谢谢你，都记住了吗？”

　　科利亚：“每星期六九点到十点，联络人在“阿德龙”饭店入口处等我。”

　　旋风：“那人拿着两小袋炸土豆片。暗语……”

　　科利亚：“我都记住了。”

　　旋风：“如果发生意外，你就越过前线……”

　　科利亚：“如果发生意外，你就告诉妈妈……关于父亲的事……”

　　旋风：“一切都会顺利的。你自己对她讲吧。”

　　科利亚：“好了，我走了。”

　　旋风：“祝你幸福，科连卡，再见……”

　　科利亚：“祝你幸福，亲爱的旋风……再见……”

　　“阿尼娅……”

　　“啊？”

　　“小姑娘，你到帕列克的秘密住所去。”

　　“不。”

　　“怎么啦？”

　　“我哪儿也不去，我不离开你。”

　　“亲爱的，别拿命令当儿戏。我不想再心神不定，低声细气地说‘我命令你’。阿涅奇卡，我只是求你。”

　　“我也求求您。”

　　“你为什么称我‘您’？”

　　“因为我爱您。”

　　“多难为情，他们正等着我们呢……”

　　“那就让他们等好了……”

　　“阿涅奇卡，我的小翘鼻子……你走吧……”

　　“知道吗，我常常这样想：我们能说那么动听的话，可是我们总还互相折磨。折磨人很容易。动动心眼儿，一丝冷笑，一个眼神儿就够了。而且男人折磨女人尤其容易。”

　　“你说什么？”

　　“我是说，如果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我还为谁而活着呀。”

　　“我会回来的。我们都会回来的，你说的是什么呀？我们迎接到我们的坦克就回来。”

　　“战争──这可不是列车时刻表。”

　　“所以……”

　　“我不离开您，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象只小狗似的跟着您。您要是愿意，您可以枪毙我。”

　　“我怎么才能向你证明，这是荒唐的呢？”

　　“非常简单。”

　　“怎么办？”

　　“把我带上。”

　　旋风走到谢谢多伊跟前，说：“同志们，请大家对对表。明天我们就可以看见自己人了。夜里两点钟……我们的任务是切断炸毁克拉科夫城的电缆。”

　　晚上十一点钟，当公路上出现从克拉科夫城撤退的德军时，在三百公里意外的雪地里，身穿伪装服的旋风、阿尼娅、特龙普钦斯基、谢多伊和他的战友们正进行着工作。他们刨开冻的坚实的土地，把冻土块装进白色口袋里，运进森林。他们要穿透这浸着鲜血的、冰冷、尖利的棕色土地，找到那条给克拉科夫城送去死神的电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坑越来越深，越来越宽，终于，旋风的手触到了电缆。

　　旋风仰面躺到地上。他看见了天空，而天空里，点点的星星之间，阿尼娅那张苍白的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一切都很顺利，小姑娘，”他说，“就在这儿。把炸药给我，弟兄们，我们炸断它。电缆就在这儿。”

　　约·维·斯大林总理致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绝密信

　　……经过苏德战线上的四天进攻战，我现在可以向您通告，尽管天气不佳，但苏军的进攻还是令人满意的。整个中部战线，从喀尔巴阡山到波罗的海，正处在向西推进的攻势中。虽然德国人拼死抵抗，但仍在被迫撤退。毫无疑问，德国人将不得不把后备部队投放到两条战线之间，因而他们将被迫放弃西线的进攻。我很高兴目前这种形势可以缓解盟军部队的状况，加快艾森豪威尔将军预定的进攻准备。

　　至于苏联军队，您不必怀疑，虽然存在困难，但他们将竭尽全力使他们对德国人发动的打击取得最大的战果。

　　帕斯捷尔尼克要塞里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是从昨天就撤离了克拉科夫的野战司令部打来的。

　　“利本施泰因，”克吕格尔大声喊，“炸掉这个生满虱子的城市，部队已经开走了！”

　　利本施泰因向警备队的党卫军分子们下达了命令：“发动汽车，准备撤退！”

　　他走到一排很大的黑红色按钮前，深深地吸了口气，按动了电钮。他欠身坐下，等待爆炸的声响，但是没有爆炸。

　　利本施泰因睁开眼睛，慢慢地将胸中的气呼出来。他又按动了电钮，但还是没有爆炸。

　　电话铃又响了。

　　“怎么回事？！”盖世太保长官大声吼道，“您还在那里磨蹭什么？！”

　　“电钮我都按过了，没有爆炸……”

　　“什么？！您疯了？！”

　　“长官……”

　　“带上警备队，您那里有一百来个党卫军，检查整个电缆！整个电缆！明白吗？！”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的私人绝密信

　　……您的英勇的军队过去建树的功勋和他们在这次进攻中已经显示出来的战果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的军队在两条战线上将取得迅速的进展。我们双方协调一致的努力必将大大缩短迫使我们残暴的敌人投降所必需的时间。

　　丘吉尔先生致斯大林元帅的私人绝密信

　　……我以陛下的名义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贺您在东线发动的强大攻势。

　　希特勒对朱可夫和科涅夫元帅所率俄国军队神速进攻的通报的反应出人意料。通报递交给元首时，他正在吃午饭。如果需要，希特勒会停止用餐的。

　　若是过去，希特勒定会从桌子旁一跃而起，到隔壁房间去找军职人员。使鲍曼最吃惊的是，这一次希特勒只是朝盘子探了探身子，呆坐了片刻，然后把葱煮甜菜推到一旁，说：“想喝点咖啡……有件小事很有趣──我的狗布隆金也是食素者，我观察它很久了。既然动物都本能地做到这一点，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了。”

　　咖啡端来了，希特勒呷了一口，微微一笑说：“记得有一次，我到‘阿尔贝斯特金斯特’青年夏令营去。我立即被一群面如青铜、肌肉发达、身材健美的青年围住。当时我想：我们的电影界有多蠢！制片人选的主角都是些呆小症患者──满脸皱纹、拱肩驼背的男人。难道我们日耳曼民族缺少英雄？难道夏令营里的这些青年人不能当影坛明星？是演员的职业特点吗？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借口！当然，如果让来自生活，即来自前线、劳动营、车间的英雄们进入电影，这将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害怕批评？！如果让十个批评家在十家报纸上写同样一件事，你也会觉得他们每个人写的都是另外一件事。批评──是失败者的自我表现。他们是怎样中伤韦伯的？！又是怎样诋毁《卡门》的伟大作家比才的？！批评家死了，人们也就忘记了，但比才永远活着！有人说耶酥是犹太人，这种荒谬绝伦的思想正是这些批评家和注释家杜撰出来的。耶酥是古罗马军团士兵的儿子！他母亲倒还可以说是犹太人，但十分牵强。既然耶酥与唯物主义斗争了一生，他怎么会是犹太人呢？！而唯物主义者才是犹太人，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由利己主义编织而成的！这种渗透他们肉体和血液的利己主义不允许他们在求生的斗争中冒险，他们象家兔一样，任人宰割。这场战争的结局也将是整个犹太民族的灭亡。顺便提一句，我注意到：无论在哪个国家，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演出都不象在英国那样糟糕。您喜欢喝咖啡吗？”

　　“咖啡是好东西。”鲍曼回答说。

　　“是的，顺便说说，《人民观察家报》我简直无法读。罗森堡在糟蹋语言。他的报纸很快就该改成《波罗的海版人民观察家报》了。绝不允许语族极不光彩的肮脏语汇污染语言。罗森堡是在拉脱维亚受的教育，而拉脱维亚人是猪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他们。”

　　“我一定转告罗森堡，我的元首……”

　　“不必了。他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何必使他难堪呢？应该找个适当方式委婉地帮助他。但帮助还是应当的，虽然上帝只帮助那些能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希特勒望着沉在杯底的棕色咖啡渣，看了许久，又叹了口气，他的双肩垂下来了，太阳穴周围的皮肤抽搐不止。他用食指按了按太阳穴，但马上象受到惊吓似地把手缩了回来，并且很快地扫了鲍曼一眼──看他是否看出了他的惶恐？然后又吸了口气，勉强笑了一下，说：“让他们弄一部好看的电影来。很想看一部轻松的好电影。”

　　他站起身，鲍曼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希而勒已成了驼背，双腿移动很吃力，右手发抖，而他的脸上却凝结着一种负罪和善良的笑容。

　　“顺便提一句，”希特勒说，“扎乌格尔有一次对我说，送到德国来工作的俄国姑娘大部分在体检时都证明是处女。野蛮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保持贞洁……喏，很好，……很好……弄一部电影……”

　　旋风在阵地上坚守了两个小时。他本来是坚持不住的──他的胸部、腹部和两腿都受了伤。阿尼娅躺在安的身边，已昏迷不醒，他的脸色惨白，表情安详，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显得平静而又美丽。谢多伊在雪地里乱滚，他的周围一片血红：地雷的碎片齐肩削掉了他的一条胳臂。特龙普钦斯基的一只眼睛被子弹打了出来。其余的人都已阵亡，而党卫军扔在从四面逼近。旋风本来是坚守不住的，因为白雪在他面前变成了粉红色，不，不是粉红色，而是黑色，不，也不是黑色，他觉得象是第聂伯河岸的浅沙滩；不，他还是觉得那血是白色的，刺眼睛的，于是他又开始射击，而且是短促而又准确的点射。但后来他的脖子又中了一弹──他再也看不到，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射击也停止了。

　　然而就在这时党卫军却开始逃散了──公路上开来的俄国人的坦克。

　　帝国法庭庭长法赖斯计其随员们走进大厅。他们全都身穿黑色法衣，头戴黑色四角帽，胸前佩带帝国徽章。全体起立。特劳布站不起来，两名警察架住他的两臂把他扶了起来。

　　“希特勒万岁！”法赖斯勒喊了一声。

　　他的声音很大，从嘴里喷出一团白色而哈气：第三帝国人民法庭里已经停止了供暖。

　　“因背叛祖国，向敌人提供指挥部秘密计划，判处特劳布死刑。”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六日，特劳布被处死。

第二十九章 不是尾声

　　布拉格细雨蒙蒙。卡尔洛沃桥下的伏尔塔瓦河泛起滚滚的泡沫，海鸥哀鸣着在河面上飞来飞去，偶尔在水面上驻足片刻，然后又钻入低垂的、灰蒙蒙的、云雾缭绕的天空。

　　科利亚坐在贝格房间里听着收音机。莫斯科电台正在播音。科利亚不时跑到门口，听一听走廊里是否有人走过。贝格同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军官们住在旅馆里──这里没有人收听莫斯科电台，认为这是不爱国的行为。

　　科利亚从门口走到收音机旁，他一下子楞住了，他清楚地听到列维坦正在播音：“由于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完成了指挥部的任务，布尔拉科夫·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少校和列别杰娃·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少尉被追授列宁勋章……”

　　科利亚在夜幕初降的布拉格街道上走着。风夹着雨点打在他的脸上。春雨暖融融的，科利亚觉得咸丝丝的，象是从海上飞溅起来的水珠。街上爬动着坦克。挂在路灯杆上的扬声器里播放着纳粹进行曲。雄壮的乐曲声在空荡荡的城市喧闹：宵禁的时间到了，禁止行人上街。

　　科利亚在“阿德龙”饭店附近停下脚步，对贴在粗糙的灰色墙壁上的司令部通告凝神看起来。可是他现在既看不见墙壁，也看不见命令，此时此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列维坦讲话中那“追授”两个字在耳边回响。他似乎还没有彻底弄清这两个字的含义，也不敢想象旋风和阿尼娅会死去。他完全被这消息压倒了，以至没有看见一个手里拿着两包炸土豆片的保安处军官在军官饭店入口处来回走动。

　　保安处军官在科利亚面前停下来，问：“您有打火机吗？我的打火机没油了……”

　　科利亚转过身，向军官行了个举手礼，把打火机递给他。那人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布拉格总是下雨，下雨……太阳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科利亚用自己的暗语缓慢地回答说：“天早晚是要晴的……我相信太阳就要出来了……”

　　保安处的军官微微一笑，把打火机递给科利亚：“谢谢，”他说，“您帮了我大忙……我刚刚飞到这里，对城市的情况一无所知。今天晚上，您也许愿意做我的向导吧？”

　　“很荣幸，党卫军分队长先生。”科利亚回答说。于是他们沿着夜幕笼罩的布拉格街道走起来。

　　雨还在下。开过一列坦克。四周静悄悄的。脚步声撞击到紧张而警觉的墙壁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明天这个时间，”身穿保安处制服的军官小声说，“在卡尔洛沃桥附近有三名地工人员等您。暗语和我们的一样。回语照旧……”

　　布拉格──柏林──克拉科夫